重新發現左翼主體，不啻為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主體改造的重要路徑。

原文 ：《重新發現左翼主體》

作者 |海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覃昌琦

圖片 |網絡

知識分子主體構建必然與民眾發生對話

在1930年代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當中，革命主體實踐深刻嵌入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話語序列之中，從“文藝大眾化”的倡導到“民族形式”討論，從“左翼主體”到“人民主體”，作為民族-國家構型的“中國性”不斷得到凸顯。

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主體性是外顯的，亦是“內曜”的。竹內好認為，“中國革命是民族內在本源之力的顯露，即便借助外力，其運動本身也是自律的。”曼海姆將西歐近代社會轉型歸之為“自然秩序”向“主體性作為”的轉變路徑，在此基礎上以道德政治分離為標志的個人主體性得以確立，這在曼海姆看來具有世界普遍性意義，認為在東亞同樣存在這一轉換。丸山真男在曼海姆的“普遍性”意義中發現了日本文化的“古層”，并嘗試探尋近代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即其所指的“日本性”。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同樣從所謂的“普遍性”意義中來闡述中國革命之于“中國性”，“中國性”之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義，他進一步拓展了竹內好的“中國性”論述，認為“中國的革命性”“創造了中華民族主體”，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觀念的構筑成為中國革命的內在動力。

近代作為左翼（革命）話語的發生語境，既為民族-國家的革命性重建提供了思想參照，又為革命倫理創造了新的知識型。在晚清知識界，“國民”概念的興起與發展始終與個體的“獨”和共同體的“群”發生關聯。從“國民”概念出發，“陶鑄國民”（嚴復）、“新民”（梁啟超）、“各各人民”（章太炎）、“主我”（魯迅）等闡述進入到“群治”“人國”的“群學”共同體構筑當中；學術與言論成為近代知識分子主體思想的外化形式，由“新學”所衍生的“獨”與“群”是知識分子思想抉擇的內在演繹，晚清知識人不僅完成了從器物、制度現代化到思想現代化的嘗試與轉變，而且完成了知識結構向主體抉擇的自我確證。從這個意義上，革命在近代被內嵌于知識人的主體闡釋與實踐之中。知識人的主體訴求不再是“獨善其身”的傳統士人的終極求索，而是具有現代性的主體實踐意味，它經過“國民”“群學”的思想操練，在更為廣闊的歷史境況中深入革命中國的內核，并重塑了20世紀革命知識人的主體價值。

正是“群學”向社會學轉換的近代之路，為知識主體在革命實踐中的向下超越建立了歷史合法性。1920年代“主義”之風興盛之際，階級主體逐漸浮出水面。這一時期，魯迅、茅盾、郭沫若等的革命主體觀構成了現代文人知識分子左轉的思想狀貌；與此同時，肇始于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展開了關于“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討論，其中“革命者/落伍者”“當不當留聲機”“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意識”等話語爭鋒集中凸顯了革命語境下的知識人主體問題，這一論域的深入展開，進而為走向十字街頭的亭子間文人向左翼群體的轉化創造了輿論空間與思想氛圍。其中，內化于階級革命論爭當中的社會學議題，是與主體深刻關聯的革命情感離不開的，在這一現實進路中，革命知識分子的主體構建必然與民眾發生對話。普羅文藝承載了革命政治當中的情緒動員、政治組織功能，經由大眾化這一社會學的重新修辭，知識分子的實踐得以在左翼文藝運動中確立起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革命前衛性。

為20世紀革命進程注入深刻持久動力

1931年，左聯執委會通過的決議案將“文藝（文學）大眾化”確立為左聯的行動綱領。1930年《大眾文藝》的“文學大眾化”討論、1939年“民族形式”爭論，在此之間，左翼文學不僅拓展了工農革命敘事的廣闊題材，而且提出了革命知識人思想改造的命題。知識分子在“我們”化的左翼語境中重新建構了革命主體。在大眾化文藝運動中，實踐性品格則以階級主體的想象性構型，既為向下超越創造了現實可能性，又為文學書寫大眾、革命文藝組織大眾開創了現實主義進路。應該說，左翼文藝作為承前啟后的革命文學思潮，它所兼蓄的思想資源與主體話語，經由大眾化實踐，為20世紀革命進程注入了深刻持久動力。

從最初一批旅俄知識分子瞿秋白、沈澤民、蔣光慈等的俄蘇文論譯介，到1928年成仿吾、李初梨、馮乃超等旅日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再到錢杏邨、馮雪峰、胡風等的革命文藝理論構建，左翼理論在蘇俄、日本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思想資源的影響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基石。在這一進程中，革命知識分子作為理論（思想）主體，深入到了文化與政治、文學與革命、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大眾等諸多維度之中，并在“戰士/作家”“主我/他者”、理論譯介/知識生產的調適中發展了現代中國革命主體話語，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聲。

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就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和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1927年國民大革命失敗，職業革命家“君子豹變”，相當部分轉變為革命作家，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的高壓政策下領導了左翼文藝運動，知識分子的思想及實踐軌跡與魯迅所言的革命現實深入融合，在自我悖論與調適中演繹了現代知識分子的革命主體進程。蔣光慈、錢杏邨、茅盾等是普羅文學的重要開拓者，也是左翼文藝的先行者，從他們的創作歷程中可以進一步發掘知識主體如何在革命理念與主體悖反中應對和處理自身分歧，這是思想的、情感的，也是革命的、政治的難題。由此重新發現左翼主體，不啻為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主體改造的重要路徑。

重回歷史語境中理解左翼的知識邏輯與革命主體，是20世紀文學史、思想史、社會史以及革命史研究的內在要求。當塵封的卷帙浩繁的文獻史料被重新激活時，對于研究者來說，再一次經受的考驗恰恰還是作為激活方式的“主體”。當歷史或者說革命被祛魅，浮現于20世紀的仍然是福柯所謂的“知識型”——歷史顯然無法“告別革命”。當我們嘗試從歷史中深描主體，并要把握主體的聲息時，知識理性并不是一次退場，而是重新構筑起我們的現實批判性，并由此延伸向主體與歷史的遠景。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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