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元前722年至前222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縱向的流動過程及其特征。這一時期被歷史學家分為春秋（公元前722—前464年）和戰國（公元前463—前222年）兩個階段。其中春秋時期材料的主要來源是《左傳》，這是由于《左傳》中大部分春秋時期的記載是可靠的。作為戰國時期多種文獻的集合，《戰國策》自然是研究這一時期的主要材料。同時，其他經典文獻的相關記述、戰國諸子的作品也是重要的參照和支撐。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材料取自《史記》這部成書于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通史”。本書附錄中附有上述文獻年代和真實性的相關討論，讀者可以參考。

本研究從上述文獻資料中搜集了約700人，通過列表追蹤他們的社會地位變動，從而觀察某一社會群體重要性升降的一般趨勢。每三十年為一代人，每一代人可視作一個階段，用以考察各種社會群體在總人數中所占比例的情況。據此，春秋時期可劃分為九個階段，戰國時期則有八個階段。對抽象而又客觀的復雜數據的最佳解釋，是對個案的舉例分析，這有助于對總體情況的理解。

圍繞社會流動這一討論焦點，本研究涉及文化變革的各個方面。類似于一組具有功能關系的要素，社會的不同方面是相互關聯的，它們的變化也是相互聯系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時期宗族的“父權”（patriarchal authority，馬克斯·韋伯的術語）逐漸讓位給制度化的政府；在戰國時期，專業人士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此外，春秋時期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也轉變為地區和職業相互依存的戰國經濟體系。戰國時期的社會政治改革，出于對傳統的挑戰并獲得了正當性，而這對春秋時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孔子等人倡導尊重個人素質而不是出身。從社會流動的角度，這些討論在本研究各個相關章節都有所涉及。

除非另有說明，本研究使用的人物的生卒年代，均主要基于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中文姓名的拼音根據韋氏拼法；但除了元音符號“u”的變音“ü”，其他變音符號一般省去。引文中所用的名字也改為韋氏拼法。中文典籍的英文譯本有時也會做些修改。正文首次引用的中文書籍會使用其全名，以后在腳注中均是中文書名的縮寫。因此，參考文獻中文書籍部分的縮寫也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然而，西文書籍在首次被引用時會給出其詳細的出處，再次引用時會在腳注中使用其可被理解的縮略標題。

在這里，我無法詳盡地列出在這項研究中以各種方式幫助我、鼓勵我的所有老師和朋友的名字，但是我首先要向顧立雅教授致以深深的感謝，我的草稿經他多次審閱和修改，他的建議和指正使我避免了很多錯誤。我還要向審閱過拙稿的全漢昇教授、伯特·F.巴塞利茲教授、米爾頓·辛格爾教授和約翰·威爾遜教授致謝。柯睿格教授和錢存訓教授閱讀了本研究的初稿，并提出了一些實質性的修改意見。特別是錢教授關于圖表設計的建議，我深為感謝。我要特別感謝我以前在臺灣大學的老師李宗侗教授，是他首先引領我進入了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領域。我還要感謝瓊·沃克小姐以及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的其他工作人員提供的友好幫助。我的朋友E.布奧特、陳平仁、威廉·萊爾、陶天翼、里格爾夫婦幫助我編輯、打字并校對這部作品，我要向他們表示感謝。

第一章 問題和背景

（節選）

有一條大河順流而下，流經各個區域。它從高原穿過平原，從盆地流經沼澤。當周圍環境發生變化時，水流也會隨著變化，時而平靜，時而迅捷，時而咆哮。她就是長江，中國最長的河流。這也是中國歷史的寫照，從數千年前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

順江而下，最壯麗的部分是三峽段。在那里，河道穿越瀑布，翻滾旋轉。她響亮地撞擊堅硬的巖石，穿過山脈，最終注入洞庭湖，成為一條緩慢而安靜地流向海洋的大河。洞庭湖當然不是長江的發源地，但是在這里，長江以其巨大的規模和力量體現出她的莊嚴。

中國歷史長河形成的時代可以與長江流經三峽的過程相比較，她的“峽谷”發生在春秋和戰國時期，年代從公元前8世紀末到前3世紀末。春秋之前，中國由許多封建領主統治，其社會有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階層。戰國之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她的人民生活在一個多階層仍然存在，但沒有那么明確界定的社會中；此外，各階層之間也允許更自由的流動。個人從一個社會階層向另一個社會階層的變動，在戰國之后比在春秋之前容易。于是出現了幾個問題：第一，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流動的自由度多大？第二，這種流動是否發生在一個基本上沒有改變的社會結構中？也就是說，個人是否是在原有的社會結構中以更大的便利性進行了地位升降？第三，在社會結構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是什么導致個人在其中的流動性更大？第四，如果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那么這些變化是什么？又是何時發生的？它們與社會流動的變化存在什么關系？

春秋和戰國是以戰爭為主要特征的過渡時期；后一時期被稱為“戰國”是有充分理由的。利用皮特林·索羅金的術語，我們也許可以把戰爭的頻繁程度在某種意義上歸因于社會關系的變化。他認為，社會可以從三種文化模式（概念型、理想型和情感型），以及三種主要類型的社會關系（家族型、契約型和強制型）來分析：由于現有文化模式和社會關系體系形式的瓦解，過渡時期會帶來更多的戰爭。

文化模式不在本書討論范圍之內，但是社會關系變化的概念對于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是有益的。索羅金提出的家族關系和契約關系，基本上類似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共同的和關聯的關系。用韋伯的術語來說，這些社會的權威分別是傳統的和理性-法律的。

雖然本書介紹了韋伯的概念，但“家族主義”一詞更能描述春秋社會，因為當時的社會正是由大家族組成的。應該說，春秋及以前的社會關系基本是家族型的，而這種關系在戰國時代則趨向契約型。家族關系與國家的家族觀念、強大的家族組織和自給自足的莊園制度相吻合。親屬關系或模擬親屬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血緣遺傳方面的社會分層，因此社會流動受到限制。然而，隨著家族關系破裂、家庭凝聚力瓦解，出現了社會真空。個人在這個尚未重新成形的社會體系中，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向上或向下流動。到戰國結束以前，契約關系體系開始出現，官僚機構、雇主-雇員關系和商業交流等都隨之產生。這樣的社會必須對各階層成員不斷地進行再分配，換句話說，社會流動更加自由。

在過渡時期，隨著舊制度的崩潰和新制度的出現，過去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也發生變化。社會結構似乎也發生了變化，而不僅僅是社會內部的流動。觀念的演變往往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然而，反過來，觀念的改變也常常為新社會的出現鋪平道路。這種現象就是韋伯提出的新教倫理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相關聯的一個經典范例。

各種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社會變化的因素交織在一起，聯系緊密，以至于無法確定其因果關系。它們是變化的原因，也受到變化的影響。在本研究中，縱向的社會流動被視為核心指標，其他變化都從這個角度進行考察。這里要尋找的也不是因果關系，而是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或相關性的聯系。接下來的章節將討論社會流動、國家內外的權力斗爭、經濟進步和觀念演變等社會現象。本書似乎是一部關于春秋和戰國時期的通史，實際上它更多的是對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現象的描述。問題是：在重塑社會結構的過程中發生了什么？它又是如何發生的？

春秋戰國時期，昔日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職能和社會地位的分配以及行為的方式完全混亂。社會標準的缺乏使人們感到困惑，直到滿足新秩序需要的新標準建立起來。新制度建立后，一些社會成員發現自己的地位與以前制度下的祖先截然不同。

本書將考察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流動所獲得的自由程度，它也將取決于舊社會是否瓦解。對權力斗爭、經濟演變和意識形態變化等因素與舊社會向新社會過渡的相關性的研究，將為揭示社會結構和流動性變化的復雜過程提供一些線索。

【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作者自《左傳》《戰國策》《史記》中選取了春秋、戰國間的大約七百人，追蹤他們的社會地位變動，從而觀察數個社會群體的重要性升降的一般趨勢，以社會流動為核心，考察中國古代早期（春秋、戰國間）的總體社會轉型和文化聚合。軸心時代最劇烈而深刻的變遷之一，在書中所采用的計量社會學的扎實論證和大量史料佐證的基礎上，得到了系統的表述與解釋。同時，作者以精煉的語言描述了春秋、戰國間漫長、復雜的整體社會轉型和文化聚合，包括但不限于多個社會階層的衰亡、興起和更迭帶來的政治權力的集散、轉移；神圣和家國一體觀念的變化；“士”的觀念及其體現出來的意識形態的變遷；對軍事、諸侯國內外的沖突和強權層面變化的觀察和分析；對賦稅、勞役、土地、貨幣、商業、技術和城市等具體現象之變遷的觀察和分析；新型國家的出現和鞏固及隨之出現（或互為因果的）的新出現的行政專家和專門的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