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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是紀傳之祖，是真正的“人的歷史”，它從先秦史傳以事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史記》是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是一部社會史，突破了偏重政治的局限。《史記》記事在歷時性和共時性方面均有突破，它縱貫2000多年，系統記載了各國之事。《史記》不僅是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具有世界史的格局。《史記》是一部有靈魂的歷史，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述往事，思來者。

司馬遷作史之時，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面對豐富而且繁雜的資料，他沒有不加選擇地堆砌成文，而是根據需要予以取舍裁擇。《史記》取材原則的確定，與作者修史目的、宗旨和方法有緊密聯系。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條。

01注重天下興亡

太史公創作《史記》，意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作者試圖以史的形式，觀察古今盛衰的變化，探求治國之道。此一目的，決定了《史記》在取材上對國家治亂存亡的特殊關注。

《留侯世家》說：“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張丞相列傳》說：“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這些人雖然位極人臣，但無益于成敗治亂之數，所以作者毅然決定不為他們立傳。相反，一些人物雖然地位沒有丞相尊貴，卻因有關國家政治，而得以在《史記》中占有一席之地。

記載一人之事是如此，考察一國之事同樣也是如此。《陳杞世家》說：“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又說：“周武王時，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厲之后，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云。”這些國家，國小力微，對歷史發展進程影響不大，故作者略而不論。縱覽《史記》全書，太史公載五帝、三王、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于存亡興衰之際尤為留意，都體現出作者重視天下興亡的取材原則。

02成書流傳者不論

對于有著作流行于世的人物，《史記》不取其作品，對他們的事跡，則分別不同情況，靈活處理。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載其行事。《孫子吳起列傳》云：“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老子韓非列傳》、《司馬穰苴列傳》也有類似的說明。

二是論其軼事。《管晏列傳》：“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三是不論其傳。《孟子荀卿列傳》：“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史記》不錄流行于世的著作，是為了節省篇章，增加有效容量。后世史書載文過濫，“非復史書，更成文集”，可見《史記》裁決之可貴。

03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這句話，載于《太史公自序》，又見于《報任安書》。《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奏：“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此奏經秦始皇認可而施行，對于民間所藏書籍，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漢惠帝四年廢除秦挾書之令，至武帝時始廣開獻書之路，漢初統治者以國家的力量，經過多方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秦焚書坑儒所帶來的損失，這無疑是值得稱道的。而司馬遷以個人之力克服種種困難，訪求遺文軼事的努力，更是令人欽敬。在利用文獻資料方面，單是《史記》所稱引的百余種文獻，就可以窺見他廣收博覽、披沙揀金搜集史料之一斑。他求史記，訪古書，更可看出他網羅舊聞的良苦用心。

尤其值得贊賞的是，他并沒有以掌握現成的文獻資料為滿足。他根據作史的需要，進行過大量艱苦細致的調查訪問，實地考察，收集一切對作史有用的材料。例如，戰國末年和秦楚之際這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的有關史料，太史公就作過系統的察訪。

他到過大梁之墟，聽墟中人講述秦滅魏的史實，尋訪過所謂夷門，看到過春申君的故城宮室，還親至孟嘗君封地，感受到薛地多暴桀子弟與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有關，肯定世稱孟嘗君好客名不虛傳。秦失天下，與輕用民力有關，史公特別留意過蒙恬所筑長城亭障及開通的直道。彭城為項王建都之所，又是楚漢戰爭的重要戰場，豐、沛是劉邦龍飛之地，又是樊、酈、滕、灌、絳侯周勃等人的故鄉，淮陰是楚漢戰爭的關鍵人物韓信的出生之處，這些地方，作者曾一一親至其地，深入調查訪問。從實際效果來看，作者耳聞目睹，不但擴大了史源，更增長了史識，這在《史記》中多有體現。

《自序》云，漢興至太初“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太初之時，作者收集史料的工作已基本就緒，因而開始了《史記》的創作。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這一可喜局面的出現，離不開太史公艱苦卓絕的勞動。

04擇取雅言

《五帝本紀》贊語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云作此篇時“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這里提出了取材擇其雅言的原則。《殷本紀》：“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詩》、《書》。”采《詩》、《書》入史，是因為這些資料典雅可據。同時，“雅馴”與否是決定一切史料取舍的重要原則。

擇取雅言的另一面是擯棄怪誕不經的東西。《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僠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自序》亦云：“星氣之書，多雜僠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刺客列傳》：“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大宛列傳》：“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以上所言，都是太史公明言擯棄的材料。還有一些資料，作者沒有具體指出其內容，然而也在被刪削之列。如《五帝本紀》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百家”作為書名，見于《漢書·藝文志》，共有一百三十卷。它記載了哪些內容，我們已無法判定。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書中有一些“不雅馴”的記載。《史記》將這類資料刪去，無疑是正確的。

當然，《史記》選擇史料也不可能盡善盡美。如《殷本紀》載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周本紀》載姜原踐巨人跡而生棄，《秦本紀》錄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這些事件或見于《詩》、《書》，或存于口碑，流播既廣，太史公遵孔子紀異而說不書之成法，未盡加刊落，故猶存此奇異之跡。至于《高祖本紀》載劉媼夢與神遇而生高祖，劉邦斬白帝子諸事，實與《陳涉世家》魚腹丹書、篝火狐鳴如出一轍，太史公未必相信實有其事。總的說來，《史記》選取史料相當精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