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奇涵，新中國的上將，曾在抗日戰爭中保衛黃河防線，也是最高法院副院長。

在一次回到江西老家的途中，他的前妻在見到他時落淚。

那雙鞋，二十年的等待，那些深埋的情感，背后隱藏的是怎樣的革命故事？

——《壹》——

早年經歷與革命起點

1897年9月23日，陳奇涵出生在江西省興國縣壩南區竹壩村，那個時代，民國動蕩，軍閥割據，百姓生活艱難。

出生在農民家庭的陳奇涵，從小便對社會的變革與動蕩產生了強烈的感知，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從小對知識的渴望卻讓他不同于周圍的同齡人。

1912年，15歲的陳奇涵考入贛州中學，受到了系統的教育。

四年后的1916年，年僅19歲的陳奇涵就在家鄉創辦了“憂道小學”，免費招收工農子弟。

他不滿社會的不公，認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改變命運，尤其是窮苦人民的命運，這種意識形態的萌芽，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之后的人生軌跡。

1919年，陳奇涵考入了云南講武堂韶關分校，次年轉入廣州護國第二軍講武堂，在軍校，陳奇涵不僅學到了軍事知識，更接觸到了革命思想，漸漸覺醒。

這段時間，他開始思考，如何才能改變腐朽的社會制度，如何才能推動國家走向更為公平與正義的道路。

畢業后，他進入了贛軍，擔任排長、連長、代營長等職務，逐漸嶄露頭角。

可是，眼見當時軍閥混戰，陳奇涵的理想開始與現實產生了激烈的沖突，他厭倦了這樣的混亂局面，決心投身更為激烈的革命事業。

1924年，陳奇涵脫離贛軍，投身廣東革命政府，成為廣州警衛軍的一員。

廣東的革命氛圍讓他深受感染，也讓他進一步認識到，革命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正是這一年，他迎來了與中國共產黨結緣的開始。

1925年，陳奇涵進入黃埔軍校，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黃埔軍校，他擔任了學員隊隊長、連長、政治大隊長等職務，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戰斗，沙基口反擊英軍的戰斗，便是他在黃埔軍校期間最為關鍵的戰役之一。

當時，黃埔軍校的學員們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革命者，他們懷揣著改變國家命運的夢想。

正是在這一時期，陳奇涵的思想逐漸成熟，他不僅學會了如何指揮部隊，更深刻意識到，革命的根本不在于單純的軍事勝利，而在于群眾的力量與組織的建設。

——《貳》——

紅軍與蘇區建設

1926年6月，陳奇涵帶領一批中共黨員來到贛南、臨川等地，開展革命工作。

此時，他開始真正接觸到廣大的農民階級，開始從基層推動中共的工作，為了讓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他創辦了工農運動訓練班，并成立了《貫徹日報》，宣傳共產主義理念。

1930年，陳奇涵帶領贛南的革命力量，發起了著名的贛南起義，并成功創建了贛南蘇區，面對敵人的圍剿，他與同仁們在艱難的條件下堅守，進行了數次游擊戰。

1930年秋，陳奇涵被任命為紅4軍參謀長，負責指揮紅軍的戰斗。

他在這一職務上，展現了出色的戰略眼光和指揮能力，在紅軍的多次反“圍剿”戰斗中，陳奇涵始終站在最前沿，不僅要面對敵人的猛烈攻擊，還要應對內部的協調問題。

1931年，中央蘇區的第一至第三次反“圍剿”戰役，陳奇涵參與了大量的戰斗調度與指揮工作。

他與林彪等指揮員共同奮戰，在多個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些戰斗不僅是軍事勝利，更是信仰與理想的勝利。

當時的紅軍，處于一個極為艱難的局面，敵人的圍剿不斷升級，而紅軍的裝備與補給卻相對匱乏。

陳奇涵深知，每一次反“圍剿”都意味著成千上萬革命者的生命和未來，他必須準確掌握敵軍的動向，制定最有效的作戰方案。

1932年，陳奇涵在紅1軍團參謀長的位置上，協助林彪等率部參加漳州、水口、樂安宜黃等戰役。

在這些戰役中，陳奇涵始終保持著冷靜的判斷力，不僅在最危急的時刻帶領部隊脫險，還為后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而在這一過程中，陳奇涵對于革命的理解也愈發深刻。

他知道，紅軍不僅是一個軍事力量，更是一個政治力量，必須通過嚴格的組織建設與黨內的合作，才能最終取得勝利。

——《叁》——

抗日戰爭與戰后貢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個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成為了陳奇涵一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他所經歷的革命斗爭早已不僅僅局限于地方性的武裝沖突，戰爭的規模、戰略的復雜性和對國家未來命運的影響，都讓這場斗爭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1937年8月，陳奇涵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教育局局長，負責軍事指揮體系中的軍官訓練和戰術戰法的推演。

他知道，教育訓練固然重要，但在這場關乎國家存亡的戰爭中，真正的戰斗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于是，他逐步開始推動前線與后方的資源整合，試圖通過軍事訓練和后勤保障，提升抗日力量的整體戰斗力。

1938年，陳奇涵調任綏德警備區司令員，這一職位給了他一個全新的挑戰——不僅要應對日軍的進攻，還要保持邊區的社會穩定。

綏德，位于黃河上游，是陜甘寧邊區的一個重要防線，為了有效抵御日軍進攻，陳奇涵實施了多次戰術部署，成功穩定了邊區的防線。

在此期間，由于敵軍的不斷進攻，陳奇涵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兵力，進行高度靈活的防守，他將“半渡而擊”的戰術發揮到了極致，屢次打擊日軍的進攻勢頭，保衛了黃河流域的重要區域。

1945年抗日勝利后，陳奇涵調任冀熱遼軍區副司令員，指揮冀北與遼東的保衛戰，他參與了歷史上著名的古北口保衛戰，并為冀熱遼地區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隨著戰后局勢的變化，陳奇涵迅速適應新的環境，并調整戰略戰術應對新的挑戰。

在隨后的東北戰役中，陳奇涵不僅在指揮戰斗中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還協調了當地的軍民合作，確保了戰役的順利進行。

1949年，陳奇涵隨軍南下，并在6月被任命為江西軍區司令員，負責指揮剿匪作戰。

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戰斗中，陳奇涵帶領江西軍區的部隊，打擊了大量殘余的敵對勢力，成功消除了匪患，保障了人民的安全。

——《肆》——

前妻的牽掛

1953年，陳奇涵被調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審判庭庭長、軍事法院院長，這一職位令他從戰場上走向了法庭，進入了中國法治建設的第一線。

1954年夏，陳奇涵卸任江西軍區司令員后調任解放軍軍事法庭庭長，工作告一段落后，他請假回江西興國壩南村老家探親。

他未通知任何官方人員，僅乘軍用吉普車悄然返鄉，卻在村口被鄉親認出，引發村民圍觀。

面對縣領導“為何不提前通知”的疑問，他堅持“共產黨的官是為人民服務的，不必興師動眾”，拒絕接風洗塵。

1934年陳奇涵參加長征前，因戰事緊急僅與妻兒匆匆告別，王建德事后才想起為丈夫縫制新鞋，追出幾里卻未能趕上隊伍。

陳奇涵離開后，王建德獨自撫養兒子、照顧公婆，直至老人離世，她將那雙未送出的布鞋珍藏多年，成為對丈夫的無聲牽掛。

陳奇涵推開家門時，前妻王建德早已等候多時，兩人見面時，王建德含淚遞上一雙布鞋，哽咽道：“奇涵哥，做起這雙鞋，等你穿，足足等了20年！”

陳奇涵試穿布鞋后感慨：“不緊不松，蠻合腳！”王建德則回應：“你胖了，我都有點認不得了！”兩人以兄妹相稱，化解了戰爭年代因分離產生的誤會。

陳奇涵在回鄉期間不僅探親，還出資安葬故友遺體、走訪貧苦鄉親，并捐出500元積蓄支持家鄉建設。

1958年，他又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這一職務，讓陳奇涵成為了新中國司法體系的重要建設者之一。

在這期間，陳奇涵不僅加強了軍隊的法制建設，還推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司法改革。

1981年6月19日，陳奇涵病逝于北京。

陳奇涵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不僅體現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也體現在他對祖國法治的貢獻上。

他的軍人身份與法治工作相結合，使他在歷史的長河中，顯得尤為獨特，這是陳奇涵留給后人的最大財富，也是值得每一位歷史學者和普通人銘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