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日本侵華戰(zhàn)爭導致中國無數家庭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生命遭受無情摧殘。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前后，常熟鄉(xiāng)紳徐兆瑋每天關注戰(zhàn)況，日常生活深受戰(zhàn)事的影響。常熟淪陷后，他攜家人輾轉多處尋求避難，途中遭遇各種驚險，家中也被日軍搶劫達七次之多。在此期間，常熟民眾除了遭受日軍的奸淫擄掠之外，還飽受土豪劣紳、土匪流氓以及地方武裝的摧殘。徐兆瑋的遭遇從一個側面反映常熟淪陷前后民眾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變化以及戰(zhàn)時地方社會秩序混亂的情景。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抗戰(zhàn)史研究開始勃興并不斷發(fā)展，涌現了許多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其中軍事史、戰(zhàn)爭史、抗戰(zhàn)經濟史、國共兩黨關系史、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已較深入，日常生活史研究相對薄弱。近年來，隨著抗戰(zhàn)社會史研究的興起，相關研究也取到了不少成果。從區(qū)域來看，大致可以分為戰(zhàn)時大后方、抗日根據地、淪陷區(qū)等，涉及的人物有普通民眾、學生、地方鄉(xiāng)紳、知識分子、外僑、軍官以及政府中的高級官員等。近來加拿大學者卜正民對抗戰(zhàn)初期江南五城社會秩序的維持，以及生活其間的個人心態(tài)、處境與選擇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上述研究的時段大都為戰(zhàn)爭發(fā)生之后，研究的對象側重于特定群體，缺少以個體為考察對象的微觀研究。那么，在戰(zhàn)爭來臨前后，人們的日常生活、心態(tài)、情感以及地方社會秩序發(fā)生了何種變化呢，這一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戰(zhàn)爭的陰霾逐步蔓延，特別是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后，江南民眾開始真正近距離體驗到了戰(zhàn)爭的殘酷。對此，常熟鄉(xiāng)紳徐兆瑋在日記中均有詳細記錄，他通過報紙和收音機了解戰(zhàn)爭的狀況，并將戰(zhàn)事消息以“要錄”的方式記入日記。另外，他還將親友見聞以及鄉(xiāng)鄰告知他的信息一一載入日記，內容包括日軍暴行、時局動態(tài)、地方社會秩序和百姓見聞等多個方面。由于信息來自多個渠道，且豐富詳盡，可以相互印證，可為報紙、史志疏漏未載者提供補遺，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有鑒于此，本文以《徐兆瑋日記》為研究中心，從微觀史的角度研究他在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及常熟淪陷前后的日常生活、情感變化，以此豐富抗戰(zhàn)社會史的研究。

一、淪陷前的日常生活

1937年，居住于常熟何市鎮(zhèn)的徐兆瑋已是一位年屆70歲的古稀老人。由于年歲已高，他每日的生活就是陪伴家人、接待訪客、與友人通信以及閱讀書籍。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這種平靜的生活逐漸被打破。7月7日徐兆瑋的日記中并沒有特別的記載，四天后他在給叔叔徐鳳標的信函中寫道：“蘆溝起釁，恐將擴大。城中盛傳楊林開炮，此間亦聞巨聲，果有其事否？本思到滬觀文展，為炎威所懾，欲行仍止。”從中可知，當時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已在常熟傳開，城內還盛傳太倉楊林口聽到炮聲。徐兆瑋還取消了去上海觀看展覽的行程。同樣，寧波人張?zhí)s也在當日得知事變消息，并在日記中記載道：“蘆溝橋事件擴大，中央亦準備于萬不得已時犧牲，士氣激昂，為無和平解決途徑，恐戰(zhàn)事將從此開始。”徐、張兩人的憂慮一樣，都非常擔心中日戰(zhàn)爭將不斷擴大。

7月16日，常熟鄉(xiāng)間開始謠傳蘇州城內的保長訓練處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炸死炸傷數人，并且聲稱常熟報紙已有記載。對此，徐兆瑋在日記中分析說道：“吾邑保長一人因病沒于蘇城戚家，前日見《琴報》，大抵由此訛傳耳。”囿于資料所限，筆者已無法考證此事的真?zhèn)危梢詮囊粋€側面說明，盧溝橋事變之后江南不再是安樂窩，民間開始產生恐慌。

實際上，這種恐慌并非是空虛來風，盧溝橋事變發(fā)生之前日軍就在長江下游地區(qū)頻繁活動。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1月，日本軍艦多次在常熟白茆口、滸浦口、野貓口等處測量水位，并登岸偵察，為入侵做準備。1937年2月5日夜9時，一艘日本軍艦在常熟徐六涇口外四處徘徊，并用探照燈照射江岸。當月20日夜5時，鄉(xiāng)民又發(fā)現一艘日本軍艦，艦上士兵用機槍掃射灘岸，迄夜未去。7月17日，徐兆瑋從常熟《琴報》得知15日早晨6時，日本軍艦行駛到白茆口，士兵登岸后進行實彈演習，四小時后才離去。當日確有兩艘日本魚雷艦駛入常熟和江陰江面，似乎別有企圖。不僅如此，在白茆、滸浦一帶時常發(fā)現日本人和類似漢奸之人，“似為兜售仁丹、眼藥等藥品，但行蹤詭秘，大有可疑”。

7月19日，徐兆瑋感覺“蘆溝戰(zhàn)事消息沉悶”，遂閱讀了18日的《申報周刊》，得知日軍傷亡甚眾。對于日方聲稱死傷士兵58人的說法，他認為是日軍為了顧全顏面而打了若干折扣，“但即以此而言也，足證向來存有尊大夸耀心理的皇軍吃虧非淺”。21日，他閱讀《時報》，報載日機在平漢鐵路上瘋狂掃射列車，死傷甚眾。對此，他極其憤怒，在日記中痛罵道：“猖狂如此，真堪痛恨。”25日，他閱讀《晶報》，報載宋哲元命令馮治安部撤離南苑，并稱盧溝橋是局部小沖突，這使全國民眾的抗戰(zhàn)情緒由沸點突然降為零點。讀此消息，他的感受是“欲哭無淚”。

隨著華北戰(zhàn)事的不斷擴大，徐兆瑋的內心極為焦慮，每天均會關注最新消息。7月26日，他寫信給上海的瞿鳳起詢問道：“蘆溝起釁，滬上亦有謠言，未知來日何如？”27日，他感于報紙新聞滯后，遂改用收音機收聽新聞。當日得知日軍進入北平城，并在彰儀門大街、牛街一帶與宋哲元的部隊進行交戰(zhàn)，他頓時失望至極，聲稱“和平殆絕望矣”。28日，得知“我軍已將廊坊、豐臺二處克復，大獲全勝，滬上皆燃放爆竹志喜”的消息后，他內心極為喜悅，并吩咐家人晚餐多加一個菜，以示慶祝。兩日后收音機意外損壞，他只能閱讀27日和28日的《時報》，了解日軍與宋哲元部的交戰(zhàn)狀況，以此安撫焦慮的情緒。30日，由于報紙沒有送到，他心里一直是惴惴不安。31日，他通過《時報》了解到北平形勢突變，中央電令宋哲元部轉赴保定。此后又得知“通縣激戰(zhàn)”“豐臺收復”“天津大戰(zhàn)”“趙登禹和佟麟閣殉國”等事。

前方戰(zhàn)事節(jié)節(jié)失利，北平、天津相繼落入敵手。恰逢那幾天常熟有臺風過境，真是“屋漏偏逢連綿雨”，徐兆瑋的心情格外沉重。8月2日，何市開始下起小雨，“風甚狂似颶，涼如新秋，夜風益狂”。3日晨，依然下著小雨，但不久后風漸猛，雨益大，“颶風之勢成矣”。4日上午，“風勢猶厲，下午雨止”。當日，徐兆瑋的侄子徐子華前來報告受災情況說，老祠堂的正門被一顆樹壓壞，鄉(xiāng)間草屋多被吹壞，“牛車棚幾無一剩，棉地損傷尚不能計數”。晚上，他翻閱《國聞周報》，在誦讀周棄子的《軍中曲》后越感悲壯，遂抄錄在日記中：

悲歌何止慨同仇，劃盡瓊華恨未休。不信盧溝橋下水，至今猶向海東流。

驕兵難戢自將焚，燎卻昆岡更不分。萬眾仰天求戰(zhàn)死，從他鐵鳥下層云。

垂老新婚一例均，向來許國早忘身。預為河畔沙間鬼，不作閨中夢里人。

茹垢含瑕彼一時，復仇今日更何疑。磨刀嗚咽水沉血，要遣蝦夷識怒獅。

8月6日，徐兆瑋從友人錢繼長帶來的《新聞報》中得知，北平的良鄉(xiāng)和天津的楊柳青都已收復。隨后，他又翻看了2日和3日的《時報》，得知日軍進攻良鄉(xiāng)受阻，損失頗重，遂增兵來華。日機轟炸保定平漢線，并大舉進攻靜海。除了了解戰(zhàn)事的具體進展之外，徐兆瑋還特別關注前線失利的原因。他從《關于時局的幾點說明》一文得知，平津陷落，實因宋哲元心存妥協，加上“武器見絀”和“工事缺乏”。

8月13日，徐兆瑋通過收音機得知，“上海我軍已與日人接觸”。翌日，戰(zhàn)況甚烈，下午空軍出動。受戰(zhàn)事影響，上海與常熟之間的交通被迫中斷，滬報遲遲不能送達。此時，收音機也無法準時播報當日新聞，“所聽得者，一鱗片甲而已，多言日機轟炸事”。自20日起，徐兆瑋只能閱讀常熟《琴報》了解戰(zhàn)況，得知日機連續(xù)轟炸蘇州、杭州、南京等地。8月28日，由于日機轟炸，常熟城內的商店大多閉門歇業(yè)，無法購買《琴報》。此后，他只能通過收音機收聽信息，了解戰(zhàn)況。直到9月20日，滬、虞之間的交通才恢復，徐兆瑋購得當日的《新聞報》。報紙是徐兆瑋獲取外面信息的主要渠道，能否獲得報紙也影響到了他的情緒。如9月30日，當得知有停售幾天的《琴報》《新生報》送到時，他心中頓時大喜。10月16日，聽聞《琴報》停刊，他心中極為失落。11月1日，當《常熟報》遲遲不能送到時，他心情則是“沉悶極矣”。

自1937年7月21日至11月11日徐兆瑋舉家避難之前，他先后通過收音機以及《時報》《晶報》《琴報》《新聞報》《大公報》《新生報》《電朝報聯合日刊》《每日新聞》《申報周刊》九種新聞報紙了解戰(zhàn)事。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之后，他幾乎每天都會看報紙或者收聽收音機，有的時候一天閱讀三種報紙，足見他對戰(zhàn)事的關注程度，其心中的憂慮可見一斑。1938年2月13 日，他從沙溪回到常熟家中后，幾乎每天都會閱讀《時報》《新聞報》，了解最新戰(zhàn)況。同年4月11日，他攜兒孫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難，生活也恢復至往日的平靜。此時的徐兆瑋身患股癬，每日深居簡出，大多數時間都在看報。據筆者統(tǒng)計，自1938年4月20日至1941年7月16日的三年兩個多月中，他幾乎每天都會閱讀《大美晚報》《申報》《新聞晚報》等報紙，了解國內外戰(zhàn)爭的情況。

隨著戰(zhàn)事的不斷擴大，徐兆瑋的心態(tài)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到淞滬會戰(zhàn)初期，他的心境較為鎮(zhèn)定。作為江南文人的他一直保持著讀書的習慣，即便是在得知上海戰(zhàn)事甚烈的情況下，依然堅持抄閱各類詩文。如8月14日，他抄錄劉成禺的《洪憲紀事詩本事注》，16日閱讀桑西蒙的《常熟報恩牌坊序碑書后》，17日抄錄趙景深的《大鼓研究自序》節(jié)略，19日閱讀陳獨秀的《實庵字說》。然而8月20日至11月26日，在將近三個月的時間里，日記中再沒有出現抄閱詩文的記載，每日抄錄的都是戰(zhàn)事狀況、地方見聞以及與友人之間的通信，通信內容大部分涉及戰(zhàn)事，生活節(jié)奏被徹底打亂。由此可見，這場近在咫尺的戰(zhàn)爭已經深深影響徐兆瑋的心態(tài)，他再不能像過去面臨華北戰(zhàn)事時那樣鎮(zhèn)定自若。因為他明白，一旦上海失守，日軍就會進攻常熟，自己也將淪為亡國奴。

二、淪陷后的逃難生活

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前夕，上海謠言四起，市民們忙著搬遷避難，有人逃至老家鄉(xiāng)間，有人搬至租界內。7月29日，王伯祥在日記中記載道：“昨日謠言甚熾，閘北及虹口區(qū)一帶之搬場益盛，滿街盡走。”上海附近的太倉也是聞風而動，“鎮(zhèn)上的三五百家人，不論貧富，不論老小，都相率逃避一空，留鎮(zhèn)的人不過數十”。徐兆瑋的友人錢繼長、陳孟芳、韓云魁就在戰(zhàn)前一周，攜家眷從太倉避居常熟鄉(xiāng)間，租住在他的家中。

常熟臨近長江，東與太倉的瀏河口、楊林口接近。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之后，日軍飛機頻繁襲擾四鄉(xiāng)。8月17日，日機在東湖附近投擲六枚炸彈，企圖炸毀交通線。徐兆瑋所住的何市鎮(zhèn)“幸無駐軍，且距江稍遠”，故暫無襲擾之慮。但隨著戰(zhàn)爭的不斷擴大，他深知家鄉(xiāng)很難幸免于戰(zhàn)火。9月18日，徐兆瑋給避難于蘇州寶巖寺的張鴻去函說：“桃源難覓，錫山離江岸較遠，或足避兵。”此時的他已經開始思量將來逃難的去處，但由于年歲已高，“出門一步即覺不甚舒服”，加上安土重遷的思想，內心其實是不愿逃難的。10月23日，他又給張鴻寫信說，“鄙意非至萬不得已時，決不輕離故鄉(xiāng)”。考慮到家人的安危，徐兆瑋還是讓兒媳攜帶三名幼孫居住在鄉(xiāng)間的傭人家，自己與其他人留守家中。實際上，在常熟淪陷前的一兩個星期，城內居民紛紛避往蕩口、唐市等鄉(xiāng)間。

在此期間，張鴻以及他的女兒張森數次寫信催促徐兆瑋及其家人離家逃難。10月30日，張森給徐兆瑋的兒子寫信說：“何市地近太倉，望弟等隨姑丈來此暫避。”11月3日，張鴻又來信催促：“前線吃緊，何市頗緊急，甥女等何妨先行，來西郭外小避，將來亦可隨機隱避。”徐兆瑋與張鴻兩家分處常熟和蘇州兩地，他們的聯系大都依賴于往還的信札。短短的幾個月中，兩家之間的信函來往就有15次之多。從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兩家人在戰(zhàn)亂歲月中患難與共的深情以及江南民眾被迫離鄉(xiāng)逃難的凄慘景象。

在張鴻的再三催促下，徐兆瑋決定偕家人外出避難。11月10日，他在給徐鳳標的信中說：“倘陣線再移，只好退避邑西。”12日，上海淪陷。徐兆瑋從逃難的太倉友人周仰侯那里得知，國民黨軍隊已經放棄長江防線，日軍即將登陸。他隨即讓兒子連夜通知徐鳳標、徐鳳書、徐鳳藻三位叔叔，并約好次日早晨眾人一起商量逃難之地。當晚，一家人收拾衣物至半夜，而他自己則“臥不成寐”。13日晨，徐兆瑋聽到一聲炮響，他的家人驚惶不已，遂從后門尋船出逃。途中，時有日機盤旋空中。為了不被發(fā)現，眾人乘坐的船只能停泊在樹陰密布之處。行至支塘下船休息時，被龔家下人郭二夫婦“乘劫攫物”。眾人遂又匆忙逃離，過項橋、賀舍，欲前往王莊。

11月14日晨，徐兆瑋一行到達李市鎮(zhèn)，遇到友人張實甫。據張氏所言：“途中見逃難者絡繹，皆近白茆、新市人，鎮(zhèn)炸毀大半矣”。當時，李市有日機空襲，眾人遂至林密之處躲避。傍晚，船行至吳縣橫涇鎮(zhèn)，眼見避難的船只有數百艘，“無處不泊滿”。因擔心橫涇也非安全之處，故稍事休息后徐兆瑋便催促船主半夜開船，后泊于周塘。15日黎明，船過周塘蘇常公路橋，駛入尚湖，途中看到數具尸體漂浮于岸邊，看似被人謀害而死。到了王莊之后，徐兆瑋讓家人上岸打探情況，得知鎮(zhèn)上空虛無人，原來，“昨日避難者麇至，以致本地人亦倉皇奔避，即鄉(xiāng)間亦一空矣”。此時，恰逢遇到國民黨軍隊搶用船只，經過徐兆瑋的據理力爭，才得以幸免。

11月16日，船駛過張涇橋。徐兆瑋想登岸打電話聯系無錫友人楊翰西尋求避難，但電線早已被炸斷。無奈之下，眾人只能繼續(xù)前行。船過一座大橋，見兩岸國民黨軍隊往來甚多。后見岸上一紗廠，詢問得知是楊翰西的廣勤紗廠。徐兆瑋停船登岸，恰巧碰到紗廠職員唐錫康。兩人交談之時，又有國民黨軍隊過來搶船，且多次交涉后無效。徐兆瑋遂讓家人將行李搬置于紗廠前工房中。當晚，時有潰兵槍聲響起，還有人詢問常熟難民居于何處，幸好廠中有壯丁徹夜巡視，這才未遭劫掠。18日，徐兆瑋一行在紗廠壯丁持槍護送下，前往黿頭渚避難。在途中，他看到無錫北門至西門的河道被裝運軍隊的船只塞滿，城外過橋的士兵絡繹不絕，申新三廠被炸成瓦礫。當晚，眾人到達黿頭渚，入住于楊翰西的館舍松下清齋。連日的奔波和恐慌，使徐兆瑋身心俱疲。當夜，他“聞風雨聲，悸不成寐”。

11月20日，日機飛至太湖一帶，眾人躲到廣豐面粉廠防空壕中。所謂的防空濠，實際是用面粉袋疊成，“人須側身，一洞可容十余人”。徐兆瑋在日記中這樣記述在防空壕中的生活：“連日以避面粉濠為日課，晨起聞機聲即入濠，飯具則出飯，飯畢則又入。至夜，機聲寂，始得安寢。”當時有很多難民前來廣豐面粉廠和隔壁的繅絲廠避難。在避難時，眾人商量尋找安全之所，其中一位俞姓面粉師說可以去揚中，魏姓工人說蘇巷比較安全。11月26日，日軍攻陷無錫之后來到廣豐面粉廠，徐兆瑋等人“仍匿面粉濠中，有開面粉間閱視者，屏息不敢聲，未幾即去。”在無錫避難的幾日，他就三次遭遇日軍搜查，大半行李被搶走，最后連夜逃至惠山姑里。

11月28日，徐兆瑋一家人逃回常熟家中。然而此時家中已被日兵搶劫7次，一片狼藉。徐鳳書在《鋒鏑余生記》中詳細記述了日軍搶劫徐家的過程，后來徐兆瑋將此事抄錄于自己的日記中。1937年11月12日半夜，日本兵打破徐家后門，沖進房內，翻箱倒篋，損失甚多。14日下午，又有9名日本兵來到何市，在徐家搜劫約3個小時，并將搜得的財物打了七個大包裏，拉了10余個伕子，乘船而去。19日午時，日本兵又來到何市，第三次在徐家劫掠，搜羅3個小時，將財物包成七個大包裏，拉了12名伕子，運送至老徐市，一路而去。20日上午，日本兵7人到來何市，先在管玉書家劫掠，然后又來到徐家搜劫。23日，日兵10余人從支塘、溆浦來到何市，搶劫道生典當之后，再至徐家，撬開地擱板搜劫。30日上午，日本兵13人來到何市后放了兩排槍，先后劫掠典當、徐家、鄒家，共劫走財物五大包。

由于常熟戰(zhàn)事未平息，家中無法居住，徐兆瑋又攜家人逃至太倉沙溪鎮(zhèn)，租賃北弄陸宅居住。他聽人說當時的沙溪有從寶山、嘉定、上海、昆山、常熟、吳縣等處前來避難的8萬余人，“此鄉(xiāng)信樂土也”。在那里避難的日子里，日常生活恢復了平靜。1938年1月31日是農歷正月初一，早晨依稀能夠聽到爆竹聲。午后，他與兩個女兒在北弄散步。2月1日，他又與兒孫前往永安書場聽《三笑》《周文賓喬妝》彈詞。雖處于戰(zhàn)亂時期，沙溪鎮(zhèn)依然開了兩個書場。對于這樣的場景，徐兆瑋在日記中說道：“一市二書場，繁榮可知”。次日，他又作詩一首：“丁東弦索聽彈詞，裙屐紛來入座時。粉飾升平何太早，弭兵修好尚無期。”當時永安旅社為了招攬生意，就把方形的廳改建為書場，從蘇州光裕社請來了許韻芳、鄒虹霞唱《白蛇傳》和《啼笑因緣》。

盡管生活恢復平靜，但徐兆瑋的內心依然充滿無限的惆悵。他在《立春前一日雨雪》一詩中這樣寫道：“國破家猶在，春回歲又更。偶留泥雪印，暫息鼓鼙聲。爐炭灰仍熱，帷燈夢不驚。老鰥愁夜永，欹枕待天明。”此時，他越發(fā)思念家鄉(xiāng)，并作《人日思家》一首：“家園違咫尺，人日可無詩。紫竹陰疏處，梅花發(fā)幾枝。”2月6日，好友周龍生的妻子前來，他遂打聽家中的情況，得知最近有日軍至離何市不遠的陶家角騷擾，故而“東鎮(zhèn)居民有移鄉(xiāng)暫避者”。10日，他從來太倉販賣芹菜的常熟船主處打聽到，前往蕩口避難的鄉(xiāng)人已陸續(xù)回家，只是入城時需要報門牌戶數。聽到戰(zhàn)事平息的消息，徐兆瑋立即讓家人收拾行李，也準備回鄉(xiāng)。13日上午，一家人冒雨行船，下午四時半到家。到家之后，家人都忙于收拾雜亂不堪的房屋，他則掩飾不住回家的喜悅作詩一首：“雨止庭猶濕，人歸戶始開。探尋身外物，掇拾劫余灰。黛色浮松桂，孤標峙竹梅。蕪園今有主，倚杖幾徘徊。”然而此時常熟地方社會不靖，謠言四起，幾乎天天發(fā)生盜匪搶劫事件。無奈之下，他又于4月11日赴上海法租界避難。

三、淪陷前后的常熟民眾生活

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當日，常熟地方的形勢就開始緊張起來。晚上，民眾服務指導所和抗敵后援會徹夜辦公。各鄉(xiāng)鎮(zhèn)壯丁除了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之外，還得為過境的軍隊提供后勤服務。8月19日，徐兆瑋起床后聽到鬧市中有喧嘩聲，得知是支塘壯丁前來拉夫給軍隊做飯，僅抓得十余人。最后由鎮(zhèn)公所出面才招足二十人，并協商只工作五天，每天給資二角。8月23日起，中日鏖戰(zhàn)日趨激烈，常熟境內經常有國民黨軍隊經過。29日夜一時，俞濟時部隊從湖北趕來，經過何市，赴陸河。晚三時，又有部隊三四百人開拔。由于大量軍隊通行，城鄉(xiāng)交通受阻。

淞滬會戰(zhàn)期間，日軍曾對常熟城區(qū)進行多次轟炸，主要以熱鬧街市為目標，昔日最盛的寺前街、牌樓檔、縣東街、縣南街等處最為嚴重，所有市屋、商店均為一片瓦堆。8月23日下午，日機在常熟上空偵察并投彈10余枚，炸毀民房四處，死傷40余人。9月1日上午和下午，敵機對常熟展開第二、第三次轟炸。10月12日和28日，敵機又進行了第四、第五次轟炸，損失甚為慘重。12日的第四次轟炸，2架日機共計投彈16枚，自南門外繆家灣起，一路至老縣場為止。沿途民房被炸毀者至少七八十間，學前小學校、浙江興業(yè)銀行以及乾泰恒綢緞局、大同南貨號等處均毀，死傷平民總計60人以上。為了躲避敵機空襲，常熟城內的商鋪大都歇業(yè)。8月28日，經常幫助徐家訂貨的航船主陳少峰從城內回來說“城中商店多閉門”。9月13日，他回來又說：“城中家家閉戶，寺前街亦未開門”。15日，在縣城參加會議的友人告知徐兆瑋：“城中未開市，蕭條已極，縣署以千余金筑地下室，其辦公人員散處城外，覓之未得。”28日，徐兆瑋得知，縣政府限令各商店三日內一律開業(yè)，如不遵守，則以故意擾亂社會秩序論罪。

此外，日機還經常對常熟、太倉沿江的市鎮(zhèn)進行轟炸。10月6日，徐兆瑋多次聽到炸彈爆炸的聲音，后來得知是日機轟炸太倉張市和鹿河的駐軍。7日，日機在太倉岳王市連投十余枚炸彈，炸毀當地小學和民房七八十間，罹難者甚多。10月8日，忽然傳聞在璜涇抓獲漢奸一名。據其交代，日機將在次日對沿江各鎮(zhèn)投彈轟炸。鎮(zhèn)長當即命令明日閉市，一時人心惶惶，紛紛遷至近鎮(zhèn)草屋中。9日，又傳聞璜涇漢奸之言半系訛言。12日，徐兆瑋在日記中記載道：“今日敵機往來甚多，遙聞投彈聲”。10月17日晚，日機在常熟白茆口一帶投彈轟炸國民黨軍隊的防御工事。11月13日前后，日機狂炸常熟梅李、古里。在梅李一地，就投彈300多枚，鎮(zhèn)山約3/5的房屋被炸毀。古里鎮(zhèn)的房屋僅剩下1/10。另外，吳塔、支塘、謝橋等市鎮(zhèn)亦被炸得到處是殘壁斷垣。

由于缺少官方信息，常熟地方各種傳聞不斷，以致民眾難以區(qū)分信息的真假。如徐兆瑋在8月16日的日記中記載道：“聞支塘軍隊開赴張市，謠言蜂起，有謂白茆口外泊有日艦七艘者，后知不確。”實際上，在前一天，楊林口和白茆口江面突然駛來七艘日艦，并載有大批陸戰(zhàn)隊。日記中所謂的“謠言蜂起”，實際是真實事件。再如8月23日載“聞太倉、常熟城均被炸，但傳聞異詞，未得確實消息。”當日，日機確實對常熟展開第一次空襲，投彈十余枚。

淪陷之后的常熟，謠言沒有停止，主要是關于日軍的行蹤。1938年2月9日，徐兆瑋在日記中記載道：“有謠言稱日軍將在歸莊過境，趕赴璜涇，后遣人赴歸莊探信，得知璜涇有便衣隊，日軍前往搜查”。2月19日，又有謠言稱中國軍隊已到了常州，而徐鳳標來信說上海的報紙報道揚中、泰縣均已陷落。徐兆瑋由此推測，“日軍方于江南、北用兵，常州之說恐不確”。當日下午又有謠傳傳來，有人說日軍已至梅園，還有人說至朱店橋馬翠珊家，后有人說自河槽來。翌日上午，有謠傳說日兵在南渡橋。27日上午，又謠傳日兵數人在蓮涇擺渡，或云只有一人。3月1日上午，謠傳有日軍要來何市鎮(zhèn)，后來并沒有來。謠言大肆傳播的背后，顯示出民眾對日軍劫掠的憂慮和惶恐。

隨著社會秩序的逐漸穩(wěn)定，逃亡他鄉(xiāng)的居民因各種原因，只能陸續(xù)遷回城內。在逃難過程中，民眾飽受磨難，“有人滿載而出的卻索然而歸，乃是路上遭了洗劫；有的全家離鄉(xiāng)的卻剩得一二人回來，乃是逃亡途中遇到了轟炸，挨饑受凍”。然而回到家中，發(fā)現家具被劫掠，房屋被焚燒，生活頓時陷入困頓之中。此時，城市表面上恢復常態(tài)，民眾也想從事各種日常活動，但大家都仍舊懷著恐懼的心理，最顯著的就是城市變成了“男子城”，年輕的女子都藏匿于鄉(xiāng)村，以逃避日軍的強暴。日軍的殘暴與蠻橫，更使民眾的周圍籠罩著一種恐怖的氛圍，生命朝不保夕。

日軍的封鎖導致交通斷絕和消息阻隔，各種日用品得不到補充，物價暴漲，私糖充斥市場。民眾也無法了解外界的情形，地方報紙必須經過日軍的嚴厲檢查才能夠發(fā)行，如偽《無錫日報》、偽《武進日報》，但是很少有人看。報販經常從上海經南通再乘船到常陰沙，將上海的報紙偷運到常熟販賣，僅有幾百份，價格也非常貴。一份中國報紙在上海只售四分，在常熟卻要售一角。即便如此，也是很少人可以看到。

常熟淪陷后，沈炯、蔣志范、徐鳳藻等人在中國銀行的新址里組織成立了偽自治會。偽自治會成立之后，“一群專營者，央親托友，謀得一席噉飯地，計有三百五十余人”。日軍在偽自治會對面的交通銀行內駐扎宣撫班，班長為佐藤，“但是他們的勢力都不及十里之外，一點也‘治’不了‘安’”。此時，大部分日軍調到前線，原來那些作惡多端、魚肉鄉(xiāng)民的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更是為虎作倀，明目張膽地做起漢奸來。

偽自治會成立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辦理田租。他們趁機敲詐勒索，征糧收租，其中以梅李鎮(zhèn)的偽組織最兇。1938年春，地方劣紳薛友三等人成立收租機關，并從常熟城內請來了偽警察威嚇農民，最終引發(fā)抗租暴動。關于此事，徐兆瑋在日記中有詳細記載：“收租事頗咎財務處定價太昂，且動輒勒繳，尤惹佃農怨恨。梅李鬧事，擊斃收租員及公安分局巡士，并毀區(qū)長薛友三之屋，致日軍亦出動，捕數十人，釀成巨變。”在支塘鎮(zhèn)，駐守偽軍張貼布告收租，但民眾均拒絕繳租。于是偽軍強拉走老百姓八十余人，強逼繳租，計棉田每畝16元。當時有民眾被偽軍拉去，結果勒索搶去11.6元，而收據僅寫1.6元。

除了土豪劣紳敲詐勒索之外，地方上的地痞流氓也乘機活動，每天都會發(fā)生打殺、拆屋、罰款、綁票這樣的事。徐市有一個臭名昭著的地痞叫徐陶陶，事變前其不務正業(yè)，聚賭抽頭，販賣婦女；事變后勾結各地豪強，魚肉鄉(xiāng)民，更為活躍。2月28日，徐兆瑋的族弟徐達成從城里回來說：“石牌曾有湖匪搶劫一次，居人皆備槍自衛(wèi)，夜間時聞槍聲”。另外，東彭家橋陸姓被搶劫，事主受傷，謠傳劫去現銀五百元、鈔三百元，又掘得埋在地下的金器。對此，徐兆瑋感嘆道：“盜風不戢，良民無安枕之夕矣。”3月22日，徐鳳標來信說：“西鄉(xiāng)匪徒橫行，剿撫無方，甚懼星火可以燎原也。”25日，徐兆瑋的兒子來函言：“西鄉(xiāng)匪類甚為隱憂，出月當歸家。”此外，當地的土匪還假充游擊隊四處敲詐勒索，經常翻箱倒柜進行搶劫。返鄉(xiāng)后的人曾這樣記述道：“匪徒經常抓鄉(xiāng)民進行審問，要他們說出藏錢的所在，甚至用炮烙之刑，將人燙得滿身焦爛，直至死亡。一些鄉(xiāng)民因受不了匪患，便搬到城里來。”

鑒于地方不靖，加上徐兆瑋年事已高，受不了如此驚嚇，他的家人遂勸其赴上海法租界避難。離家之后，時常有親朋好友來滬探望，徐兆瑋從他們那里得知家鄉(xiāng)的匪患日甚一日。4月17日，顧媽來上海說：“匪仍每夜搶掠，時聞槍聲，媳婦等夜間避居炳生家”。5月3日，周龍生來上海說：“土匪橫行日甚一日，白晝有數十人結隊過市者。六河被劫，歸市亦被劫，璜涇被威脅索錢，開口萬余，后不知以何了之。徐市請匪赴宴者數十人，公然乘車攜械，匪亦大舉請客，何市亦有代表去。”6月14日，徐鳳藻赴滬辦事，在談及家鄉(xiāng)情況時說：“西鄉(xiāng)剿匪已浙平靖，周市幫聞已去安徽，現止白茆口一幫、歸市一幫，有周學文、吳善述為魁”。7月19日，徐鳳藻又來上海，并告知徐兆瑋最近何市又發(fā)生數起綁票案，其中楊金奎傳聞溺死，而鄒云亭和董恒福以錢贖回。周毓文、顧彥儒、陳景福、吳善述等歸市匪幫極為囂張，黃寶書、壽康等人俱與其聯絡。

敵偽盤踞何市后，實施搶掠綁架，各鄉(xiāng)民眾不堪敵偽蹂躪，積極組織游擊小隊。當時常熟東鄉(xiāng)的張家市有陳景福，何市有殷如玉，沙溪有單伯齡，周涇有李桂生，徐市有趙北，沈市有小三子三老板，陸市有李開山，珍門有吳文信，李市有樂三、樂四兩兄弟，滸浦有趙培芝。他們在時勢推動下，利用老百姓的同仇敵愾，紛紛樹立起抗日的旗幟，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六梯團。當時歸市律師周毓文聯絡他的侄婿陳景福，以及何市的陳毓盤和徐市的皇甫渡組建了一支隊伍，后來又拉殷如玉、趙北等人參加，組成了一個獨立團。此后，國民政府命令熊劍東接受部隊，將其改編為第六梯團。

不可否認，這些地方武裝在成立初期確實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徐翰青在寫給徐兆瑋的信函中曾提及家中的治安情況，“家鄉(xiāng)自殷隊（殷玉如）組成以來，雖不敢說農商樂業(yè)，然粗得安居，已屬萬幸。”然而這些“游擊隊”在各自的勢力范圍內制訂條例，并相互聯盟，稱王稱霸。熊劍東為了擴充自己的地盤，在陸市聯絡劉元民，拉攏李開山；在周涇利誘李桂生，并吞并了沈市的三老板。北新閘的高洪恩因為不肯臣附于他，即率部火并了北新閘。趙培芝見勢不妙，遂與熊劍東訂下互不侵犯的約定。4月13日，曹玉林來到上海，聲稱“前日北渡橋游擊隊火并，一為陳景福部，一自文村來，隔白茆塘作戰(zhàn)。”7月18日，徐兆瑋從送西瓜的湯桃口中得知“殷玉如與單伯齡齟齬，幾火并，現已說開。”9月13日夜飯后，龐甸才來到徐兆瑋的寓所說：“盧子昂到滬，欲去單伯齡而用殷玉如，未知能成事實否？”

這些地方武裝內部人員成分復雜，打家劫舍、販賣私貨、吸食鴉片，無惡不作。11月4日，孫圓妹探望徐兆瑋時說道：“熊劍東未去，恣行綁票，何市又綁去三人”。1月6日，友人子揚前來探望，兩人在聊起家長的匪患時說道：“凡在隊中為長官者，皆染烏芙蓉癖。予謂豈特長官，即下士狂吸鴉片者亦不少，真可為痛哭流涕也。”此外，這些地方武裝在鄉(xiāng)下不擇手段大肆斂錢，找到對象，直接勒索，叫做“請財神”。富農、佃戶的油水榨干了，就轉到市集上的爆發(fā)戶身上。

結語

日本侵華戰(zhàn)爭導致中國無數家庭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生命遭受無情摧殘。學術界對這一時期民眾的悲慘遭遇已有大量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日記和回憶錄，為我們了解戰(zhàn)時生活情形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通過這些資料，可以還原在戰(zhàn)爭來臨前后江南民眾日常生活、情感的變化、家庭的悲慘遭遇以及戰(zhàn)時地方社會秩序混亂的情景。

本文研究的日記主人徐兆瑋偏居于常熟鄉(xiāng)何市鎮(zhèn)，戰(zhàn)爭徹底改變了他晚年的平靜生活。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之后，他經常關注戰(zhàn)況，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深受戰(zhàn)事的影響。常熟淪陷之后，他攜家人輾轉于無錫黿頭渚、惠山姑里、太倉沙溪等地，尋求安身之處，逃難途中遭遇敵機轟炸、搶劫、國民黨軍隊強占船只等驚險事情，而家中被日軍搜劫七次之多。最后，他在家人的勸說下避難于上海法租界。無論避難何處，徐兆瑋都喜歡閱讀報紙，了解戰(zhàn)事，同時還能放眼中華，洞察世界戰(zhàn)爭風云變幻，擁有強烈的家國情懷，這也是傳統(tǒng)士紳精神的實際踐行。另外，他心里時時刻刻牽掛著家鄉(xiāng)，并通過親戚朋友打聽家鄉(xiāng)的情況，期望早日回到家中。不幸的是因癬疾纏身，最后客死他鄉(xiāng)。

通過日記，我們還能對當時的時局動態(tài)、日軍暴行、地方社會秩序以及民眾生活有所了解。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之后，常熟地方風聲鶴唳，日機空襲、國民黨軍隊過境、壯丁抓人等事情時有發(fā)生，以致民間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民眾陸續(xù)逃難他鄉(xiāng)。常熟淪陷后，雖然組織成立了偽自治會，但卻無法維持地方治安。民眾除了遭受日軍的奸淫擄掠之外，還要飽受土豪劣紳、土匪流氓以及地方武裝的摧殘之苦，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作者簡介：胡勇軍，常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蘇省重點培育智庫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年第2期。注：轉自“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