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國內的旅游業的發展存在著一個系統性問題，造成從北方的青島、承德，到南方的三亞、桂林，無一例外都難免會走向一些坑蒙拐騙的套路，因為地方發展旅游業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叫做“稅源背離”。

眾所周知，我國的稅收體系是以增值稅為核心的，在增值稅中，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又貢獻了絕大多數的增值稅；服務業對稅收的貢獻本身就不大，尤其是從事服務員業小微企業，對稅收的貢獻幾乎為零，而非常不幸的是，旅游業涉及的都是這類企業。舉個簡單的例子，游客到了桂林要喝啤酒，按照正常稅收邏輯，這筆消費產生的稅收應該歸桂林所有，但是實際上呢？

在增值稅制度下，大部分的稅收是被啤酒的生產地收走的，顧客喝的是燕京啤酒，受益的便是北京市icon；喝的是青島啤酒icon，受益的則是青島。無論顧客購買或者消費什么產品，除非是桂林本地生產的，否則一定生產商—生產商總部的路徑進行匯集，匯集到東部的大城市里，而商品的零售地也提供了公共服務，但是幾乎一毛錢的稅都收不到。

所以旅游很多消費收入無論多寡，幾乎是不會對當地的財政收入產生直接影響的，比如承德是華北地區比較有名的旅游城市，2019年，承德接待游客8271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1055億元；2022年，受疫情影響，承德旅游收入暴跌，全年接待游客1648萬人次，旅游收入僅為170.8億元，比疫情前下降了80%以上。

但是，旅游收入的下跌根本沒有影響承德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2019年，承德的財政收入為112.5億元，2022年則漲到了123.9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影響，收入為136.7億元；2023年，隨著疫情的結束，承德的旅游業開始恢復，超過了2019年的水平，全年實現旅游收入達1088.29億元，但是問題是當年承德的財政收入為134.0億元，也沒有明顯的增長，別看像承德這種旅游城市，每年的旅游人數達數千萬，旅游業收入動輒以千億計，但是旅游業收入對于城市財政收入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這種旅游影響力壓根沒法通過正常手段變現。

于是，地方如果想要將旅游業變現，基本上只有三種手段：第一，推銷本地生產的產品；第二，讓外地開發商拿地，進行房地產開發；第三，以旅游項目為抵押，拿銀行的貸款。國內網紅城市icon、旅游城市的基本套路很簡單，靠自然風光、歷史古跡、美食文化打開知名度，吸引各地的投資商，主要是房地產開發商icon前往投資考察，打造所謂的旅游度假區，然后賣地、發債一條龍。從北方的青島、煙臺icon，到南方的廈門icon、三亞，國內很多的旅游城市都這么干，無一例外。

因為地方不可能永遠不變現，所以國內的旅游城市基本上都只能紅一段時間，剩下的就會難免出現永遠抓不完的無良商家、滿嘴跑火車的房地產銷售和金融騙子，地方不知道這些無良商家會得罪游客，導致旅游收入下降嗎？當然知道，但是對于地方而言，游客提供的旅游收入只是個虛無縹緲的數字，無良商家、房地產銷售和金融騙子或許才是真正的付費用戶，游客和普通商家充其量只是氣氛組而已。

所以要改變這種情況，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增加消費稅，在哪里消費就在哪里交稅。另一種辦法則是建立增值稅轉移體系，企業先向商品零售所在地繳納增值稅，零售地政府征收后，不足的部分再由生產商所在地征收。只有將游客消費與地方的財政收入進行掛鉤，地方與游客間才能建立良性互動。

當然，我國目前也有轉移支付體系，包括旅游城市在內的大部分落后地區都是吃轉移支付的。但是這個體系的問題在于，轉移支付的數量與地方治理水平不是正相關的，反而是越慘的地方越容易受到上級的關注，很多地方明明非常困難，但是地方卻比發達地區還有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