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7年5月30日，紹圣四年四月十七日，蘇軾接到將他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的告命。（孔凡禮：《蘇軾年譜》，卷三十六，中華書局，第1261頁）謫命于4月4日發出，近兩個月后，抵達他謫居的惠州。蘇軾來不及和咫尺間的蘇轍惜別，內心不免困惑，并將不解和不平傾訴在給蘇轍的詩中，“胡為適南海，復駕垂天雄”。他為何被貶往天涯海角？

蘇軾像

開寶四年三月，太祖“以嶺南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即今海南省；熙寧六年十一月，“廢儋州為昌化軍，崖州為朱崖軍，萬安州為萬安軍”。宋初，瓊州隸廣州，昌化軍即原儋州。“別駕”屬“流外官”，視同胥吏。

宋代貶謫地有“近里/遠惡州軍”之分，宋朝政治文化中，貶過嶺表涵義不一般，“過海”更是極致。宋代有案可稽的第一個貶往海南的是盧多遜。開寶六年九月十九日，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十月二十日，太宗即位；二十七日，盧多遜拜相。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十七日，趙普再入相；七年四月七日，盧多遜罷相。太宗與秦王廷美“兄弟鬩于墻”，“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趙普借機扳倒盧多遜，報復盧昔日“屢短之于上前”。

繼盧多遜后，八年四月，樞密副使弭德超誣告樞密使曹彬謀變，希望取而代之，結果，自己流放瓊州；乾興元年七月，章獻皇后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名，將丁謂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史料所及，盧、弭、丁以后，僅盛梁、齊化基，二人官職低微，且均在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以前。

元祐間，“車蓋亭詩案”起，四年五月丁亥，前宰相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屬大陸范圍，右宰相范純仁仍然認為，這個口子不能再開，“此路荊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

總之，真宗朝以來，再未有人貶嶺南，更遑論“過海”。所以，蘇軾過大庾嶺，已有“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之嘆。（《蘇軾詩集》，卷三十八，《過大庾嶺》，中華書局，1982年2月第1版，第2056頁）另一方面，前后貶過嶺表，曾任宰執、侍從以上的文臣，無一不涉及宮廷政治，或與皇權爭斗有關。

紹圣間，內侍陳衍先于蘇軾“配朱崖軍”，繼蘇軾以后，已故宰相呂公著、司馬光、王珪追貶海南，四人罪名也無不與宮廷政治息息相關。具體而言，他們都涉及“宣仁之誣”，有“逆黨”之嫌。

“宣仁之誣”是“徐邸案”的先聲。蘇軾貶海南，或許因為他與“徐邸官”走得太近。陳衍出自“徐邸”，蘇轍被指“陰結宦官陳衍，伺探宮禁密旨”，（蘇轍：《欒城集》，附錄二，《蘇穎濱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8月第1版，第1401頁）“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蘇軾作詩，有“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之語，瓊州差一點就成為蘇轍繼雷州之后的下一站。（《蘇軾詩集》，卷四十一，第2243頁）

一

趙顥，初名仲糺，是英宗和宣仁皇后次子，神宗同母弟，哲宗皇叔。神宗即位，初封昌王、岐王、雍王；哲宗即位，先進封徐王，后繼封冀王、楚王。

紹圣四年閏二月十九日，蘇軾責授瓊州別駕；四月十八日，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二十四日，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

元豐末，《資治通鑒》成書，司馬光薦同編修范祖禹，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赴闕任職，司馬光為他餞行，言語間將太皇太后比作北齊婁太后，而“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第16-23頁）邢恕因此認為，司馬光懷疑太皇太后欲廢哲宗，改立趙顥，而“雍王顥有覬覦心”，宰相章惇則進一步誣陷司馬光攛掇太皇太后效法婁太后。

學者王化雨認為，章惇、邢恕炮制“司馬光案”實屬“構陷”，目的是“向哲宗輸誠納忠，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王化雨：《北宋紹圣“逆案”新考》，《歷史研究》，2024年第6期）但比“宣仁之誣”或“司馬光案”真實性更重要的，是趙顥有無篡位企圖或行動，哲宗如何認定趙顥的動機和行為。

金中樞也認為，皇太后在擁立哲宗的議題上并無二心，“皇太后立孫之心愿，則益見剴切”。但宰相王珪在趙顥與哲宗之間首鼠兩端，“有疑似之跡”。所以，哲宗親政以后，就認定王珪“妄懷窺度”，“陰持兩端”，且“懷奸”、“二志”的“心跡較然”，既有動機，也有行動。

不過，趙顥未能得逞，哲宗繼承大統，改元元祐，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趙顥進封徐王，趙覠進封荊王。趙覠是趙顥同母弟，“太子立，覠內助居多”，哲宗由延安郡王被立為皇太子的過程中，趙覠出力較多。

元祐三年七月四日，趙覠“暴得疾”，“至薨，口鼻皆流血”。薨前二日，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卒。金中樞認為，“彼兩同為輔立人，而遭遇如是巧合，頗值懷疑”。趙覠、燕達是輔立哲宗的關鍵人物，相繼死于非命，是十分可疑的，趙顥所為的可能性極大，這些都反證“顥有覬覦心明矣”，而且囂張而狠戾，對母弟痛下殺手。（國立編譯館主編：《宋史研究集》，第二十輯，2000年9月初版，第189-194頁）

元祐間，哲宗“淵默不言，九年側身端拱”，太皇太后臨朝，趙顥愈發蠢蠢欲動。趙顥王府的屬官稱“徐邸官”，于志霖、鐵愛花認為，“‘徐邸官’在元祐年間紛紛出任要職，這在北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高氏、趙顥及當時的宰執都在其王府屬官升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于志霖、鐵愛花：《趙顥的王府屬官與元祐政局》，《宋史研究論叢》，2017年第2期）

二

除“高氏、趙顥及當時的宰執”外，蘇軾兄弟扮演了重要角色。

于、鐵文章梳理的“徐邸官”，包括鄭雍、孫覺、鄭穆、陳軒、喬執中、盛僑、王汾、龔原、崔公度，但龔、崔主動遠離朝廷和宮廷政治。“徐邸官”多以舊黨分子為主，龔原是王安石的甥婿和門人，（劉成國：《荊公新學研究》，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第186頁）道不同，或不相為謀，而崔公度，因史料匱乏，亦不贅述。

“烏臺詩案”中，因為“與軾意相同”，卻“與朝廷新法、時事不合”，而遭懲處的官員，有孫覺、陳襄、盛僑、王紛。（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第5頁）孫、盛都屬于“徐邸官”，另一“徐邸官”鄭穆是陳襄的妹婿，陳襄薦孫覺與蘇軾，孫覺為陳襄撰寫《墓志銘》，自稱“門生”，想必蘇軾亦然。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熙寧四年六月，蘇軾通判杭州；五年秋，陳襄知杭州，是蘇軾上司。十年，陳襄兼侍講，向神宗薦蘇軾、孫覺與胡宗愈，認為蘇軾“有文學可為詞臣”，孫覺“有學行、器識可備侍從”。

是時，蘇軾“權知河中府”。九年十月，蘇軾“（自密州）移河中府”，未赴；十年二月十二日，改知徐州。另外，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陳繹落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襄填補陳繹的空闕；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知河中府陸經再任，蘇軾改知徐州，因此，陳襄薦蘇軾必在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之間，可見，陳襄甫兼侍講，就迫不及待地薦蘇軾與孫覺。

元豐二年七月四日，“烏臺詩案”初起；十二月二十六日，塵埃落定，蘇軾貶謫黃州；未及半年，陳襄卒于京師。蘇軾謫黃州，“交游皆斷絕”，陳襄的弟弟陳章卻牽掛著蘇軾，“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蘇軾文集》，卷五十七，《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第1709頁）二蘇詩文中并未留下他們與鄭穆往來的跡象，但從蘇軾與陳氏兄弟的關系看，蘇軾與鄭穆絕不陌生。

列名“烏臺詩案”的，多為一時聞人，傳世文獻卻未見“王紛”其人，同書又稱“曾祖禹偁”，（《東坡烏臺詩案》，第16頁，明清諸版本亦寫作王紛）所以，“王紛”應為王汾之訛寫。王汾，字彥祖，皇祐五年，第進士甲科，司馬光即稱其為王禹偁“曾孫”，（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中華書局1989年9月第1版，第50頁）宋人筆記中均寫作王汾，可見“王紛”確為王汾。（《宋人軼事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1344-1345頁）

早在熙寧二年八月，蘇軾與王汾、胡宗愈“同試舉人景德寺”，蘇軾與王汾相交已久。元祐五年，蘇軾又在給王汾的詩中憶起二十余年前的情形，不禁感慨萬千。（《蘇軾詩集》，卷三十二，《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第1683頁）

鄭雍、孫覺是官職最高的“徐邸官”。孫覺，字莘老，官至御史中丞，與“徐邸官”崔公度、喬執中、秦觀同為江蘇高郵人。孫覺也是黃庭堅妻父，與黃庭堅母舅李常同為皇祐元年進士，蘇轍做過李常的僚屬。蘇軾與孫、李的往來，更早于他與黃庭堅、秦觀相識，蘇軾與孫覺、李常的詩文酬唱都多達數十篇，堪稱摯友。

綜上可知，熙寧間，孫覺、盛僑、王汾成為“徐邸官”之前，蘇軾就與他們過從甚密，他們占據了“徐邸官”的三分之一。不過，沒有明確史料證明，孫、盛、王與蘇軾兄弟在政治上彼此奧援或策應，但蘇氏與“徐邸官”鄭雍、喬執中翁婿以及陳軒關系曖昧，他們占據了另外的三分之一。

三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今河南睢縣人，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自御史中丞除尚書右丞，《宋史》、《東都事略》之《鄭雍傳》，應源于官修國史，均稱“（再）改（尚書）左丞”，但《宋史·宰輔表》、《宋宰輔編年錄》以及《鄭公行狀》均未見此說。

鄭雍是唯一執政的“徐邸官”，假以時日，登庸拜相，也不無可能。但好景不長，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崩，哲宗親政，御史周秩揭發鄭雍“因徐王私于權臣以進”，紹圣二年十月甲子，鄭雍罷尚書右丞，唯一為鄭雍辯護的是錢勰，他與蘇軾并稱“元祐四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十，1979年11月第1版，第138頁）

周、鄭因為蘇軾結怨。元祐三年底，鄆州州學教授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學者劉成國等考證，周穜、周秩兄弟是王安石的表侄與門人，政治立場傾向新黨，在舊黨完全執政的政治氣候下，周穜的提議顯得十分違和。

周穜差充鄆州州學教授，為蘇軾所薦。輿論壓力下，蘇軾“自劾以待罪”，要求嚴懲周穜，并將謀主指向呂惠卿，暗示“惠卿之流”借周穜測試太皇太后及朝廷底線。結果，“周穜罷歸吏部”，同時，“軾特放罪”，意即蘇軾有“妄舉之罪”，但朝廷寬大處理，不予追究。

按照文書運作程序，周穜的處理結果，先由“三省同進呈取旨”，形成“詞頭”，交中書舍人起草，再付給事中審核，通過后，才能作為正式文件，交尚書省執行。鄭雍“權給事中”，代行給事中職能，駁回處理結果。（綦崇禮：《北海集》，卷三十四，《鄭公行狀》）

鄭雍認為，朝廷肯定蘇軾對周穜行為性質（“擅議宗廟”）的認定（“以軾言為然”），就該嚴加懲處（“棄市”），僅“罷歸吏部”，過于姑息。鄭雍還與蘇軾保持默契，希望借機清算周穜及其背后勢力，以呂惠卿為首的“熙豐臣僚”，呂惠卿兄弟則是蘇軾兄弟的死敵。（他維宏：《元祐“調停”與熙豐臣僚：周穜獻議王安石配享神宗事發微》，《史林》，2023年第6期）

以上大概是鄭、蘇最早的交集。元祐六年二月癸巳，蘇轍自御史中丞除尚書右丞；三月辛酉，中書舍人鄭雍為左諫議大夫；同日，“徐王府翊善陳軒、侍講喬執中并為秘閣校理，王以例請故也”；（《長編》，卷四百五十六）八月辛丑，左諫議大夫鄭雍升為御史中丞，這是他得以執政的關鍵步驟。

歐陽修最初以“蹊田奪牛”譏諷包拯不光彩的上位模式，多指涉以構陷的方式，將在位高官拉下馬，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種卑劣行徑。后來，蔡確運用得爐火純青，鄭雍為御史中丞，也有“蹊田奪牛”之嫌。

御史中丞趙君錫、御史賈易彈劾蘇轍，鄭雍為蘇轍解圍，并轉攻賈、趙，導致賈易外放，趙君錫被調離，鄭雍則取代趙君錫，成為繼任御史中丞，蘇轍的提攜不可或缺。所以，《王巖叟系年錄》認為，“趙君錫、賈易攻蘇轍忤意，雍從而擊之，議者曰：‘將篡。’已而果然”。（《長編》，卷四百六十四）

元祐初，賈易就與蘇軾結怨。迫于賈易等人制造的輿論壓力，元祐四年，蘇軾被迫出知杭州。此番風云再起，又源于賈易，他彈劾秦觀除秘書省正字不當，指責蘇軾故意夸大兩浙災傷。蘇轍是宰輔成員，他將賈易彈劾的內容私自透露給蘇軾，蘇軾安排“親情”王遹（弟王適為蘇轍婿）游說趙君錫；又告知門人秦觀，秦觀“往見君錫”。（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三十三，《辨賈易彈奏待罪札子》，1986年3月第1版，第935頁）

趙君錫與蘇軾“以道義交游”，秦觀除正字就是趙君錫所薦。但王遹、秦觀“往見君錫”，違反臺諫官“謁禁”，即職事回避制度。（虞云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82頁）況且，蘇轍涉嫌“泄密”，即使蘇軾辯稱“皆非國家機密”，賈易仍抓住把柄，“劫持”趙君錫共同彈劾蘇軾兄弟。

賈易不斷翻舊賬，他先揪住蘇軾在杭期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繼而又對蘇軾“題詩事”窮追不舍，“論蘇軾題詩怨謗”。給事中范祖禹、右正言姚勔、諫議大夫鄭雍先后為蘇軾緩頰，并集中攻擊趙君錫“雷同低昂”，蘇軾對鄭雍、范祖禹、姚勔心存感激。（《蘇軾文集》，卷三十三，《乞外補回避賈易札子》，第934頁）

鄭雍與蘇軾兄弟是同年，他們同時考中嘉祐二年進士。“宣徽使王公拱辰見公奇之，妻以其兄之子”，王拱辰，字君貺，原名拱壽，天圣八年狀元，仁宗賜名拱辰，是三蘇的伯樂、姻戚歐陽修的連襟。元豐五年初，文彥博、富弼組建“洛陽耆英會”，王拱辰“愿寓名其間”，趙顥娶馮拯曾孫，馮拯子行己同為“耆英會”成員。（司馬光：《司馬光集》，卷六五，《洛陽耆英會序》，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1354頁）

鄭雍是王拱辰侄婿，蘇轍是王拱辰故吏。（《欒城集》，卷十四，《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中華書局，1990年8月第1版，第286頁）鄭雍第三女嫁胡奕修，胡奕修從父胡宗愈與蘇軾是好友。元祐初，胡宗愈“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所以，鄭雍先為蘇軾兄弟攻去政敵，蘇轍汲引鄭雍為御史中丞以至執政，都順理成章。

四

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蘇轍自守尚書右丞除門下侍郎；同日，鄭雍接替蘇轍，除尚書右丞。元豐八年，左仆射王珪薨，右仆射蔡確遞遷左仆射，太皇太后詢問誰適合補右仆射闕，蔡確回復，“若以祖宗故事論之，則東廳參政合做”。“東廳參政”即門下侍郎，一旦宰相有闕，蘇轍將次補右仆射，鄭雍必將亦步亦趨，步步高升。

元祐后期，左仆射呂大防屹立不倒，蘇軾兄弟也寵眷不衰，右仆射卻走馬燈一樣，不停地換人。除眼巴巴地坐等以外，蘇轍還可以授意臺諫勢力攻罷右仆射，主動創造空闕，楊畏和鄭雍就充當了蘇轍的“打手”。

“畏與蘇軾、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后擊蘇頌，皆陰為轍地”。元祐六年二月辛卯，劉摯先蘇轍一步，自門下侍郎加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未及一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知鄆州，就是鄭、楊彈劾與構陷的結果。

先是，王鞏行為不檢，卻“堂除”知密州，劉摯很可能予以包庇。“摯之子即王鞏婿”，鄭雍便順勢攻擊劉摯，最終以王鞏罷知密州僥幸過關。但鄭、楊很快截獲劉摯回復章惇諸子的私信，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添油加醋以后，呈報太皇太后。蔡確、章惇、邢恕宣稱有“定策之功”，指控太皇太后“有廢立意”，而“以俟休復”暗示他們欲待太皇太后還政以后，卷土重來，翻轉乾坤，清算舊賬，勢必觸犯太皇太后的大忌。

鄭雍、楊畏還指控“摯預交章惇子弟為囊槖，以冀後福”，“疏奏，上始有逐摯意矣”，這是劉摯罷相的始末。（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之十，中華書局，第597頁）《宋史·劉摯傳》認為，“休復”語出劉摯給邢恕的回信，該記載可能源于《邵氏聞見錄》，先為李燾所引。（《長編》，卷四百六十七；《宋史》，卷三百四十，《劉摯傳》，第10849頁）

劉摯罷相，蘇轍卻并未能如愿次補，而是被蘇頌截和。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蘇頌自尚書左丞守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同日，蘇轍自守尚書右丞除門下侍郎，攀上權力高峰；鄭雍也自御史中丞除尚書右丞，位列宰輔。

“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門下侍郎蘇轍。朝廷復拜蘇頌為右仆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賈易謫命不下，為稽留詔命”。（《長編》，卷四百八十二）楊畏、來之邵繼續借題發揮，批評蘇頌在貶謫賈易的問題上故意拖延。同時，還以御史中丞李之純“與之（即蘇頌）連姻”，進一步裹挾李之純共擊蘇頌。

紹圣元年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彈章將呂、蘇視為一體。（《蘇穎濱年表》）因此，左仆射呂大防缺席了討論賈易謫命的御前會議，形跡可疑，剩余的三省長官中，門下侍郎蘇轍、中書侍郎范百祿、尚書右丞鄭雍基本屬同一陣營，必然與蘇轍保持一致。總之，若蘇轍、范百祿、鄭雍故意在賈易謫命問題上依違不決，蘇頌將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而黯然出局，就勢在必然。

鄭雍、楊畏、來之邵接連將劉摯、蘇頌兩任宰相拉下馬，蘇轍仍然與右仆射失之交臂。邵伯溫認為，“太皇太后察見楊畏等私意，復自外召范純仁拜右仆射”。王铚也認為，“太皇太后覺言者觀望呂大防、蘇轍意，屢攻罷宰相、執政，以純仁舊德，故召用，待至國門始下制”。

總之，太皇太后識破蘇轍及其黨羽的伎倆，果斷舍棄蘇轍，同時打破常規，空降前宰相范純仁拜右仆射。只是楊畏、來之邵甚至蘇轍仍不甘心，“畏等陰受風旨”，“俱論純仁不當為相”，蘇轍的爪牙楊畏和來之邵繼續彈劾范純仁不宜為相。（《長編》，卷四百八十二、第四百八十四）

五

元祐八年三月，御史董敦逸上書稱“川人太盛”，公開批判“蘇軾、蘇轍、范百祿輩”援引朋黨，培植勢力，“惟蘇軾為多”。（《長編》，卷四百八十二）蘇軾援引的“親知及其鄉人”中就有一名“徐邸官”——陳軒，蘇軾舉陳軒自代，陳軒官至中書舍人。（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十四）

范祖禹，字純甫，成都華陽人，范百祿從子、呂公著婿。范祖禹為子范溫娶秦觀之女為妻，蘇軾為第三子蘇過娶范百嘉之女，（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二十，《眉山蘇叔黨墓志銘》）華陽范氏與眉山蘇氏關系始終密切。范祖禹也向朝廷舉薦“徐邸官”鄭穆、鄭雍，認為二鄭可“備講讀之職”。（《長編》，卷四百三十七）

另一“徐邸官”喬執中官至給事中，與鄭雍為“婚姻之家”。（《鄭公行狀》）蘇軾《答喬舍人啟》，就是寫給喬執中的。（《蘇軾文集》，卷四十七，第1363頁）元祐七年十月辛酉，“中書舍人孔武仲兼直學士院，起居郎喬執中為中書舍人，起居舍人姚勔為起居郎，右司郎中呂陶為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高士英為右司員外郎，直集賢院兼侍講吳安詩為天章閣侍講”。

除楊畏、來之邵把持的臺諫勢力，兩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左右史（起居郎、起居舍人）、侍講都在歷次權力斗爭中占據重要位置。這批集中提拔的官員，除高士英外，都和蘇軾、蘇轍關系密切，呂陶與孔氏兄弟都被明確認定為“蜀黨”。是時，中書侍郎范百祿、門下侍郎蘇轍分別職掌官員差除的提名與審核，他們的晉升必然和蘇轍、范百祿的薦引與提攜分不開。

所以，董敦逸關于蘇軾兄弟與范百祿的指控絕不是空穴來風，上官均更毫不掩飾地痛批，“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四人者，皆附會呂大防、蘇轍好惡”。呂希純是范祖禹妻兄，吳安詩是范祖禹從姑父。

“御史黃慶基、董敦逸憤發彈奏蘇轍等專權之罪”，而“李之純、楊畏、來之邵希附軾、轍等，反指慶基、敦逸以為誣陷忠良”，最終，黃、董“謫守軍壘”，足見“二蘇”勢力不可小覷，而且與“徐邸官”糾纏不清。

高士英、高士敦，俱太皇太后“從弟也”，意即趙顥母舅，高士英還是高氏族人中少有躋身文官序列的。元豐八年九月己酉、元祐元年八月己亥，高士敦先后副范百祿、蘇軾使遼，雖未成行，卻因此結緣。三年四月初二日，高士敦為成都鈐轄，（《蘇軾年譜》，卷二十七，第826頁）軾、轍、黃庭堅均賦詩送行。（《蘇軾詩集》，卷三十，《次許沖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第1582頁；《欒城集》，卷十五，《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第303頁；黃庭堅：《山谷詩集注》，《山谷外集詩注》，卷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019頁）

五年十二月，高士敦任滿，改知邢州。向太后也為弟向宗良爭取同一差遣，蘇轍時為御史中丞，認為“二人皆外戚之家，而奪一與一，于體不順”，朝廷不能厚此薄彼，積極為高士敦爭取，可見，蘇軾兄弟與高士敦往來不斷。（《長編》，卷四百五十三）“元豐末命”時，高士英、士充兄弟與王珪、趙顥曖昧不明，卷入“廢立”陰謀中，而高士英升任都司郎官，蘇轍、范百祿施以援手，不排除蘇軾兄弟因而與趙顥暗通款曲。

另外，蘇軾還與趙顥同產姊/妹婿王詵是摯友，又與王克臣為僚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十一，《王鄭州挽詞》，第1637頁）王克臣，字子南，其子師約是趙顥另一姊/妹婿。

紹圣三年九月，趙顥薨，哲宗親政，以章惇、蔡卞為代表的新黨成員入朝，極力整肅舊黨人士，哲宗對太皇太后以及“徐邸”的猜忌和嫌惡，也為章、蔡清洗異己分子創造了由頭和契機，而蘇軾、陳衍被貶海南以及司馬光、呂公著、王珪追貶海南，都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

紹圣四年底，“同文館獄”爆發。曾布時知樞密院事，他將梁燾與蘇軾兄弟相提并論，完全可以作為理解蘇軾境遇的一種鏡像或參照。梁燾、字況之，今山東東平人，是“朔黨”領袖，蘇軾是“蜀黨”領袖，彼此是政敵，蘇轍黨羽攻罷蘇頌，梁燾是宰輔中唯一為蘇頌辯護的。

“同文館獄”起，劉摯、梁燾涉嫌與“徐邸”交通，對于如何處置梁燾，曾布稱，“燾更有罪惡，亦不過徙海外”。曾布與哲宗心照不宣，“徙海外”就是懲治與“徐邸”交通者的最后選項。后來，朝廷欲遣呂升卿、董必“誅（涉同文館獄）諸人于嶺南”，首當其沖的，是責貶雷州別駕的梁燾。所幸的是，“是日晚，聞梁燾卒”，而未能成行。

蘇軾兄弟與“同文館獄”毫無關聯，但曾布諫止“誅諸人于嶺南”，卻屢以二蘇為言，“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這也表明呂升卿、董必所誅雖以涉嫌“同文館獄”的“朔黨”為主，蘇軾、蘇轍也概莫能外，或許就因為他們也與“徐邸”有關。

元符元年三月，蔡京、安惇為“同文館獄”結案，將“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并案處理，“以王府為要途，以朝廷歸私室”是其中關鍵。“王府”即“徐邸”，可見哲宗對皇叔趙顥的芥蒂至深。

司馬光、呂大防都與“同文館獄”毫無關聯，“等”字所指涉的“諸人”，也包括蘇軾、蘇轍，只不過僅以曾任宰相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一筆帶過。況且，上官均就將呂大防與蘇轍相提并論，朝廷“初議令（呂大防）過海”，但哲宗認為“大防誠樸，為人所賣”而作罷，而“賣”呂大防的，極為可能就是蘇轍。同樣道理，蘇軾更具號召力，所以，最終“過海”的只是蘇軾而非蘇轍，深層背景應該也是與“徐邸”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