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海通以來，中外關系變化，新增諸多“交涉”之政，“交涉”之學遂而勃興，同時也產生數量龐大、性質各異的“交涉”相關文獻史料。在近代中外關系文獻的整理與利用方面，經數代學者辛勤耕耘，積累豐厚，而今人揆時度勢，再辟蹊徑，猶可追跡前賢，后來居上。由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組織，戴海斌、張曉川執行主編之《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繼五年前刊行第一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近日又推出第二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參與《叢刊》工作的整理者多為國內外活躍在研究第一線的高校青年學者，大家都認為應該本著整理一本，即深入研究一本的態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現為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每一種資料均附有問題意識明確、論述嚴謹的研究性導言，這也成為本項文獻工作的一大特色。今次擇其數種，由整理者自述心得，就各類型文獻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予以紹介說明。本文為系列推送的第五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1904-1905年發生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俄戰爭，也有“第零次世界大戰”之稱，盡管清政府在這場戰爭中宣布“局外中立”，但這場20世紀初的大戰，無論是對中國的國內政治形勢，還是中、日、俄三國關系及列強在東亞的關系演變等國際層面，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調停下，1905年9月5日，日本與俄國簽訂《樸茨茅斯條約》，規定俄國享有的遼東半島租借權、長春至大連的鐵路及相關特權均轉讓給日本，但須取得清政府同意。1905年11月，日本全權大臣特派全權大使外相小村壽太郎、特派全權公使內田康哉與中國全權大臣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北京舉行會談，最終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正約三款及附約十二款，日本自俄國繼承的權益正式得到清政府承認。除此之外，日本還獲得開采奉省鐵路附屬礦產、鴨綠江右岸森林，開設日本租界等多項權益，而談判中涉及的鐵路護路兵、滿鐵“平行線”等事項之后又成為日本肆意擴大權益的借口，中日東三省問題的遠因即肇端于此次談判。

薛軼群整理：《1905年東三省事宜談判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一、文獻情況及史料價值

自1905年11月17日正式開議，至12月22日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中日雙方在36日內舉行了22次正式會談。本書（《1905年東三省事宜談判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即是對日本藏此次談判完整記錄的整理。作為記錄會談內容的概要，現存有中文版的《中日全權大臣會議東三省事宜節錄》，收錄于王彥威、王亮父子整理的《清季外交史料》（外交史料編纂處1932-1935年版）。日文史料方面，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有《満洲ニ関スル日清交渉談判筆記》（《關于東三省事宜的中日交涉談判筆記》）的檔案及日文版會議節錄《満洲ニ関スル日清交渉會議録》，均收錄于外務省編纂的《日本外交文書》第38卷（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8年版）。相較節錄內所載的每次會談的概要、雙方討論修改的條約草案等，日文版談判筆記完整記錄了二十一次談判的全過程（第二十二次會議為條約簽約儀式，談判筆記未載），不僅包括雙方全權大臣的詳盡發言，彼此爭論分歧所在，甚至還記錄了相關人員的神情舉止。據參加會談的署理外務部右丞鄒嘉來記載，會談時其與楊士琦負責記錄中文筆記，金邦平記錄日文筆記，但這兩份筆記的所在目前已不可考。因此，從資料的完整性而言，日文版談判筆記無疑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書整理版本即是依據收錄于《日本外交文書》第38卷的《満洲ニ関スル日清交渉談判筆記》（《關于東三省事宜的中日交涉談判筆記》），并參照檔案底本及中、日文版會議節錄，對日文原文斷句標點后進行全文翻譯，同時對日文資料及《清季外交史料》中的若干舛誤進行了更正。

會談伊始，雙方即約定所有事宜應嚴守秘密。會議期間袁世凱嚴密控制相關人員的出入，監視信函的往來，并對有關東三省問題的新聞電報實行審查，內外都處于戒備森嚴的狀態。為免日、英等國通訊員擅發新聞電報影響談判進程，袁世凱還向日方尋求協助，要求日本公使館審查日文電報的拍發。正是由于相關信息受到嚴格的管控，中日雙方對談判內容秘而不宣，以致外界無從得知談判詳情，坊間的種種猜測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對1905年北京會議的認識與評價。1930年代，王蕓生首次利用會議節錄，以專章論述北京會議的經過，指出日本不僅繼承了俄國的地位，還攫得許多額外利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4，大公報社1932年版）。隨著外交檔案的不斷公開，陸續又有學者從談判的準備過程、策略、影響分析談判的成效，肯定中方談判主要人物袁世凱的外交努力，認為其挽回了部分利權。此次通過對談判筆記的整理，還原中日雙方在東三省問題上的交鋒與妥協，也有助于全面認識清政府在談判過程中的外交努力及其成敗得失。

1905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談判官員合照（上海圖書館藏，題記為瞿鴻禨所作，照片為當時旅居北京的日本著名攝影師山本讃七郎所攝）

二、談判的主要焦點

翻查談判筆記，可知會議進程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1月17日第一次會議至11月29日第七次會議，雙方就日本提出的大綱十一款展開討論，除撤兵、鐵路經營權等問題外大致達成協議。第二個階段自11月30日第八次會議開始討論中方的補充條款八款及日方的補充條款六款，直至12月18日第二十次會議議定所有問題（12月19日第二十一次會議商議條約表述及條款順序，12月22日第二十二次會議正式簽約）。其中，日本報紙披露的談判陷入停滯時期多在進入第二階段之后，雙方主要圍繞撤兵、護路兵及鐵路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一）關于撤兵與護路兵問題

中方于11月23日第二次會議時提出補充條款八款，其中第一款即言明，“中國政府為維持東方永遠和平起見，應請日本國政府將現駐軍隊從速撤退，自日俄定約之日起除旅大借界外，按十二個月內一律全撤。至保護鐵路兵隊，應由中國政府查照中俄兩次條約中國承認保護之責，并保護該鐵路職事各人。所用兵隊由中國政府特選精銳，分段駐扎巡護，按每華里駐兵五名，以期周密”，可知撤兵與護路兵兩項是清政府最為重視的問題。

因俄國趁義和團運動出兵東北后并未依約撤兵，《樸茨茅斯條約》雖規定日俄兩國于十八個月內完成撤兵，但日俄大軍駐留東北始終充滿未知因素，因此清政府希望將撤兵期限盡量縮短至一年內，力圖在取得日本的同意后再與俄國商議。小村則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俄國是否能切實履約如期撤兵，且日俄議和時已限定以十八個月為期，如中國先取得俄國同意，日本可相應就此協商。至于外國設護路兵事宜，袁世凱指出并無條約依據，應由中國自行保護，且日本方案中未提及撤去護路兵期限。但小村辯稱日俄和約規定鐵路沿線每公里駐兵十五人，礙難更改，而日本無意永久駐留，待中國可在東三省確保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時，愿與俄國同時撤去護路兵，堅持此事應與撤兵問題采取同一處置。之后，袁世凱又擬定新提案，重申東三省鐵路應由中國自行設法保護，日本護路兵未得中國允許應一概撤去，同時作出一定讓步，同意日本可暫留專為保護南滿鐵路的巡捕隊若干名，但不得干涉中國地方行政權，也不可擅出鐵路界限，且最遲須在日本撤兵后十二個月內撤走。此外，袁世凱還強調十八個月的撤兵期限太過緩慢，要求日本盡速撤兵，并將與俄國商議縮短期限事項寫入會議節錄。

由于中方態度堅決，小村擬以全權之責，提議以吉長（吉林省城至長春段）鐵路、新奉（新民屯至奉天段）鐵路的經營權交換護路兵條款，承諾日俄兩國軍隊撤退后，如俄國同意撤去護路兵，日本也將同時撤退。中方認為日本的提案未明確撤去護路兵期限，無法照允。雙方一度僵持之后，中方再次讓步，提出將護路兵撤退條件寫入條約，并將限制護路兵條款存入會議節錄。同時袁世凱堅持將中國認為護路兵問題仍未完全解決，保留抗議之意列入會議節錄內，而在小村要求下，袁世凱最終同意刪去抗議字樣得以定案。中方盡管同意護路兵暫時駐留東三省，但也取得艱難進展，如列明撤退條件為俄國允撤，或中俄擬妥辦法，或中國可切實保護東三省外國人安全之時；且限制護路兵在未撤之前不可干擾地方行政，也不可擅出鐵路界限之外。至于撤兵期限問題，因此事牽涉俄國，日本為免貽有變更日俄和約的口實，推托無法單方面承諾，中國終未能實現既定目標。

第十一次會議時日方所示《樸茨茅斯條約》簽訂時日俄兩軍所占東北地區之地圖，圖中“朱線”以北為俄軍范圍，“青線”以南為日軍范圍（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二）關于安奉、新奉、吉長鐵路問題

鐵路問題是中日談判過程的另一個焦點所在，日本在第一次會議提交的大綱第七款要求，“中國政府允將由安東縣至奉天省城以及由奉天省城至新民屯所筑造之鐵路，仍由日本國政府接續經營。由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將來展造至吉林省城一事，中國政府應不駁阻。”其中，安奉鐵路為戰時日本為從朝鮮調運軍隊和物資私自敷設的軍用窄軌鐵路；新奉鐵路同樣是戰時日本私自敷設的軍用短途鐵路，但為人力推車；吉長鐵路則是尚未敷設的鐵路。日本旨在通過談判將戰時非法攫取的利益正當化，借此進一步染指鐵路沿線的權益。中國在第二次會議時對此提出修改意見：安奉鐵路須于五年之內拆除，或由中國出價買回，在此期間專門用于運用各國工商貿易貨物，也可運送中國官商貨物及士兵、軍需物資；新奉鐵路由中國贖買改建，其余各處軍用鐵路一律拆除；吉長鐵路由中國籌款自造，資金可向日本貸借，其他南滿鐵路支線應予拆除。

雙方自第四次會議起正式商議鐵路問題，小村認為安奉、新奉鐵路在日本的東三省防御體系中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希望比照南滿鐵路，由日本經營管理。袁世凱指出東三省為中國領土，日軍敷設兩鐵路時未與中國商議，自有權要求日本拆除。如俄國將來在其勢力范圍內采取同樣舉動，中、日均無法拒絕，因此應按中國的方案辦理，但經營年限滿期后可以酌情展延。雙方圍繞主權及軍事問題，就安奉鐵路的經營年限、改良方式、改良期限等反復辯駁。為打開僵局，袁世凱提出兩個新方案：其一，鐵路改良期限設為二年，改良辦法由中日派員商定，日本經營期限自改良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期滿后中國出價買回，中國貨物由該路轉運，按照山海關內外鐵路章程給價，運送中國士兵、餉械按照東省鐵路章程辦理；其二，中日合辦安奉鐵路公司，將現有鐵路售予該公司，經營期限定為二十五年，期滿后中國出價買回。小村傾向接受第一個方案，雙方又就改良期限的計算方式、改良辦法等展開商議才達成一致。

關于新奉鐵路，中國指出1898年借英款修建關內外鐵路時，已訂明不許他國敷設支線，且新民屯位于遼西中立地區，須由中國自行敷設。小村遂提出折衷辦法，新奉鐵路以遼河為界，奉天至遼河段由日本經營，遼河至新民屯段由中國經營，橫跨遼河的鐵橋由雙方合資修建。但袁世凱以英國有優先承辦關內外鐵路支線權利，及奉天為清帝陵寢所在，北京至奉天的鐵路必須由中國自造為由拒絕了該項提議。

吉長鐵路方面，小村表示日俄議和時日本以放棄長春至哈爾濱鐵路的權利換得該鐵路的敷設權，實將其視為南滿鐵路的延長線，希望按照安奉鐵路辦法一律辦理。袁世凱則聲稱清政府已兩度下旨由中國自行敷設該鐵路，惟需借款時可先向日本商借。

由于雙方的立場存在明顯分歧，進入第二個階段后，為獲取新奉、吉長鐵路的經營權，日本調整了策略。小村在第十五次會議上提交新方案，表示吉長鐵路所有權歸屬中國，但敷設及經營權交由南滿鐵路公司辦理；新奉鐵路遼河以東路段比照安奉鐵路辦法辦理，遼河搭橋事宜由中日合辦。同時聲明一旦中國接受此方案，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可承諾日俄兩國撤兵后，如俄國同意撤去護路兵，日本也將同時撤退，此外也將撤回漁業權的要求。但袁世凱始終堅持吉長鐵路應由中國自行籌款建造，款項不足部分可借用日款，不超過工程總費用的半數。雙方就聘用日本工程師、具體借款辦法等多次商議后，才基本達成一致。

至于新奉鐵路，中方不同意小村的提議，只是允以遼河以東路段可聘用兩名日本人協助經理，而日方始終堅持比照吉長鐵路辦法辦理，如中國不允則擱置另議。最后，袁世凱予以一定讓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保留中國贖買改造的條款，同意遼河以東線路的建造款項向日本貸借半數，償還期限為十八年，借款辦法比照山海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擬定，其余軍用路軌一律拆除，同時要求日本交還占取的新奉間電信線。小村也不再堅持，只是提出其他軍用路軌于撤兵時必然拆除，無需特別訂明，而電信線事宜日前已商定將來隨時協商，不必再列入會議節錄。袁世凱則堅持將軍用鐵路問題列入節錄，但在得到小村回國后當從速催辦電信線相關交涉的承諾后，同意刪去相關條文。至此，鐵路問題的交涉大體塵埃落定。

整個談判過程中，慶親王奕劻因病只出席了第一次、第十六次、第十七次、第十八次、第二十二次會議，除去首尾兩次禮節性的儀式外，實際只參加了三次會議。從談判筆記可知，中方主要的發言者為袁世凱。另據鄒嘉來日記載，在收到日方的大綱十一款后，袁世凱親自起草了中方修正案，經與慶親王、瞿鴻禨商定后再與日方續議。因此，袁世凱可視為實質的交涉負責人。由于談判時長大致多為兩至三個多小時，討論最激烈的第五次會議則近五個小時，相比日俄樸次茅斯和談在27日內舉行了10次正式會談，北京會議的強度之大、交涉進展之困難可想而知。袁世凱雖然在會談期間抱病在身，但每次會議都長時間與日方爭論條款細則，最終迫使日本作出讓步，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日方欲在“南滿”大幅擴張權益的企圖。除上述撤兵、護路兵及鐵路問題外，中日還就恢復東三省行政、設立通商口岸、東三省林木采伐權、內河行船權、漁業權、奉天省附屬鐵路礦產等諸多問題進行了商議。雖然在直接關系主權的撤兵、護路兵問題上收效甚微，但在鐵路問題方面對日本的無理要求進行了較大程度的抵制。至于其他由俄國轉讓給日本的權益，日本最初拒絕按照中國擬增的九項補充條款商議細目，但在袁世凱的爭取下，其提出的日本須遵照中俄借地、造路原約，遇事隨時與中國妥商厘定的條款得以列入正約，對日本恣意解釋繼承權利進行了限制。考諸談判筆記中所載雙方活動及最終簽訂的正約、附約及會議節錄，當可對具體條款的形成過程有一深入認識。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正約日文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三、“密約”說疑云與東三省問題的懸案

然而，就《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影響而言，圍繞最終形成的會議節錄，嗣后相繼衍生出所謂“滿鐵”平行線問題及新法（新民屯至法庫門段）鐵路、大石橋支線、撫順煙臺煤礦、安奉鐵路沿線煤礦、京奉鐵路延長線等東三省“五懸案”的交涉，以及“二十一條”要求中的“南滿洲”各礦開采權、吉長鐵路經營權等問題，意義可謂十分重大。

關于會議節錄，中日在首次會議時商定，為記錄會議綱領，每次用中、日文存記會議節錄，并由兩國全權委員署名，會議之事嚴守秘密。第二次會議時，小村提出不便公開事宜可作便宜處理，也可列入會議節錄，袁世凱表示了同意。但第十二次會議再次討論日本大綱第一、第二款東三省內政改革事宜時，中方認為此兩款有損中國主權，且有他國在各自勢力范圍內援引此例之虞，拒絕列入條約之中。小村提議可將其兩款合并為一項聲明存記會議節錄內，袁世凱與其反復磋商文案表述時，曾言及“條約自當公布，會議節錄雖為秘密記錄，但將來與條約一同保存，具有同等效力，惟如密約性質”。第十八次會議伊始，中方欲將吉長鐵路自行籌款筑造的修正案寫入會議節錄時，慶親王曾發言稱“會議節錄應與條約有同等效力”，可知中方全權大臣當時均認為會議節錄與條約具有同樣的約束力。

另一方面，日方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回國后，為履行條約批準手續于1906年1月6日接受樞密院審議時曾作如下說明：“新奉鐵路雖于條約內未有載明，實則名義上由中國政府敷設，日本掌握實權，此乃會議節錄承認之密約。吉長鐵路亦如上述由中國政府敷設，實權操諸我手，此亦作為密約載明于會議節錄。與其他鐵路相關者亦有兩個密約，其一為中國在吉林地方不允許日本以外的外國或外國人敷設鐵路，亦不與日本以外的外國或外國人合辦敷設鐵路；其二為不敷設與旅順長春段鐵路的平行干線，也不敷設有損南滿鐵路利益的支線”。當日明治天皇出席樞密院會議，聽取小村說明后，議長山縣有朋宣布表決，全場一致通過批準該條約。由此可知，日方全權大臣也有類似的認識，并在政府高層范圍內形成共識。

須注意的是，會議節錄的內容并不能單獨脫離《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附約，其條款正是對條約的解釋補充，及對條約內未涉及問題的初步諒解，這三部分內容構成了北京會議所涉議題的各個方面。綜觀談判筆記中雙方具體討論的記載，可知對會議節錄內容的斟酌并不亞于對條約條款的重視，如若相關條文對雙方不具有約束力，顯然無法回答一個疑問，即兩國全權大臣為何要就此費盡精力反復辯駁。然而，會議節錄的部分內容只涉及重要問題的原則依據，如何就具體問題進行溝通、制定解決辦法仍有待中日之間的進一步協商。如日本屢次提及的“滿鐵”平行線問題，袁世凱在第十一次會議討論時曾強調中國作為地主，自有敷設鐵路之權，即便節錄第八款列明“中國政府于未收回南滿鐵路之前，于該路附近不筑并行干路及有損于該路利益之枝路”，但有關“附近”的具體距離、“并行”的定義、“干路、支路”的解釋等雙方并未形成統一的結論，這也成為了日后中日交涉的一大懸案。

1932年1月14日，日本外務省公布所謂《秘密議定書》，其內容即為會議節錄存記的十六款條文。此舉是為應對“九一八事變”后國聯調查團所作的資料準備工作，旨在強調中國不守信諾，將中日爭端的起因歸咎于中國，該議定書后由外相芳澤謙吉提交給國聯調查團。與此同時，擔任國聯調查團中方顧問的顧維鈞也召集眾多研究中日關系和東北問題的專家，編制說帖以備國聯調查團參考。4月27日，南京國民政府向國聯調查團提交《關于平行線問題及所謂一九零五年議定書之說帖》，指出日本所謂《秘密議定書》只是自每次會議所載的臨時諒解任意摘出，1905年北京會議簽訂的正約及附約內并未提及平行線問題，也無條文賦予日本阻止中國在東北建筑鐵路的權利，因此該《秘密議定書》并無法律意義及效力。王蕓生也附以專論《辟所謂》，從外交慣例和法理層面闡述會議節錄并無法律效力，并比照日俄樸次茅斯會議錄，認為兩者形式與性質完全相同，駁斥了日方的主張。歷經半年多的調查后，國聯調查團于1932年10月公布報告書，其中第三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日關于滿洲之爭執》部分就《秘密議定書》的存在指出，“所謂一九零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中國出席于北京會議之全權代表關于‘并行鐵路’之允諾，并未載于任何正式條約，惟一九零五年十一月四號北京會議第十一日之會議記錄中載有此項所謂承諾”，認為真正的問題在于會議節錄的性質，即“華方有無履行之義務，是否有正式條約之效力，且在適用上并不受時間及事態之限制”，需要從國際法的觀點進行闡釋，“取決于公正法庭之判斷”。報告書進而明確指出，“此段關于‘并行鐵道’彼此爭辯之文字，實為中國全權代表之一種聲明旨意之語，是則毫無疑義者也”，這也體現出日本肆意曲解“并行線”表述，抗議中國在東北修筑鐵路的行為是站不住腳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附世界各國人士之意見》，上海申報社1932年版）。

1905年中日訂約后，日本大肆在東北擴張利權，炮制“間島問題”、東三省“五懸案”等問題，極力制造其在東北的“特殊地位”，種種行徑實際上已嚴重違反條約的相關規定。但在與清政府的交涉中，日本片面強調條約中對其有利的條款，不惜恃強凌弱以既成事實強行施壓，對維護中方利益的條款則強詞奪理，拒不承認，這些都導致條約的約束力喪失殆盡，隨之而來的就是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日益加深。

四、歷史的余聲

抗戰勝利后，1948年冬葉景葵入手一張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談判官員合影后，特囑托曹汝霖標注相關人士的姓名。作為當年以隨員身份列席會議的親歷者，回望數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的過往，曹汝霖百感交集的慨稱，“袁全權對于東三省權利爭之甚烈，歷一月有半之久，僅允日人繼俄人旅大租借權、南滿鐵路權、撫順煤井及合辦鴨綠江森林。東三省不將并行線犖犖為大端而已，日人以未償其欲，深致不滿，終提廿一條之要求，卒釀九一八事變，浸及于世界二次大戰。倖獲勝利，還我河山”。顯然，在曹汝霖看來，日本步步緊逼的侵略野心正是源自于1905年的北京會議。

1905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談判官員合照（上海圖書館藏，題記為曹汝霖1948年冬所作）

今年適逢《樸次茅斯條約》及《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簽訂120周年，相較于歐美、日本學界對日俄戰爭史料整理的重視與研究的積累而言，中國的相關工作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仍有不小的進步空間。期待本書的整理出版或對推動中國與日俄戰爭關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來源：薛軼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