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深港書評》對王笛的專訪，王笛在訪談中分享了微觀史的發展與現狀，進一步探討微觀史寫作的難點與方法，嘗試找到打開微觀史的那一把鑰匙。

微觀史必須要有細節

晶報：在您看來，一部好的微觀史著作是怎么樣的？

王笛：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我而言，一部好的微觀史作品要有三方面元素：

一是資料新。這里的“新”有兩種概念。第一種指新發現的資料；另一種是指寫作者用一種新的解讀和使用方法，對過去已知的資料進行新的發掘。

其次，好的微觀史作品必須是精彩的故事，顯示出作者講故事的能力，把資料運用得引人入勝。

最后一點，好的微觀史作品能讓我們閱讀后對這段歷史有新的啟發，能開拓我們新的思路，或是讓我們明白了一個新的問題。具備這三點要素，就是我認為的比較好的微觀史作品。

晶報：這里的“微”微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微觀史？

王笛：說實話，這個沒有標準，個人的看法也不一樣，但是我有我的標準。我認為微觀史必須要有細節，而且這個細節是針對普通人的。我不斷強調，微觀史其實就是寫普通人——那些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沒有被重視的一般人，甚至是底層人。寫胡適、寫陳獨秀，即便是再詳細的傳記，我認為都不能稱為微觀史，最多稱其為政治史，或是思想文化史，再或是人物傳記。

那么，寫一個普通人，“微”到什么程度才算微觀史？《奶酪與蛆蟲》已經給了一個比較好的答案——他可以微觀到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比如這個人是如何與他的家人相處的？靠什么為生？他的思想來源是什么？他讀了什么書？為什么會有那些奇談怪論，又為什么會被認為是異端？他在教堂的活動，他與周圍人的談話，這些都可以是微觀史的內容。我想，如果資料允許的話，還可以寫一個普通人的一生，一個普通人的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甚至，如果資料詳盡到一定程度，知道哪一天對這個人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寫一個人的一天。這些都是理想的微觀史。但由于資料的限制，這對寫作者來說往往比較困難。

晶報：這就很考驗寫作者收集資料與處理資料的能力。

王笛：對。每個寫作者掌握的資料不一樣，寫作的角度和側面也不一樣。舉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為例，這本書在我看來也是微觀史。《王氏之死》的寫作和出版在上個世紀70年代，雖然名為“王氏之死”，但是王氏只在書中最后一章才出現，其他的都是寫背景。如果按照嚴格的微觀史標準，這樣是不是也能稱其為微觀史呢？我覺得是算的。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史景遷寫的是清初山東郯城一個偏遠鄉村的貧窮的婦女的故事。在1970那個微觀史還未興起的年代，史景遷能夠把這樣一個婦女的故事講出來，已經顯示了他非凡之處，即他的眼光以及他收集資料的能力。由于當時可用的資料很少，他還應用了一些文學資料用于補充。比如他借用了蒲松齡《聊齋志異》一段關于夢境的描述，用于描寫王氏瀕死時的思想精神狀態。這是一個奇特的用法，因為作者當然不知道王氏彼時的思想狀態。現在看起來，肯定好多人不同意。但我覺得在資料缺乏的情況下，并且作者注明了出處，這種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對于那段夢境的描述，我覺得用得非常漂亮。因為人在瀕死時精神就完全脫離了，但是史景遷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展示出一個貧困婦女生命的結束，充分顯示了他講故事的能力，哪怕在資料那么缺乏的情況下，還是能夠通過文學資料來彌補。

中國的微觀史寫作處在起步階段

晶報：您在《歷史的微聲》中提到，微觀史在西方出版了不少非常優秀的著作，但卻很少見中國有微觀史的作品問世。為什么會存在這樣的問題？

王笛：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史學傳統不一樣。中國的史學傳統是宏大敘事，大家都想要研究重大問題，關注領袖、帝王、英雄，覺得普通人的歷史根本就不重要，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點是史學觀的問題。史學觀是指中國傳統的帝王史觀，比如說二十四史。整個二十四史實際上都是王朝的歷史，都是以帝王為中心，一個朝代接一個朝代，普通人在里邊沒有任何位置。

第三點是資料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微觀史發端于意大利、法國，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有宗教裁判所，如果有異端思想的人，都要經歷審訊。這個宗教裁判所的審訊記錄是非常詳細的，有的審判甚至十幾年，任何一句話都被記錄了下來，而這樣的資料又保存到了今天，給歷史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寫微觀史的資料。包括卡洛·金茨堡與勒華拉杜里《蒙塔尤》使用的資料都是當時宗教裁判所留下來的。如果沒有宗教裁判所的資料，我估計在意大利法國甚至可能都不會有微觀史的興起。而在中國，我們比較詳細的都是宮廷的資料，像《清實錄》《起居注》這些都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普通人雖然也有一些檔案以及一些審訊記錄，但是根本不夠詳細，也限制了我們寫出微觀的歷史。

晶報：那在您看來，中國哪部作品可以稱之為微觀史的起源？

王笛：《王氏之死》或許是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部微觀史的著作。但是《王氏之死》出版后，整個幾十年幾乎沒有什么新的進展。直到20世紀末或到21世紀初，關于中國歷史的微觀史研究才開始，比如牛津大學的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利用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寫了一本書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中文翻譯為《夢醒子》，我認為也是比較早的微觀作品史，但是這類的作品真的還不多。

晶報：目前中國微觀史寫作處在什么樣一個階段？

王笛：我覺得還在起步階段，像羅新的《漫長的余生》、魯西奇的《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等，這些都算是比較早期的探索。當然還有一些著作，可能我沒有注意，也沒來得及看。但據我的觀察，這些作品已經開始受到讀書界、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不管大家喜歡與否，至少說明它們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中國的微觀史還有比較漫長的道路要走，但未來一定會有比較好的前景，關鍵就在于新資料的發現、史學觀的轉變、寫作者對講故事能力的提升。

歷史學可以向拍電影學習

晶報：您怎么看待微觀歷史的生命力？

王笛：微觀歷史主要針對的是普通人，它的生命力首先體現為帝王史觀到民眾史觀的轉變。其二，這對我們重新認識歷史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歷史上，普通人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如果不寫普通人，這段歷史一定是不完整的，研究微觀歷史、研究個體的歷史，有助于我們寫出一個平衡的歷史。

第三點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涉及到那些閱讀歷史的普通人的影響。許多普通人都認為自己不重要，是過去的歷史觀灌輸給他們的，因為我們的歷史寫作常常局限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閱讀歷史的人就覺得我們作為蕓蕓眾生，對歷史沒有貢獻，這造成了對自己價值的否定。“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個普通人，每天的日常工作沒有成就，對社會也沒有貢獻。”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我們普通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做普通的事情，這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注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實就是給我們自己重新定位，一定不要妄自菲薄，認為自己人微言輕。

所以，我的新書名為《歷史的微聲》，一個人的聲音可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千千萬萬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微聲，就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認為自己人微言輕，于是什么都不表達，對自己的尊嚴、人格、權利也都不在乎，把自己的命運讓別人去掌握，這個態度是不對的。

晶報：在這個時代，您認為我們更需要微觀史還是宏觀史？

王笛：我覺得不能偏頗，兩個都需要，歷史必須是多維度的。就像拍電影一樣，要有遠景，也要有中景、近景，還要有特寫。如果只有一種觀察方法、角度和視野，寫的歷史是很枯燥的。我覺得歷史學其實可以從拍電影學到很多。

遠景就像是宏觀研究，一個通盤的思考還是需要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只看宏觀，人人都看大事件，忽視小問題。我們要知道，大問題的認識其實是建立在中觀和微觀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宏觀有個最大的缺陷，個體的人會受到忽略，這些人的經歷就會被埋沒，這不應該是歷史的全部。那么，我們研究微觀史就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從各個層次和角度來研究歷史，我們才能對歷史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知。我們研究歷史要盡可能客觀，盡可能尋找歷史真實的面貌。

當然，這只是一種愿望。一定不要說自己寫的歷史就是百分百正確的答案，哪怕是官方的歷史學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答案。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對歷史的看法，都有自身局限，而且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偏見，當然自己不一定能意識到。我想，絕大部分歷史研究者不會有意地帶著偏見去研究，但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種種局限，可能源于階級、地域、家庭出身、意識形態、政治態度、教育水平等不同。所以說，我們要承認這一點。

晶報：微觀歷史是否能與宏觀歷史平行發展？

王笛：完全能，而且應該是這樣。我并不認為我們強調微觀史，就把宏觀史拋棄了。宏觀史的重要性大家已經知道了，也不需要我再去做任何闡述。只是我現在想轉變的是我們過去的歷史觀，“矯枉必須過正”，所以花這么多工夫。在我看來，微觀史與宏觀史應共同發展，而不是有所偏頗。并且，我認為研究微觀史的人應該更多。當微觀研究發展到相當程度時，我們才能做宏觀的總結。因為宏觀史帶有總結性質，如果大家都去研究宏觀問題，重復就多，也沒有什么新意，所以說研究的人不需要那么多。但我們需要有更多人去研究個案，研究具體問題。即使不研究微觀，也可以研究中觀，比如研究一座城市，或者研究一個群體，某個時段，這些都算是比較中觀的。

“寫微觀史，我最重視的還是學術貢獻”

晶報：您談到，對于微觀史寫作來說，資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么微觀史寫作是否會比宏觀史寫作更難？

王笛：寫宏觀史有宏觀的難處，寫微觀史有微觀的難處，各自的難不一樣。我強調了微觀史寫作的難，前提是在過去宏觀史研究比較多的情況下。其實真的要寫出好的宏觀史著作也是非常難的，要駕馭各種資料。首先你的視野要寬廣，要知道整個事件的背景，而且要宏觀總結出一個命題，讓我們對歷史有新的思考。這個非常考驗作者的思辨能力、知識儲備、寫作技巧。

晶報：身為一名歷史學者，您寫故事的時候是更傾向于學術研究的寫法還是通俗寫法？

王笛：其實我最重視的還是學術貢獻。我對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個通俗歷史寫作者，作為大學教授，我的學術研究還是希望得到同行專家的認可，希望對歷史研究寫作和對歷史學的發展有所貢獻。但是我也不贊成歷史寫作只是針對專家，因為很多課題其實真正感興趣的專家是很少的。要充分展示課題研究的影響和價值，就應該考慮受眾的問題。實際上，我一直都在探索，讓我的歷史寫作既在學術上有所貢獻，也讓普通讀者能讀得下去，甚至喜歡讀。

先講故事，再講觀點

晶報：您在《歷史的微聲》中提到微觀史的研究取向，注重細節描述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離破碎而難以自拔的困境中。微觀史寫作除了有些資料的難以獲取，資料的碎片化是否也是一個難點？

王笛：這個的確是比較難的。比如我寫書，資料來源于檔案、報刊、文學作品，甚至需要實地考察，非常零散，并沒有那種系統的資料。怎樣處理這些資料，也是我在做每個不同的課題時不斷思考的問題，甚至還需要不斷地調整，起初的思考可能到書最后形成時也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我們都有類似的體驗，就像一個puzzle（拼圖），有非常多的碎片，可能有成百上千片，你要把它一片片拼成一幅完整的圖畫。但關鍵在于，拼圖是有最終的目標圖畫的，只是把它打亂了，而我們寫微觀史收集資料的時候，這個圖畫是不存在的，我們并不知道這張圖長什么樣。因為歷史過去了就過去了，你要根據自己的理解把它重新建構，復原這張不存在的圖（當然也可以說這張圖過去存在過，但是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它真實存在過的樣子），就要面臨大量的碎片化——某一份資料、某一段話、某一段描寫、某一段新聞或某一段回憶等等。如何把這些雜亂的、沒有規律的、沒有系統的東西有機組合在一起，讓人在讀的時候感覺你的敘事是完整的，就涉及到一些寫作的技巧。

晶報：那您覺得，我們應如何更好地把這些碎片“組裝”成為一個系統整體？

王笛：現在好在是有電腦了，過去手寫時代確實比較困難。在這之前還有打字機，英文打字機還好，但中文打字機很復雜，需要專業的訓練。所以我過去都是靠手寫，但要調整文章就非常困難。現在有電腦了，可以很方便地調整內容的順序。那么，要怎樣把一個故事講完整？我談一下自己常用的寫作方法。

第一步一定是收集資料。資料到手，閱讀、消化、分類。輸入電腦，這個算是第二個步驟。第三步就是再次閱讀、理解，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就會做一些注——我當時是怎么想的，對資料的認識，或者提出問題。下一步，就進入正式的寫作，我會先把它寫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或者把完整的敘事寫出來。而把故事的來龍去脈講清楚后，我才會對故事進行分析。這一點，其他的寫作者不一定會這樣做。在故事還未寫清楚時，我不持觀點，也不知道應該持有什么觀點。并且，我也不贊成在研究之初就帶著觀點去寫作，這個會影響到寫作者的判斷。在指導學生的時候，我也常常和他們說，收集資料要各方面的素材都要收集。如果帶著觀點去收集資料，就會有偏見，和你原來觀點不一樣的資料可能就被忽略或避開了，這個是不對的。

晶報：但其實這個很難把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觀想法。

王笛：對，這不是說你完全沒有“先入之見”。即使有觀點也沒關系，你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想法，但當你發現了資料里與你想法不一樣的內容時，我的建議就是一定不要把它忽視，把它記下來，提出問題：為什么這個資料和你想證明的觀點不一樣？沒準這個問題就是你的突破口。或者通過這個問題來進行下一步的挖掘，就會發現和你過去的預想不同的觀點，發現新的問題。

如果在厘清事情來龍去脈的時候就帶著偏見，那么故事的敘述、敘述的角度和方式都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建議先根據歷史的記載，把故事講清楚，再來進行闡發。我的寫作基本也是按照這樣一個過程。最后要考慮到非虛構的寫作技巧，怎樣在結構上、文字表述上、故事的講述上做到最好，讓大量讀者感興趣，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當然，我講的只是一個大概過程。根據不同課題，我在不同的作品中運用的寫作方式也可能不一樣。一切都不是固定的模式，經常都要靈活處理。

晶報：在把故事講得既客觀真實又好聽好看這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王笛：那就是對各方面資料的掌握、運用和綜合分析，并把歷史用大眾都能讀得懂，而且喜歡讀的方式講述出來。

沒有特點的城市就失掉了文化的底蘊

晶報：《那間街角的茶鋪》是您寫城市歷史的一種，您認為城市歷史一定是反映個體的寫作嗎？

王笛：這個倒不是，如果你要寫微觀史，肯定要反映個體。寫城市卻有各種不同的寫法。但是過去的城市研究比較缺乏的就是“人”，都是城市的管理、經濟或者文化，一般都是以群體的視角來研究。既然過去的研究有這些缺陷，我覺得現在就要強調個體的人，特別是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生活。雖然個體的普通人可能確實沒有城市的管理者、政府的政策等重要，普通個體看起來并不顯眼，但就像你們記者選擇采訪對象一樣，他背后可能代表著千千萬萬有相同經歷的一群人。比如我們研究快遞員，也不用采訪每一個快遞小哥，選幾個代表甚至選一個代表，后面就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個體的價值就在這里。我其實在不斷地強調，從長遠來看，從群體來看，普通人才是歷史的創造者，或者說是主要的創造者和推動者。

晶報：城市的個性是否應該是被記錄的唯一價值？

王笛：其實過去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特別是傳統的城市。許多城市經過了幾十年的現代化的發展，大拆大建，加上人口流動，個性越來越小，共同性越來越多。現在我們每一個城市的規劃者或者管理者就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怎樣能夠保持一個城市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城市，就失掉了它的文化底蘊。比如說廣州、深圳、成都、武漢、北京、上海等等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特點，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話，地方文化就失掉了。對于研究者來說，就是把城市的特點記錄下來。可能哪一天這個城市的這種特點真的消失了，人們還可以從我們的歷史研究中去得到了解。

晶報：城市共性越來越多了，我們如何更好地找到它們僅剩的個性呢？

王笛：表面上看起來，城市的個性是越來越少了，但如果仔細觀察的話，還是能發現它們的特點的，這就要看怎么去發現和記錄，就需要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比如寫北京，就要到里弄、四合院深處，不要跑去天安門廣場或者到王府井大街上去找。再深入下去，比如各地的語言、飲食、風俗、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地方特點，要深入挖掘下去。而且我一貫強調，物質條件的變化是相對快的，但是文化的變化會很慢。你看，從五四運動到現在一百多年了，我們實際上還在一個不斷轉化的過程，這讓我們的研究有了機會。所以研究不能高高在上，否則就看不到事物的本質，你必須要深入下去，回到街頭，回到茶館，回到咖啡館，甚至回到四合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