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之魂》，[意] 卡洛·金茲伯格著，李根譯，時刻人文·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5月即將出版

“微觀史學”是卡洛·金茲伯格最顯著的標簽。對他有所耳聞的讀者一旦看到出自這位意大利歷史學家之手的文字，多半首先會在心理上準備好閱讀一段來自過去社會底層的不為人知的小人物故事，并期待在作者的引導下跳出宏大敘事，形成新的歷史認知。

“野獸之魂”，這個明顯帶有人類學“他者”意識的標題，會更強化讀者對這部書的微觀史趨向的期待。這本書的確有微觀史學的特征。它涉及不同時代處于歷史敘事邊緣或陰影中的群體：異邦人、奴隸、野獸、美洲土著、納粹德國時期的猶太人。書中也偶爾出現一些生動的場景還原或細節推敲，尤其是作者由這些微小細節發起的思考，對既有的一些歷史認識再次形成沖擊。

不過此書的四篇文章沒有如學界津津樂道的經典微觀史那樣，書寫小人物的傳奇，也沒有以小人物的“他者”視角“自下而上”地審視人類歷史。如果按照經驗歸類，這些文章應該屬于思想史作品。讀者在其中看到的是古典先賢：希羅多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普魯塔克，中世紀圣徒：尊者比德、圣托馬斯·阿奎那；十六世紀的文人：塞普爾韋達、拉斯卡薩斯、馬基雅維利、帕米賈尼諾、蒙田；十七世紀的思想巨匠：笛卡爾、皮埃爾·拜爾、巴西萊·帕斯卡；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學術先鋒：曼佐尼、普利莫·萊維、卡爾維諾、馬克·布洛赫、保羅·馬斯、喬治·帕斯夸利。換言之，此書不是以“野獸”之“瞳”去看歷史，而是呈現這些引導并因此代表了諸時代社會精神的精英，以何種邏輯定位本位文化與他者文化的關系，以何種態度看待“野獸”之“魂”。

實際上，“文明的傲慢”和“野蠻的高尚”之類的話題及其發人深省的意義，已經不新鮮。將上述那些精英拉出來，歷數他們哪個具有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哪個以平等主義接納異族，其實并不高明。金茲伯格在此書中的這幾篇文章沒有落入這樣的俗套。他關注的是這些思想如何在后世被挪用的狀態。書中表現了在思想史考察中難以被察覺的關聯，例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文化觀念，其實并不被同為古典文化代表的第歐根尼和普魯塔克認同，但卻在基督教文化中發揮著堪比圣保羅留下的經典的啟示作用。同樣，自古典時代以來就一直給人印象不佳的詭辯論，在基督教文化中演化為“決疑法”，成為神學辯論的工具。決疑法隨著基督教文化的延續，影響到十九世紀的曼佐尼在小說創作中表現人性的復雜，并進而使二十世紀的普里莫·萊維在思考如何真實呈現納粹大屠殺這場苦難時找到了更客觀、合理的視角和立場。

十多年里，我持續地關注金茲伯格的作品及其史學觀念。除了一次短暫的見面，更多的是與他書信往來。他的思想很難概括和歸類，他也很反感討論他的人這樣做。他的父親是文學理論教授，母親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意大利小說家。金茲伯格家庭的猶太人身份使之在墨索里尼政府時期遭到迫害。他的父親成為意大利反法西斯運動的領袖，后來被捕并犧牲。金茲伯格五歲之前的童年是在流放并被管控的狀態下度過的。他在二戰后的成長有很多令人艷羨的良性引導。意大利的知識分子精英與他家族的親友圈重合度很高。歷史學并不是自小見多識廣的金茲伯格人生規劃的首選。少年時期，文學、美術先后是他的理想，大學時他最初的專業是哲學。這些“花樣”和“彎路”實際上都成為金茲伯格日后歷史學研究的智識儲備，并使他的史學研究生涯優秀且極富個性。僅僅順應父母的教誨，他就既熟悉理論思辨，也天然地親近敘事和表達；幼兒時期的種族迫害經歷必定激發他關于種族和權力的“他者”意識的覺醒；在佛羅倫薩和比薩這些藝術圣地的成長經歷也必然持續地刺激著他的視覺神經；一旦他對歷史學產生熱情，沉睡在意大利各地宗教檔案館中的文獻在這個年輕人的掃視下，遲早會別開生面、隆隆作響。金茲伯格早年間對小人物的文化史、圖像證史、文化形態比較研究和歷史敘事相對性問題的研究，無疑都是這些個人經歷在史學思考中投射的產物。

金茲伯格的史學洞見總是極富新意，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研究歷史的理論工具實在太多了。借用他在此書中第三篇文章中提到的一個比喻，“濾鏡”的選擇越多，透析出的景象就越多新意，認知的體驗就越豐富。他的理論工具并非自己憑空建構，而是通過對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借鑒和改良而來。為他理論創新提供靈感的不僅有近些年新史學中常見的文學、美術和人類學，還有一系列看起來與歷史學關系不大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聽說的學科知識：如醫學及其分支的心理學、癥狀學，生物學及其分支形態學，還有語文學、古物學、戲劇理論、神學理論。熟悉金茲伯格的讀者會注意到，他對上述理論工具的運用在此書中已經爐火純青。更吸引人的是，他在思想史和史學方法論的研究中又采用了新的跨學科工具——古典的詭辯論、中世紀的決疑法，以及現代醫藥科學的雙盲實驗。近些年來，網絡世界有一個有趣的描述。當某個極富新意的改編或原創作品的水準已經超過其所參照的經典時，網友會語帶調侃，實則欣賞地說：“某某經典‘被玩壞了’。”如果將這句俏皮話套用到金茲伯格的一系列創新性思考中，“被玩壞的”又是什么？肯定不是歷史學家客觀求真的崇高追求。無論學者們在新史學的航路上如何翻江倒海，這都是定海神針。僅就此書的內容講，“被玩壞的”顯然是西方歷史上那些看似高談闊論、鞭辟入里，實則刻板、虛偽、自我中心的思維范式與倫理偏見。金茲伯格撥開那些看似高深的布幔，讀者得以更直接地窺見歷史的復雜。為他們的反思提供鏡鑒的，當然是“野獸之魂”。

如果用一個短語概括金茲伯格史學研究的主旨，那就是“揭示事實的復雜性”。在他看來，人和客觀世界都極其復雜，任何系統性的認知模式都難以對之盡然地解析或表現。因此，他總在嘗試各種解釋工具，換著法地去揭示歷史的復雜性，并在理論上不斷思考何種解釋策略能夠更清晰準確地表現這些復雜性。依此介紹，讀者可能會問：金茲伯格是一個相對主義者嗎？我采用金茲伯格喜歡的表達方式回答這個問題：是，也不是（此書的第四篇文章中就有一處類似的表達。這使他看起來更像一個相對主義者了。不過，換個角度看，他正是在用在此書中重點推介的決疑法——極力理解，但不急于歸類。我在這個括號里插入了篇幅過多的題外話。索性補充一下，行文中加入大段的題外話，也是金茲伯格學術的獨特之處。此書第一篇文章開篇，他似乎在暗示“題外話式”行文在希羅多德那里就被使用了。在金茲伯格看來，單線的陳述總是不能全息呈現事實及其內在的復雜關系，同時反而使讀者的思維僅局限在作者設定的敘事慣性中，使之閱讀始終處于被動盲從的狀態。因此，他總是采用頻繁插入題外話的方式，不僅豐富問題解析的視角，補充難以歸類的信息，更主動打破自己陳述的連貫性，制造出敘事的多維效果。讀者的意識跳進跳出，既理解作者所言，又保持只是理性地觀望作者的觀點——這是此書第一篇文章作者描述希羅多德看待異邦風俗的視角，換句話說，這還是決疑法！我在此處效仿了金茲伯格的“題外話式”行文，像是在進行一種實驗——“實驗”是他學術思想中又一特色向度。這可能來自現代主義文學敘事理論對金茲伯格的啟示。他在為《馬丁·蓋爾歸來》意大利文版作的“后記”中最早提到這種意識；此書的第一篇文章將希羅多德的敘事解釋成實驗；第四篇文章將他對這個向度的思考深化到另一個層次。回歸正題）。一方面，金茲伯格的確多次明確地表示，歷史學家難以盡然地還原事實，且總是失之主觀或片面。另一方面，他又是海登·懷特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后者被當代史學界視為最具代表性的相對主義者和懷疑論者。在我看來，金茲伯格對歷史學內在的相對性程度的判斷，與懷特所見幾乎沒有區別。二者都認為其認知極為有限且問題重重。他們的差異在于面對這一目前難以解決的現實的態度。前者始終強調，歷史學家要不遺余力地采用盡可能多的方式去接近歷史的真相。他反對后者一味的消極態度。的確，懷特的文字總是因為認識到現實與理想差距甚遠，就將歷史學的工作重心放在反復揭露歷史知識有限性的認識論反思上。金茲伯格是個相對主義者，但不是懷疑論者。他不因相對主義而感到悲觀，反而樂觀地以在相對主義的迷局中找到一些確定性為目標。這也正是他在此書中通過普里莫·萊維的“在含糊其辭時表明立場”，以及歷史學進行雙盲實驗的可能性等話題的探討中所要闡明的歷史方法論。

話說回來，揭示歷史的復雜性與歷史學研究的宗旨并不沖突。歷史學初始設定的目標就是要如實地還原事實的真相。而事實本身總是復雜多樣的，這本來就是事實的組成部分（這也是金茲伯格在此書第三篇文章尾聲大為贊賞的約瑟夫·卡羅的觀點）。那么，金茲伯格這種致力于揭示歷史事實之復雜性的研究，就是對歷史學研究宗旨的忠實踐行。

在金茲伯格幾十年的揭示歷史復雜性的研究中，最易理解的就是他的微觀史學。不過在此之后，他的歷史復雜性研究的理論參照、邏輯思路和最終結論變得越來越多樣和豐富。對很少有像他閱讀那么廣泛、思考那么活躍的讀者來說，他的文章也越來越難于理解、越來越難以進行歸納和系統性的介紹。這位注重讓讀者看到歷史事實之復雜性的學者，也將自己精神世界的復雜性展示給世人。

復雜的知識來源和天馬行空的思想注定使其著作的翻譯工作有一定難度。狹窄的見識和單薄的語言功底使得我在轉達金茲伯格的文字時總是如履薄冰。盡管已經對此書所涉及的知識盡可能做了調查和核實，但仍難保周全。此書的行文有大量繁復的長句和短促的省略句。為了保證閱讀的流暢或是表意的明晰，我偶爾會跳出原文的限制，自作主張地斷句或補充。在譯稿修改階段，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碩士生李星池同學參與了文字校對工作。譯稿的最終完成有他的功勞。在此特向他表示感謝。

“決疑法”（casuistry）是金茲伯格近些年才開始討論的一個概念，也是這部小文集中最具新意的視角之一。在詞典中，casuistry對應的中文意思是“決疑法”。可是在金茲伯格的語境中，這個詞似乎在與“詭辯論”（sophistry）替換性地使用著。如果遵循金茲伯格的使用方式譯成中文，讀者可能意識不到此間的關聯性，將之誤解成兩個話題。經考慮，我決定還是在中文表達中將casuistry譯成“決疑法”。并且，為了提醒讀者意識到金茲伯格在使用這個詞時是在關聯詭辯論的相關及含義，我在這個詞第一次出現（書中第一篇文章的末尾）時，將之譯成“詭辯論式的決定法”。這么做可能不妥，但的確也是在幾個方案之間取舍的結果。試想，如果將之直接譯成“詭辯論”，那將使讀者的理解與金茲伯格試圖以此詞揭示“于模糊中堅持理性分析”的積極立場相反。

金茲伯格在中國學界有一定影響力。在理論探討時，他的研究也常被學者們參照。不過，除了微觀史學，就他更多關于歷史復雜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研究的專門討論其實并不多。近年來，金茲伯格的作品陸續被譯成中文，這可能會推動更多讀者更高效地閱讀金茲伯格。在未來，與其相關的各種史學話題可能會有更多人討論。他的史學理論和歷史書寫肯定解決不了當下史學研究的所有問題。不過，他那敏銳的洞察力和那些不拘一格的認知方式一定會給讀者提供靈感或啟示，哪怕只是一剎那或關乎一個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