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去訪王闿運,王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夸贊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盹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他說:“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您的兒子。”
1908年前后,陳獨秀到東京民報社章氏寓所造訪,錢玄同和黃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陳、章二人閑談時,談到清代漢學的發達,陳獨秀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于蘇皖,頗為蘇皖人自豪。后采話題轉到了湖北,說湖北沒有出什么大學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黃侃突然跳出來反詰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陳獨秀聽了默然而去。
十年后,黃侃到北大執教,陳獨秀時任文科學長,辦《新青年》,提倡新文學運動,風靡一時。一次在北大的章門弟子集體做詩,詠古今名人,陳獨秀說一句:“毀孔子廟罷其祀”,黃侃則對:“八部書外皆狗屁。”所謂八部書指《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文選》。這句話流傳甚廣,以陳當時地位之尊,無端受此嘲弄自然大為不快,兩人從此結怨甚深。
黃侃向來目空一切,對其老師章太炎的經學,有時候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黃侃與號稱“兩足書柜”陳漢章同為北大國學教授,有一回,兩人碰頭胝足地湊在一起研討《小學》的心得,然而“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據說當時,黃侃與陳漢章的辯論相持不下。黃侃的豪爽血氣陡然間就冒了上來!他拈了一根的手杖遞給莫名其妙的陳,自己則執了一把的短刃跳出門外,招手讓陳漢章到外面去決斗!后來在同事們的勸說下,才結束了這場因學術之爭而引起的決斗。不過,黃、陳二人“后又善遇焉”。
黃侃在北大教書時,很是器重傅斯年、顧頡剛等人,但后來傅等人倒戈向胡適、陳獨秀的《新青年》陣營。據羅家倫回憶說:“從《新青年》出來以后,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些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后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入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于是,黃侃就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
著名詞章家吳梅是黃侃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同事,兩人關系不錯。黃侃某日邀請吳梅赴蟹宴。兩人蟹足酒迷,不能自已,忽而吳梅激辯己理正確,黃不認為可。蓋此時他也醉酒,就一個巴掌打過去,吳梅也回手相敬。兩人轉而跳出座位,擬角斗,為同事拉開。酒醒后,兩人和好如初。
大學生每屆畢業,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學錄,將師生的寫真、履歷匯為一集。印刷費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資金。惟獨黃侃對這種常例不以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錢,待到學譜印出,學校一視同仁,照樣送給黃侃一冊,留作紀念。黃侃收下冊子,卻將它丟入河中,忿然罵道:“一幫蠢貨,請飲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鴻銘則與黃侃的做法不同,學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學錄,他同樣感到生氣,說:“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們要是不吝惜經費,何不鑄一座銅像作為紀念?”他這句話足可令阮囊羞澀的學生退避三舍。
黃侃和黃菊英婚后不多時,他轉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在九華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題曰“量守廬”,藏書滿屋,怡然自樂。他和校方有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不來之約,因此人稱他為“三不來教授”。每逢老天爺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時,學生便猜測黃侃會不會來上課,有人戲言“今天天氣黃不到”,往往是戲言成真。
中央大學規定師生進出校門要佩戴校徽,黃侃偏偏不戴。門衛見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爭執中,校長出來調解、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課鈴響了,學生坐滿了教室,等待老師上課。但黃侃卻安坐在教員休息室,沒有絲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學生等了一會兒,見老師未到,趕緊報告了教務處。教務處職員知道黃侃名士脾氣發作了,馬上跑去請他上課,說:“上課時間到了,該上課了。”誰知黃侃兩眼望天,冷冷地說:“時間到了哦,錢還沒有到呢。”原來,學校沒有及時發放薪水,黃侃表示不滿。教務處趕快代他領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課。
一個雨天,其他教授穿膠鞋赴校,而黃侃卻穿一釘鞋。“釘鞋”又稱“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復油浸后的牛皮為鞋幫,厚木塊為鞋底,再釘上鐵釘防滑。這種釘鞋在鄉下走爛泥路極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適了。課后,天放晴,黃侃便換上便鞋,將釘鞋用報紙包上挾著出校門。新來的門衛不認識黃侃,見此公土氣,且攜帶一包東西,便上前盤問,并要檢查紙包。黃放下紙包而去,此后幾天一直未去上課。系主任見黃教授連續幾天未到校,以為生病,便登門探望。黃則閉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趕快報告校長。校長親自登門,再三詢問,黃才說:“學校貴在尊師,連教師的一雙釘鞋也要檢查,形同搜身,成何體統。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長再三道歉,后又托眾多名流去勸說,也無濟于事。黃侃從此就與中央大學脫離關系。
私立中華大學聘黃侃為該校教授,黃侃是個拿干薪的伙計,根本就不到學校去上課。學生就找校長陳時吵,說學校課表上列了黃季剛先生的課,為什么這年把時間了,我們連他的人影都沒有見到?是不是學校沒有把錢給他?如果學校沒有把錢給他,那要退我們的學費,因為就是有鼎鼎有名的黃季剛先生給我們授課,我們才交這么多的學費的。陳時說,我每個月是幾百塊現洋給他,哪沒給錢呢?沒有辦法陳時多次到黃季剛家中去做工作,請他去給學生上堂把課。黃侃上了課堂開口就罵:“你們是何等動物?非要我來上課?你們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說是我的學生,還怕沒得飯吃?看哪個不派你事做?”這就是他在中華大學上的唯一一次課。
1926年武昌高等師范改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黃季剛(黃侃)先生當代理校長,因其喜歡罵人,作風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來當校長。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務會上,石英先生望著黃季剛先生,心里想怎么說黃季剛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開口道:“聽說黃季剛先生治校方面比較專制…”話還沒有說完,黃季剛先生站起來說:“聽說石英的姆媽偷和尚。”石英當即斥他為什么這么無理,黃季剛先生說:“我聽說的。”他當即辭職,后來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后來朱騮先做校長,朱任為國民黨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國文系再三挽留不成,朱親自出面挽留也無濟于事。黃侃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墾辭于前,又復勉留于后,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黃侃在南京期間,偶遇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戴問他:“先生近來有何佳作?”黃答:“正編《漆黑文選》,你的那篇大作已經入選。”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選》中“昭明”的反意而來,意指戴平日為人做事不夠光明磊落,諷刺意味十分明顯。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時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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