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讀書》2016年1期，收入自羅志田《中國的近代: 大國的歷史轉身》，商務印書館，2019年。感謝出版社授權發布。

且慚且下筆：從史學想象世界

自從2008年為《南方周末》的“自由談”欄目寫一些小文字，已經有不短的時間，自己其實一直心存忐忑和困惑。首先，今日學者應當怎樣服務社會，個人并無確切的答案。其次，即使以面向大眾的寫作為服務社會的方式，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也是存疑的。

在中國進入我們所說的“近現代”以后，發生了真正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巨變。即使是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讀書人，也已經很難影響那變化中的天下。讀書人徘徊躑躅于天下衍生出的世界與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頗感無所適從。澄清天下的責任，于是漸行漸遠，有意無意之間，已讓與肉食者謀了。另一方面，陳寅恪再三強調，斯文是否掃地，讀書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僅“吾儕所學關天意”，而且“文章存佚關興廢”。正如清儒沈垚所說：

文章可絕于朝，不可絕于野。不絕于野，則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猶在也。惟并絕于野，則斯道真絕，后人無可望矣。

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還在五四學生運動的當年，顧頡剛就注意到，“真實學問的勢力不能去改革社會，而做學問的人反被社會融化了”。可知在新時代里，學問與社會的影響是雙向的，學問方面的準備不足，便不僅不能改革社會，反會被社會所融化。顧先生提出的方案是，學者若真想改革社會，就應當“快些去努力求學”。

然如老話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在五四時代，學者求學還多少有些“為己”的意味，今日則越來越向“為人”傾斜。現在的大學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寫的學問，而更多是小寫的學術，并已全盤計日程功化。像我這樣的專業學人，早已被陳澧所謂“博士之學”壓得喘氣不勻；盡管還不敢忘他所說的“士大夫之學更要于博士之學”，卻也離“士大夫之學”越來越遠。

在上述的時代大背景下，很多讀書人對社會不得不敬而遠之，不復敢言化民成俗、改變社會的責任了。而在學校的小環境里，“努力求學”與“改革社會”之間，也已形成某種程度的緊張，個體學人很難兼顧，遑論所謂“雙贏”。因此，如果不是年輕朋友蔡軍劍鍥而不舍的敦促，我應當不會進入報紙作者的范圍（此前給報紙副刊寫的，都是數千字的長文）。即使勉強進入，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謂“心存忐忑和困惑”，的確不是客氣話，而是真實的寫照。

古語云：三思而后行。雖認識到讀書人有為社會服務的責任，我的第一個困惑，便是今日學者應當怎樣服務社會。報刊編者動員我這類人寫作的理由，便是先問對目前報刊文字是否滿意。答曰不滿意，則曰正是因為你們這樣的人都不參與。譬如小人當道，多因君子退縮。只有人人出力，才能改變現狀。話似有理，惟能力有長短，術業有專攻；在一個講究分工的現代社會，做好“本職工作”，似乎就可以說是盡了本分之責。且人的精力是個常數，而專業應是一個學人對社會貢獻最大的領域，要為面向廣大讀者的報刊寫作，勢必減少用于專業的時間。在這樣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會服務未必佳，而專職也不如前了。這的確是一種兩難的選擇。

進而言之，當學者面向大眾說話，是該去“提高”呢，還是“普及”呢?在士為四民之首的時代，這是沒有什么疑問的——士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強調平等的現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樣帶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對讀者水準的預設甚至更低。還在五四時代，“提高與普及”就引起了爭辯，迄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且寫作是一個涵括閱讀的發展中進程，必有“讀者”的參與，才成為章學誠所說的“言公”。而言論的“是非失得”，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這就難免出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境。胡適就曾嘆謂，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不為世人所注意，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這似乎還是古已有之的持續現象。韓愈已說，他作文每自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以為好。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則必以為大好”。可知讀者與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來已久。

袁枚后來發揮說，韓愈所謂“下筆大慚”，是指詩賦一類進士文章，可韓愈仍是唐代的進士。故“昌黎肯慚，所以為昌黎；雖慚，肯下筆，所以成進士”。他建議當時士人對待科舉時文，不妨法昌黎，“且慚且下筆”。這當然有些借題發揮，但也可作為進行兩難選擇時的參考。近人汪國垣（辟疆）便說，韓愈此語，或“今日報館之謂”。則既為報紙寫文字，不妨預存待讀者抉擇之想，且慚且下筆。

我的第二個困惑，則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務社會的能力。雖說書生報國唯執筆，然對于專業學人來說，怎樣寫面對非專業讀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時代慣用文言表述的學者不得不寫白話文。我從來沒有奢望真能影響大眾，所作報紙文字，針對的可能還是相對小眾的讀者。但就是面對這樣的小眾，也有話怎么說的問題。

對于報紙，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拾遺補闕。蓋身處變化的時代，知道自己沒有跟風迎合的能力，只能多關注一些他人忽視的面相，盡量思而后言，少說或不說別人也會說也可說的話。同時牢記史學的啟示，一要盡可能為他人設身處地，二則必以證據支持所立言。這當然也帶來新的問題——過去人多說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還要“引經據典”，很多報紙讀者對此是不習慣的。

章學誠曾從技藝層面言“史家運用之功”說，著史者與文人的一大區別，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蓋若“不知所本，無以顯其造化爐錘之妙用”。換言之，必須先有引文，才能體現作者“造化爐錘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處見。然此可與習史者道，不足為他人言。報紙的多數讀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藝的高低，這是不能不考慮并予以尊重的。

同時，既然為報紙寫文字，就要盡量體現建設性。我知道很多讀者是喜歡揭露和批判的，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惟多點到為止，讓一些讀者不夠滿意。如有前輩便以為我談大學校園的一些現狀，有“小罵大幫忙”之嫌。其實我的本意連“小罵”也沒有。因為今日報紙本不提倡多做批評，偶爾釋放一點不同意見，相關編輯還可能為此“負責任”（是謂責任編輯）。在這樣的時候，既然選擇說話，也只能盡量多說“建設性”的話，不給編輯和報紙添麻煩。但這樣的不滿對我是一種提醒，讓我更注意說話不能離了讀書人的本位。

有時候，立足于建設，仍可有所“揭露”。法國史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與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進行系列對話,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識分子在社會宏觀層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戰”后亦然；但現在（對話是在1988年）他們正轉向另一類工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稱“他的工作就是剝去一些顯然事物和公認概念的鱗片”。布爾迪厄表示，在這一點上他與福柯完全一致。他認為“科學應當具有戰斗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介入’”。在他看來，社會科學不僅“要回答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更要“提出普通社會世界出現的問題”，并且“有責任更好地提出問題”，即在方式上應超過記者和評論界。

在西方，理想型的知識分子一向是站在政府甚至社會的對立一面，更多扮演揭露、批判的角色。在中國，固然從來存在頌圣的士人（不排除是真心實意的，即確實感覺到實現了得君行道之愿），但讀書人中更有立于社會之上或之外的清流，與實際政治的濁流處于對應和對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導，同時還要改造社會，化民成俗。大概從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社會和思想出現了重大的轉變。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也隨之轉變，其社會地位整體上似乎有所退縮，至少弱化，這就是夏蒂埃和布爾迪厄所觀察到的現象。而且這是帶有自覺的轉變，相當一些在思想界扮演著領導地位的文科學者（法語中的社會科學大體包括英語中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約近于我們通稱的文科）意識到并接受了這一轉變。

學問（科學）和學者仍在“戰斗”，但戰斗對象和戰斗方式都有所轉換。學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樣“介入”政治和社會，能盡量剝去一些“眾所周知”的事物和眾皆認可的概念之上所附著的鱗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樣是對社會不小的貢獻。這雖不那么劍拔弩張，顯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戰斗”。

注意布爾迪厄特別強調的是，學者對社會事務的觀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體從業者。這一觀念反映了也針對著20世紀60年代后西方社會開始顯著的一些新現象。意識到學者不能像媒體人一樣思考和說話，既表明媒體地位的上升，也展現了學者的自覺。要知道他們兩人的對話是在廣播電臺進行的，法國聽眾的領受程度，真讓人羨慕；而對話者的自覺，也就更加意味深長了。在中國，由于近代的變動遠比法國大，中國讀書人面臨的挑戰，似也比法國學者的更強。借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術語，近代法國的改變雖大,基本仍是“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而中國的巨變,卻是名副其實的“在傳統之外變”（change beyond tradition）。其中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就是“天下”變成了帶有異域風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漸帶今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意味。

其結果，讀書人言論關照和因應的內容，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還在“五四”前后，很多“時論”已是在所謂“社會輿論”壓力下的反應性表述，等于是被“社會”要求表態，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話要說。故他們在討論所謂社會問題（例如自殺、青年煩惱等）時，更多可能是在回應社會，而不是表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動表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價值，則在于思存高遠，主動提出有助于“澄清天下”的根本性問題。像這樣被動地隨社會之波而逐社會之流，幾乎為社會所“裹挾”，顯然是新時代的新現象。

志存高遠也思存高遠，乃是讀書人的“本位”。在法國，媒體地位上升的同時，學者還有說話不能與媒體人同的自覺意識，其前提也就是學者尚維持其主體性。但在以變著稱的近代中國，“公共”場域的變化也隨世變而愈亟。梁啟超早年曾說，其為報章之文，乃“應于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惟“時勢，逝而不留者也”。應時之文，“轉瞬之間，悉為芻狗”。盡管如此，他所發還是“其胸中所欲言”。隨著媒介方式的技術演進，各類反應式表述的一個后續發展很可能是從“公共知識分子”變為“名嘴”——他們可以針對一切問題開口，也必須針對一切問題開口，直到走進電視上的綜藝節目，不管胸中是否有言欲發。

從“天下士”向“公共知識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蛻變，伴隨著讀書人主體性的一步步消逝。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士變”——“士”在“變”中退隱，直至淡出。這類“士變”的發生，是同樣可怕的“世變”。今人批評與自我批評之時，常說我們處于一個浮躁的時代。其實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或隱或顯的時代巨變（在中國還夾雜著特有的“趕超心態”），“浮躁”二字，遠不足以表述其復雜性和內在的緊張。

眼下世界局勢真是名副其實的風起云涌，在面臨多方面失序之時，不免出現“翻云覆雨者為俊杰”的現象。不思而行，甚或聞風起哄，非大學中人所當為。做學問的人，總應比一般人稍多遠慮，方不至于“被社會融化”。今日我們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問題，并思考出現問題之后怎樣可以做得更好。動蕩之時，人多有不平之氣，也更需要心平氣和。遇事多從邏輯一面思考，盡量把從身邊到外國的他人看作常人，社會也許就會更加祥和。

雖然帶著兩層困惑，終于還是進入了報刊作者的行列。余不才，文不足以表私衷，甚愧言之不文，亦只有于忐忑中且慚且下筆。王陽明提出的“道大無外”，是支持我寫作的旨趣，也是我對未來的憧憬。據章學誠的“言公”理論，寫作是一長程，作者停筆之后，更多是讀者的參與。只要閱讀是延續的，寫作也就永遠在發展。若有人因讀拙文而生會心之感，甚或撥冗思考明天怎樣可以更好，則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