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決定了文明的走向？

有人說是地理環境，如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認為動植物的多樣性和地形走向，導致了前現代的歐亞大陸比美洲、非洲要繁榮；有人說是經濟，如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也有人說是制度，如諾斯發現私有產權對經濟的持續增長至關重要；還有人說是科技、人種等等，不一而足。

隨著對歷史社會的認知研究越發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文化才是關鍵所在。不過，正如亨廷頓所言，文化牽涉到定義問題，又難以定量，常和其他要素牽連在一起。因此，一般人總是將文化與制度、經濟、科技等并行來看，并沒有意識到其特殊性。

為此，我們從亨廷頓《文化的重要作用》，以及研究中國文化的里程碑之作——殷海光先生絕版許久、新近復活的經典之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等六本書中，梳理出文化的四大價值，既可以澄清我們對文化的諸多誤解，也可找到洞察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新視角。

▲古埃及文明，金字塔盧克索神

▌價值一：文化是人的本質

人是什么？有人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也有人說，人是語言的動物、政治的動物、社會的動物，不一而足。

但思想家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一書中卻獨辟蹊徑地認為，人是符號或者說文化的動物。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在于，動物活在純粹的自然環境中，只有生理欲望，沒有共同符號組成的文化與價值需求。

而人，除了生活在自然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還通過宗教、語言、科學、歷史等語言符號，創造了第二個自然——文化世界。這才是人的根本。正是在這個第二自然中，人類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從而不再受制于純粹自然環境束縛，造就了社會與文明。

從基因上講，人和人沒有本質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才讓中國人、西方人、印度人有了質的區別，也才誕生了不同的文明。

▲人類最早的語言符號，楔形文字

▌價值二：文化是制度之母

在文明興衰的討論中，文化決定論VS制度決定論，是一個長期的爭論。經濟學家一般都比較看重制度的作用。

但亨廷頓在《文化的重要作用 : 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中卻認為，文化才是制度之母。沒有深厚的文化土壤的支撐，制度容易成為空中樓閣。

這一點，在制度變遷的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如，現代政治制度文明，幾乎完全脫胎于清教革命。如英、美、德、澳大利亞、加拿大這些民主法治社會，都是清教國家；而那些非清教國家，如天主教的西班牙、意大利，伊斯蘭教的阿拉伯、非洲，印度、東南亞等其他宗教國家，制度轉型始終磕磕絆絆；

東亞的日本、韓國即便制度轉型成功，由于還堅持本土文化，如今也遭遇很多困境；阿富汗、伊朗甚至在一夜之間，就發生了從好制度向壞制度的切換。

不夸張地說，沒有優秀的文化作根基，制度注定是空中樓閣。也正因此，百年中國轉型，從最初的器物學習，走向了制度學習，最終還要走向文化轉型。

▲英國大憲章的簽訂，限制了王權

▌價值三：文化是歷史的扳道工

歷史的走向，固然充滿混沌，但吊詭的是，我們能看到成功的國家總是成功，失敗的國家總是失敗，個人其實也是如此。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是觀念的動物。觀念的載體——文化，決定了人的思想與行為，也就成為了歷史關鍵節點最底層的動力。

英美國家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反擊納粹、蘇聯、俄羅斯，是因為文化；陳寅恪、胡適、張愛玲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不同的選擇，也是因為文化；喬布斯、比爾?蓋茨、馬斯克面對公司危機的關鍵節點，不同的應對方式，也還是因為文化。

所以，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中將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文化觀點總結為一句名言：“文化或觀念，就好像是鐵軌某個點上的扳道工，在某個節點上經意或不經意地扭轉，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軌跡”。

近些年很流行的一句話：“三觀不同，終將漸行漸遠”。這里的“三觀”，說的就是文化。

▲喬布斯將極簡理念引入到智能手機

▌價值四：文化是道德觀的外化

意識不到文化的重要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提到文化，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詩詞歌賦、文學戲劇、風土人情等器物的層面。

但是，正如亨廷頓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書所言，社會沒有道德，勢必歸于萎廢，甚至歸于崩解。小無道德則小亂，大無道德則大亂，全無道德則全亂。

所以，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認為，道德才是文化的最核心，一切文化不過是道德觀念的外化形式，所謂“道義為之根”。

也正因此，殷海光在“道德的重建”一章中，敏銳地意識到今天的中國文化急需重建道德，就像呼吸局促的人，急需吸收新鮮空氣一樣。孔孟的仁義、基督的博愛、佛教的慈悲，與現代文明普遍價值的融合，可能也是關鍵所在。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

文化是如此重要，遺憾的是，現實中談技術、談經濟、談制度的太多，談文化的太少。即便偶爾談之的，多陷入大而無當的空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