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初字夢簪，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

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入北京大學文科，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曾著《文學革新申義》，提倡白話文。1918年夏，接受民主與科學的新思潮，與北大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影響很大。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學生會領袖之一，擔任游行總指揮。

1919年夏，傅斯年北大畢業后，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倫敦大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傅斯年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言論，通過史料考證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東北史綱》一書為“國聯”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政論文章，擁蔣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并最終把孔趕下臺。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引起朝野震動，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只好下臺——一個國民參政員接連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搬倒兩只大老虎，世所罕見。

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采納他的建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所名校南遷，先長沙，后昆明，組成了著名的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后擔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余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第一人，先后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

傅斯年還組織對明清檔案資料的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北病逝，享年54歲。

胡適評論他的學生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傅斯年全集》第1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9年，頁2）

李敖則這樣說，北大“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采取跟國民黨并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里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傅斯年曾向學界和社會公開闡明他對中醫的立場：“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全集》第6冊，頁307。以下同書只注頁碼）

1934年，傅斯年對中醫的批評，是余云岫1917年發表《靈素商兌》，1929年國民政府通過廢止中醫案，又一次關于中醫問題的中西醫論戰與文化沖突。3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目發表《所謂國醫》一文，將中西醫的學理之爭，稱之為“中國人的劣根性”的大暴露：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氣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匪患雖了不得，然如政治有辦法，不怕不能解決，日本的侵略雖不得了，如我們有決心，有準備，加以極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勢，日本總有受教訓之一日。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里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佛根本有問題。對于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于關系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里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于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中，何況較復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里爭著中醫西醫，豈不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前途仍是枉然！”（頁303-304）他把國人有關中西醫的爭論視為“國民劣根性”，這是其他論者沒有講到的。

“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信所謂中醫者，大致有幾個原因。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錯了。……不過所謂中醫并非純粹的漢土產品，這類的方技在唐時頗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醫本來既無病理，又缺診斷，無非是一部‘經驗良方’。這些經驗良方不是一處來的。……其實醫學在現在并無所謂國界，雖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的風氣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礎上全無半點分別，這不是論詩宗、評畫派一流的事。第二個原因是頭腦不清楚，對于一切東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請醫全是試試看，恰如鄉下老太婆生了病時拜一切神佛一般。這全是以做夢的狀態對付死生的大事。第三個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結果，中國的教育中沒有給人安置一個堅定的科學常識訓練，故受此教育者后來糊涂如此。”（頁304）他認為出于愛國的原因而保護中醫是牽強附會的。中醫并非純粹的“國粹”，由于歷史上的國際交往，中國醫術曾受外國文化的深度影響，本來不存在純粹的“中醫”或“國醫”。傅斯年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意見是那些把中醫當作保衛國粹的“白衛兵”們駁不倒，又難以接受的。

如何“對付中醫”，他認為，“似應取得逐步廢止之政策。內地目下尚無醫生，大埠的醫生也不夠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風水一般，禁止之后使他手足無所措。或者免不了暫且保留此一個催眠術。……以后因有訓練醫生人數之增加，逐步禁止這些‘國醫’。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國醫’禁止了，至少加一個重稅于那些大賺錢的國醫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們的衙門，當然是內政部禮俗司，而不該是衛生署，因為‘醫卜星相’照中國的‘國粹’是在一塊的。”（頁307）

1934年9月16日，他在《獨立評論》發表《再論所謂“國醫”》，繼續討論中醫問題。他在開頭，把上篇文章的發表時間誤記為8月5日。在此文中，他對中醫的神技——號脈，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即脈搏一事，固是中醫診斷之第一要義了，然其用此現象之意義，乃全然荒謬。試問手腕上的一條動脈，在不滿二寸的距離中分做‘寸，關，尺’，靠區區三個指頭，看定心肝脾肺腎，這真是違背小學常識的說話。”（頁310）

他明確否定中醫有病理學，“若說所謂國醫有病理學，則試問他們的病理學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書之支節破碎，算得上科學知識嗎？若說那些五行六氣便算病理學，則凡有近代科學常識者，必當信政府不該容許社會上把人命托在這一輩人手中。故我之謂漢醫之無病理，無診斷，非一疑難之問題，而為明顯的黑白事實。”（頁311）

關于中醫不符合近代科學，傅斯年首次以近代科學的概念作了初步的闡述：“所謂國醫與近代科學不兼容，也是件明顯的事實。近代科學分門別類，范圍極大，但根本上是一件東西，其不同處只在所治之材料有類別之不同，故科學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東西者，因為各種科學都站在一個立場，保持同樣的紀律。幾件顯明的情形說，第一、所用名詞不容有含混，一個名詞只許代表一個質體，具有一種界說，而不許在用它時隨時抑揚，憑心改動，尤不許它代表著本是一種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趙寒松君之論五行六氣。第二、每立一語，必成一種‘命題的含義’，即一種邏輯上可通，實質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試驗或統計的語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辯證的。第三、每一理論，在能實驗的科學必須可以將其信否訴之于實驗，聽憑懷疑者用同樣的科學訓練證明之或反證之，在不能實驗的科學，必須聚集邏輯的證據，顧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實，故科學的事實皆為集眾工作之結果，訴諸嚴整的實驗之結論，而每一科學事實，又必與其他一切科學事實相因緣，世上無任何一種的獨立的科學事宜。第四、因為近代科學不是容納幻論與空語的，而是遵邏輯的程序，依實質作步程的，故在非純粹敘述的科學中，能預定，能管理,是其明顯的本領。近代的醫學是個集合多門的嚴整訓練，為醫學之基礎者，是物理、化學、動植物、人體生理、人體解剖等等基礎科學。……故近代醫學為匯集眾科學之科學，近代醫學訓練為匯集眾科學訓練之訓練。若將近代醫學與所謂國醫平等比衡，無異將近代物理學與太極兩儀的物理學平等比衡，亦無異將近代化學與方士之點金術平等比衡。持國醫論者，自覺所否認者為‘西醫’，殊不知所否認者，并物理、化學、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內。若知近代科學本是一體，其門類之差只是分工，則當知所謂國醫實無所容身于科學的天日之下。”（同上書，頁311-312）

傅斯年這段論述很精彩，其中第四點，在作為其同代人的英國哲學家波普爾的著作中也有體現，“真理往往很難達致，并且一旦發現，也很容易得而復失。錯誤信念可能有令人驚奇的生命力，它無視經驗，也無需任何陰謀的幫助而能延續千萬年。科學史，尤其是醫學史，可提供我們許多范例。”（《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頁10）巧合的是，波普爾也提到醫學史。在這點上，中外醫學存在著共同性。傅斯年對中醫的第三點批評也與波普爾的論述不謀而合，“理性主義當然總是主張理性和經驗科學有權批判、拒斥任何傳統和任何權威，因為它們以十足的非理性、偏見或偶然性作為根據。”（同上書，頁7）“占星術經受不住這種檢驗。占星術士對他們所相信的確實證據極端重視和極端迷信，以致他們對任何不利的證據都完全無動于衷。還有，他們把自已的解釋和預言都講得相當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駁倒他們理論的事情，他們都能解釋得通。為了逃避證偽，他們破壞了自己理論的可檢驗性。把預言講得非常含糊，使預言簡直不會失敗，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倆；使預言變得無從反駁。”（同上書，頁52-53）近代以來的先賢都曾論述過中醫“醫巫同源”的屬性，在這點上中醫與波普爾所說的“占星術”確有共通之處。在現代歷史上，由于意識形態的保護，中醫已經淪為一種宗教“醫學”，如同曾經有過宗教人物、宗教手機、宗教汽車一樣，中醫也成了一種籠罩著某種光環的、不許批評與妄議的畸形事物。

波普爾清晰地闡述道：“一種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駁掉的理論是不科學的。不可反駁性不是一個理論的長處，而是它的短處。”“對一種理論的任何真正的檢驗，都是企圖否證它或駁倒它。可檢驗性就是可證偽性，……”“有些真正可檢驗的理論，被發現是假理論，仍舊被贊美者抱著不放——例如專為它引進某種特設性假說，或者特地為這個目的重新解釋這個理論，使它逃避反駁。……這樣營救理論免于被駁倒，卻付出了破壞或至少降低理論的科學地位的代價。”由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可證偽性理論”——“所有這些可總括起來說，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的標準，是它的可證偽性或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同上書，頁52）而中醫就是這種由陰陽五行、五支六氣的幻術構成的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民間巫術。

中醫不僅與近代科學不相容，也與近代教育相悖離，“在科學的系統中者，不應是些似解非解，支節缺陷的雜亂知識。果然在學校中把物理化學教得好，這類知識能入在受教者之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識了解環境，自然不會再承認所謂六氣有物理學的邏輯含義，即不會再信憑藉此類玄談的漢醫。果然在學校中把生理衛生的大意徹底了解，自然要覺得中國傳統的醫學論本體上是些無知妄作，閉眼胡說。”（頁313）

傅斯年又對一些中醫云天霧地的吹噓進行了分析，“所謂‘國醫’者，每每自詡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其尤荒謬者，乃謂西醫束手，彼能治愈。問其治愈之法，則舊草帽一百頂也，女人的月經布也，大路上車轍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無奇不有。我以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實，如引‘治愈’為自己作支持，必須先分析所謂‘治愈’究是如何情態。”（頁320）“退一步論，縱使所謂國醫曾經治愈這病那病，我們也還要問那些沒有治愈的在哪里呢？……國醫若再自詡他曾治愈這個那個，則當問之曰，不會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國死亡率之大在一切開化的人類之上，又是誰之責任呢？”（頁321）

傅斯年特別指出了中醫的擁躉們散布的一種謬論，“更有一種妄人，以為中國人口之號稱四萬萬，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國醫’的成績！這尤其是‘目不識丁’的胡說了。人口蕃殖律，在現在已經大致清楚，自馬爾查斯（今譯馬爾薩斯）時已經提明他是以幾何級數排進的。假如‘國醫’能減少中國人的死亡率，在漢朝中國人已經可以蕃殖滿亞歐非洲了。”（頁322）

傅斯年進一步揭穿了一些中醫的世故與狡猾，“若說中醫把人治死，除此非公是個好用砒霜、巴豆或大份量的方子的人。不過聰明的中醫決不走此太負責任的下策！請看歷代醫書中一味藥的成分，真是每況愈小，由兩而錢，由錢而分，醫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說不會動刀、不會注射的中醫常治死人，眞正太恭維他們了，他的大罪過只是白白躭誤人的病，使可治之癥成不可治，……因此我在前登大公報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責任，即是逐步廢止中醫論。……現在全世界上已開化的國家中，沒有一個用錢在國民醫藥衛生上比中國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這樣不推廣近代醫藥學及公共衛生的中國政府，真不成其為文明國的政府。然而，此一要點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醫西醫優劣論！這本是同治、光緒間便應解決的問題，到現在還成問題，中國人太不長進了！”（頁325）

8月13日，那位署名趙寒松的中醫在《大公報》發表《評傅孟真〈所謂國醫〉》，指責傅斯年批評中醫有崇洋媚外之嫌，“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國式的教育（其實，傅斯年只接受過英國、德國式的教育——筆者注），除了臉上的黃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雖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變其為中國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習慣，都已經全部與美國人同化了，假如中國人個個都學傅君一樣，恐怕中國立國的精神馬上就要根本動搖，中國全國恐怕就要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更進一步地變為純粹美國的殖民地了。”面對中國當時的著名歷史學家，這個趙某在學術上無法自圓其說，剩下的只能人身攻擊了。由于此人文中有含糊的中西醫結合的論點，傅斯年反駁道，“凡是改良，必須可將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為在植物種別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們并不能砍一個人頭來接在木頭的頭上啊！西醫之進步，到了現在，是系統的知識，不是零碎不相干的東西。他的病理診斷與治療是一貫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隨便剽竊幾件事，事情更糟。……他（蔣夢麟，也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筆者注）在南洋公學當學生時，有位中醫的校醫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試驗溫度。但是此公不知殺菌——本來中醫字典中沒有病菌這反國粹的名詞——故由這個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個人口中。適逢白喉盛行時，他這學堂死的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陣大紊亂，校醫開除，學校放假！……敢問主張中醫改良論者，對于中醫的傳統觀念，如支離怪誕的脈氣論，及陰陽六氣之論，是不是準備放棄？對于近代醫學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學問，是不是準備接受？這兩個系統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棄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學、病理學、微菌學，只是口袋中懷著幾個金雞納、阿司匹靈藥餅，算什么改良的中醫？若接受了這些科學，則國粹的脈論六氣論又將如何安排？中醫之為中醫又在哪里？”（頁323-324）當然不排除現實生活中，確有中藥膠囊中裝進了西藥的藥粉。

8月18日，陳澤東代表天津中醫公會在《大公報》發表駁斥傅的文章《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他從神農嘗百草說起，將中醫的“歷史與實踐”描繪得莫測高深。他抬出黃帝的師傅歧伯辯白道：“精于燮理陰陽之術，是哲學之極頂也，五運六氣之法，即其所創者，系分配天地陰陽氣化之法也，五運主天氣而下降，六氣主地氣而上升，陰陽氣化相合，得其平，則生萬物而無病，陰陽氣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則害萬物而有病。天氣屬陽，故藉木火土金水五行氣之奇數分配；地氣屬陰，故藉風熱暑濕爆寒六氣之偶數分配。”（頁315）這一套玄之又玄的話語更像陰陽家的話語，而不是醫學的語言，所以在傅斯年看來，這種辯白是極其可笑的。對于陳澤東的詭辯，傅斯年認為，此人比剽竊近代科學名詞的趙寒松“實在”而“純粹”，“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國粹’，毫不剽竊他所不懂得的近代醫學名詞，還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術為魔術之護法，以神秘論為神秘論之護法，以巫衛巫，可成一種‘周始圈’，自己快樂于其中，若以邏輯衛護神秘則授人以柄多矣”。他吁“請政府與社會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論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張廢中醫的強固證明？”（同上書，頁316）

1934年10月7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文章《答劉學濬“我對于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對他誤用“經驗良方”一詞作出澄清：“我在第一次作《所謂‘國醫’》一文時，冒然不經意，用此一句。其實所謂‘國醫’者，經則有之，驗則難說，方則有之，良則未必，我應該說‘經用方劑’，而率然用了‘經驗良方’一句，這是國醫所不配的！這是我擇釋的忽略處。現在姑且退一步說，所謂國醫竟有些經驗良方，則試問不能分析病源，不能檢定病象的人，如何能用這些良方？俗語說，‘對癥下藥’，現在不曾找對了癥，如何下藥呢？”（頁334-335）他進一步揭示中醫的所謂“秘方”，“凡是經驗，一個人的不盡可靠的，要靠有資格的眾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遺留下來。不幸我們的國醫動輒曰秘方，此言若是說謊言，更不必論；如假定他真有一個不示人的方劑，則試問方既秘矣，如何可以眾人之經驗而斷定其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