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的某一天，陳毅無意聽到一個消息，讓他驚訝得合不攏嘴。

有人對他說：“有一位資歷很高的井岡山老同志在福建工作，職務很低。”

陳毅問：“誰呀？”

那人答：“賀敏學。”

陳毅震驚了，他趕忙問賀敏學時任何職，對方曰：“福建省副省長。”

陳毅聽后連連感嘆：“他怎么連省委常委都不是？”

其實，陳毅在聽到賀敏學的名字時就已明了了一切，像他那樣老的資格，待遇卻要求得如此低，確實符合他的性格。

陳毅第一次見到賀敏學是在1928年。

那時他與朱德司令率領南昌起義及湘南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而賀敏學早就在井岡山上扎了根。

后來通過了解陳毅得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賀敏學的家鄉永新也陷入了腥風血雨當中。

賀敏學原本打算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對抗，可還沒準備好，消息就敗露了出去，他自己也被抓入了獄中。

得知這一噩耗，他的妹妹賀子珍立即找到了當地農民武裝部隊首領，希望救他于水火。

這位首領名叫袁文才，是賀敏學的同窗好友，兩人曾情同手足。

袁文才當即出兵，趁著一天半夜，對永新縣發動了攻擊。

與此同時，賀敏學帶領獄友也發起了暴動，里應外合，打跑了反動派。

后來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反撲，為了部隊日后的發展，賀敏學與袁文才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直到毛主席的到來。

所以，陳毅還未來到井岡山時，賀敏學就已經成了“井岡山第一人”。

而在陳毅率領的起義部隊中，還有一個人也非常的出名，他就是粟裕。

當時的粟裕還只是一名警衛隊班長，才能未被發掘出來，誰能想到，之后粟裕連連高升，職務甚至超過了賀敏學。

其實，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除了他們的工作性質不同外，還與賀敏學的性格有關。

賀敏學是一個極其正直、低調且不爭不搶的人。

1928年5月，毛主席與賀子珍結婚。

隨著毛主席在軍中的威望越來越高，賀敏學的“身價”也似乎被抬高了許多。

因為在外人眼中，賀敏學是毛主席的大舅哥，自然也“高人一等”。

然而，作為當事人，賀敏學卻并不愿意沾妹妹的光。

他深知一個道理，有些事不能解釋，否則將會越描越黑，反而讓人誤會。

因此，賀敏學對待流言蜚語的態度只有四個字“置之不理”。

并且從此之后，賀敏學一直努力讓自己的存在感變低，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也是在這個時期養成的。

1937年，彼時從井岡山出來的革命同志都已進入了高級指揮的行列，但賀敏學還只是個教育長兼訓練部部長。

有人替他感到不值，他卻覺得悠然自得。

這段時期，已經33歲的賀敏學迎來了感情上的春天，他與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姑娘李立英相愛了。

然而由于當時處于抗戰時期，黨組織對結婚條件有著嚴格要求，他們的婚事便耽擱了下去。

直到1940年，陳毅都看不下去了，才批準他們二人為夫妻。

就在談戀愛直到結婚的這期間，賀敏學對自己與毛主席的關系三緘其口，所以就連最親密的戀人李立英也不知情。

后來有一次，當同事無意間提起時，李立英還有些不信。

回家后李立英就找賀敏學證實，一問才知同事竟然說得沒錯。

既然妻子問起，賀敏學也沒有理由隱瞞，不過他一再囑咐妻子：“不可外出張揚。”

由于始終保持低調，賀敏學的職務一直不是很高。

1948年，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賀敏學受陳毅、粟裕召喚，擔任第四縱隊第十二師師長。

第十二師的老底子是老七團，許多年前他就是這支部隊的團長，如今又重新帶領這支部隊，賀敏學十分高興。

然而擔任第四縱隊司令員的陶勇，和擔任政治委員的王集成卻有些緊張。

因為他們都知道賀敏學的資歷很老，領導這樣的老前輩，讓他們內心很是不安。

賀敏學看出了他們的顧慮，便誠懇地對他們說：

“請你們大膽指揮，上級就是上級，下級就是下級，革命有先有后，職務可上可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陶勇和王集成這才放松了許多。

不久，在天目山戰斗中，賀敏學就露了一手。

當時，第三縱隊某部打一個山頭始終攻不下來，陶勇急得直跺腳。

賀敏學主動請纓，只用了一個連的兵力，就啃下了這塊硬骨頭。

事后陶勇不禁夸道：“姜還是老得辣呀！”

賀敏學就像是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

每一次的調令，很可能就是降級，可賀敏學并不在意，他總是說：“我是為了革命，不是為了做官。”

這一精神賀敏學一直延續到了新中國成立后。

1955年，賀敏學不僅與軍銜失之交臂，還轉業地方，出任建筑工程副部長。

之后國家首次實行給干部定級，原本給他定的是7級，他卻又主動降低一級。

而面對別人的惋惜，他只是笑著說：“這里很多同志級別都偏低，我調低了，其他人不就可以調高了嗎？”

后來，這件事讓中央組織部知道了，他們以為地方在定級的時候忽視了賀敏學，還曾問責：“為什么沒給賀敏學評7級？”

又過了幾年，中央調賀敏學擔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長，然而他還沒上任，就又收到通知擔任福建副省長。

之后的許多年，賀敏學一直沒有離開過福建，待遇也一直停留在了副部級。

1979年，作為所剩無幾的井岡山老革命家，賀敏學和妹妹賀子珍一起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常委。

這是黨組織對他多年來默默付出的肯定。

賀敏學低調了一生，也清白了一生。

他在福建工作了十余年，卻從未給自己的親人走過后門。

有一次，永新老家的一位親戚找上門，希望賀敏學幫他找一份工作。

賀敏學本欲拒絕，但妻子求情說：“他們家很困難，你就幫幫他吧，不去當什么官，到建筑工地挖土也行。”

血溶于水，賀敏學也不至于不管，但若要進入工地，也必須看這個人有沒有能力。

于是，他就對這位親戚說：“那好，我們家院子倒了一堵墻，你先去給我砌好，工錢一分不少。”

這位親戚很高興，拿起工具就開始干活。

可沒過兩天，這位親戚就喊累，干活兒也沒那么積極了。

賀敏學得知后說：“看來你不適合干這行，快回去吧！”

這位親戚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墻雖然沒有砌好，但賀敏學還是給足了工錢。

對于自己的功績，賀敏學也堅持不表彰。

1987年，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賀敏學進京途中被查出患有癌癥。

意識到自己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賀敏學加緊工作，想趁著自己還能動，多為祖國做點兒貢獻。

這時，他的女婿提醒說：“您應該寫一本回憶錄，讓后世了解到您。”

然而賀敏學卻說：“不寫，歷史是人死后才寫的。”

賀敏學的這句話很直白，他或許想表達的意思是，他的好與壞應該由后人評價，而不是自己。

況且，以賀敏學的性格，他只會認為自己沒有做多大貢獻。

1988年，賀敏學離開了人世。

他生前的唯一心愿是將遺體埋在井岡山，他要與最親愛的戰友們長眠在一起。

賀敏學是平凡而又偉大的。他雖然是毛主席的妻兄，卻從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謀便利，甚至連一張與毛主席的合照都沒有。

他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