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到了一九三○年，白石度過了六十七歲生日。他遷居北京已經十來年了。這十年是他茹苦含辛、艱難奮進，進行“衰年變法”的十年，也是他繪畫藝術大放異彩的十年。

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他備嘗了世態炎涼的滋味。東京畫展的成功，使他的聲名大噪，許多人對他的態度驟然間由冷落變成熱情異常。對于這些，他的腦子是清醒的。

這年夏季的一天，艷陽高照，天氣炎熱，人們揮汗如雨。白石到照相館，不顧盛夏酷暑，翻穿上皮馬褂，手里拿著白折扇，照了一張相。并且，在白折扇上題辭曰：

揮扇可以消暑，著裘可以御寒，二者須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癲狂。

照片陳列于海王村照相館。人們一見，議論紛紛，都說，哪有穿皮祆而扇扇子的呢？這消息傳遍了京城。許多有識之士。從白石的“狂”態里，看到他對于這個社會世態炎涼的絕妙譏諷與抨擊：己“熱”時要防人趨炎附勢，已“涼”時要防人落井下石。他親身體驗了其中的酸、辣、苦、澀，把這思緒與情感，憤激同慨嘆，凝聚在這一幀小照上。

第二年的秋季，也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機到了一個新的關頭。北平市民民聲鼎沸，抗日救國的呼聲日漸高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成立抗日救亡組織。北平各界人民召開抗日救國大會，與會代表向張學良請愿，要求武裝捍衛國土，收復失地等等消息，不斷地傳到了他這寧靜的畫室里。他再也安靜不下來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悲憤之中。他想到街上去走走、看看。他穿上那件藍色的長衫，叫來了寶珠：

“你陪我出去走走，買些報紙，看看東北的局勢。”

寶珠沒有回答，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她知道他自從“九·一八”事變后，心境一直沉郁苦悶，可是，她不知怎樣去勸他。

“你怎么還站著！”白石有點生氣了，大聲地說：“同我出去一趟，多買些報紙。”

“不要去了，街上亂得很，你年紀這么大，一旦有什么事，不好辦！”

“亂什么？”

“學生、市民坐不住了，連續這幾天上街游行、示威。”

白石一聽今天還有示威的，眼睛里放射出光彩，若有所思地說：“中國的希望還在于民眾之中。走，去看看。”

寶珠見他態度十分堅決，無可奈何，穿好了衣服，同他一道上街去了。

他們從跨車胡同出發，經過西單、宣武門到了前門，又到了天安門。一路上，人山人海。許多學校學生高舉著標語，呼著抗日救亡的口號在行進。

天安門前，各路的游行示威隊伍在這里匯集成人的海洋。口號聲此起彼落，震天動地。人群中不斷有人挺身而出，站在高臺上，慷慨激昂，悲憤陳詞，控訴日本侵略者的對華戰爭，痛斥當局退讓投降的政策。

寶珠同白石靜靜地穿行在人群之中，聽著他們的演講。活了六十多歲，他第一次走人盛大的群眾隊伍之中，那一篇氣壯山河的慷慨陳詞，傾訴了對祖國、對民族深沉的愛，催人淚下。尤其是那位從沈陽逃命入關的年輕婦女，哭訴她一家在日本飛機大炮下，家破人亡的慘狀。把全場群眾的情緒推到了高峰。

白石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他從衣袋里，取出了身上帶的全部錢，交給寶珠，讓寶珠擠進人群，把錢交給了東北來的那個婦女。

寶珠想到他曾經生過一場大病，身體還很虛弱，何況已經是六十九歲的老人了，一再勸他早些回去，說要雇一輛車送他回去，但是，他忘卻了饑餓與疲勞，還想留在這里，留在這千千萬萬的血性男女之中。

下午三時半，他才回到了家。除了早上吃的一碗稀飯，他們還未吃任何東西。不過，他沒有一點倦意，心情異常沉重。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形勢的發展會如此急轉直下。幾十萬東北軍哪里去了？國民黨為什么采取這種不抵抗政策？他心潮起伏，難以平復。

草草地吃了午飯，寶珠勸他休息一會兒。因為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他煩躁地揮揮手，仍在屋內踱步。寶珠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的悲憤，悄然退了出去，掩上了門。過了一會兒，門推開了，他以為是寶珠又來勸他休息，轉身一看，原來是黎松安。他高興地迎了上去，兩手緊緊地抓住松安的胳膊，不由淌下了淚。

松安臉色嚴肅而莊重。他見白石飽經滄桑的、多皺的臉上，流下了熱淚，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悲憤，熱淚盈眶。

“你不回湘潭去避避啊？”松安在白石躺椅前的藤椅上坐了下來，“東北亡了，北平是首當其沖呀！”

白石搖搖頭，胸有成竹地說：“生死尋常事。國家壞到這樣的地步，我是顧不得更多的了。”

“誰不是這樣的心情啊！不過嘛，我們畢竟還有一個家。”松安語氣緩慢、沉痛，“不少人已經做了南遷的準備。現在為時還不晚呀！”

白石還是搖搖頭，站起來，踱著步子，突然站住問松安：

“東北軍的領袖，現駐北平，倘不率領軍隊，打出關外，收復失地，專以不抵抗為茍安之計，只恐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了。古人常云，吾能往，寇亦能往。大好河山，哪里是樂土呢？”他激憤地用指關節敲著桌子：“七十之年，草間偷活，還有什么可留戀的！”

說完，他轉過身子，看著窗外。夕陽的余輝照耀著，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照射在他臉上。把他那堅毅的神態，照得分外鮮明。

松安理解白石的心情。他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但是，日本侵略軍在沈陽燒、殺、奸、掠的罪行，觸目驚心。這些慘狀，是一位到沈陽出差的朋友，死里逃生，跑了回來，告訴他的。他自己倒是不怕，從辛亥革命以來，他風風雨雨，也遭逢了不少的險事。可是，他想到了白石，這樣一位杰出的畫家，應該回家鄉，避避戰禍。在送走那位朋友之后，他立即趕到了白石的家，想不到白石不走的決心是那樣堅定。

三天之后，是九九重陽。那天，他與松安相約，要去宣武門城樓看看。四點多鐘，他披衣起床，輕輕推開了門，信步走到庭院里。

清晨有些涼意，但空氣十分清新。他緊了緊衣服，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抬頭仰望滿天的繁星。他的心飛了，飛過長城，飛到了那遙遠的、從未去過的東三省。

這些天來，他天天看報紙，東北的局勢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五天之內，日本侵略軍不費吹灰之力，幾乎全部占須了東主省。政府當局卻不叫軍隊抵抗，白白丟掉了一片大好河山。

北平城里，雖然有幾萬重兵把守，前面還有山海關、天津，但是，東北的戰事給予人們的教訓太深了。對于當局，人們已經失去了信心。除了一般的平民百姓外，城里的許多人家做了南遷的準備，一些巨富官宦人家，聽說早已悄悄地遷走了。

白石不準備走，這是他早已抱定的主意，雖然朋友們都來勸他，他仍決意留下來，與這個養育著他的第二故鄉生死與共。他想，國難當頭，作為炎黃子孫，有何顏面在大敵當前之時，棄城而去呢！一他就是帶著這種心境，去宣武門登高。早飯后，寶珠特意雇了一輛車，送他到宣武門。

他下了車，付了錢，看了一下四周，見松安還沒有來，使信步向城樓走去。

松安在遠處高興地向他招著手。快步走來。

“我還以為我來早了，結果你比我還早。”白石說。

“也是剛到。晚上睡不著啊！”黎松安感慨地說：“形勢一天天壞下去，人心浮動。”

白石與黎松安互相攙扶著，繞過墻角到東邊，沿著長滿了草的臺階，緩步拾級而上。

北平的城墻是古代為防御外來的侵略、屯駐重兵而修建的。宣武門修建于明代的中葉，清定都北京后，又重新進行了修繕房但是，到了現在，城墻久已失修，呈現出殘破衰敗的景象。

他們兩人邁著沉重的步伐，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爬到城樓時，前額已沁出了汗水。

站在城樓上，極目瞭望、遠處的炊煙四起，好象是遍地的烽火，一股難以言狀的悲愴情緒涌上了心頭。

白石臉色嚴峻，愁眉緊鎖，一言不發。松安優心重重，默默無言。他們沿著城樓走了一周，看了一下正在拆除的甕樓，沿著來時的路，緩緩地走了下來。

“有人說我們到了這時候，興趣還這么高呢！”黎松安打破了沉默，自言自語地說。

白石聽著，站住了，轉過身子看著松安，苦笑著說：“九九重陽，古人登高，原是為的避災。國難當頭，大災在前，我們盼望早日轉危為安，登高眺望，倒也并不是毫無意義的。”松安贊許地點點頭。

中午時分，回到家里。午飯后，白石感到疲倦，倚著躺椅，睡著了。醒來時，已經是三點了。室外陽光燦爛，萬里無云，把他的畫室照耀得通明。

跨車胡同十五號是一處典型的北京老式房子，在一個不大的院落里，套著一個小三合院。院內正房三間，東邊一間用板壁隔了起來，是他同寶珠的臥室。中間和西邊這兩間就是“白石畫室”了。朝南的窗上裝上了玻璃，光線十分充足。房廊外面他請人安了鐵欄柵，所以，又號“白石鐵屋”。

畫室的正中，放著一張可方可圓的桌子，周圍放著四把椅子，這是他吃飯的地方。靠墻的一把年久的躺椅，是他長年休息和思考的地方。南窗下面，放著一條紫漆長案，這是白石的工作臺。工作臺有六尺多長，三尺多寬。一切陳設，異常的簡單、樸實，象主人的品格一樣。

他走到了工作臺前，坐在古老的竹椅上。紙已經展放在臺子中間鋪著的一塊二尺多寬的能吸水的深綠色毛呢上。

他凝思了片刻，站了起來。這也是他多年作畫的習慣，每當畫小幅畫時，他就坐在這張竹椅上，作大幅畫時。就站到竹椅的前面。

他提起筆，看著臺子左邊擺著的大小一樣的十幾個白瓷碟，碟土已經調上了洋紅、赭石、石黃、花青等顏色，接著，運肘走筆，在紙上汪洋恣肆、錯落有致地勾勒了起來。

隨著他筆的行走，青山綠水，或濃或淡，或簡或繁地呈現在紙面上。雖然是水墨山水畫，但墨色里有綠意，有艷紅。

這是一幅《石巖雙影圖》。他初作這幅畫時，是六十三歲那年。畫面上那蒼郁的山峰，聳然屹立，氣象雄偉，象桂林的獨秀峰。他把祖國壯麗的河山，淋淳盡致地表現了出來。今天這一幅，是對他六十三歲時作的《石巖雙影圖》的“背臨”。

前三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月家胡佩衡先生正在編輯《湖社月刊》的雪景專刊。他專事請白石畫一幅雪景山水畫。

白石畫山水畫是三十多歲后的事。他五出五歸，祖國壯麗的山河打動了他的心，他抱著“用我家筆墨，寫我家山水”的情懷，以獨特的風格，高超的筆墨，描繪祖國的山川大河。他的《借山館》是他山水長卷的結晶。

對于山水畫，他有自己的見解和追求：“前人作畫空言六法，而不能形神俱似，余深恥之。”他對清代以來的一些畫品，脫離實際，毫無生氣之風，是深恥之。所以，他推崇寫生，大膽創新，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但是，象他這樣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在崇尚仿古的那個時代，經常遭到了“時流”畫家的誹謗、謾罵。

定居北京以后，他專事畫花鳥人物。在日記里，他記道：

余畫山水二十多年。不喜平庸。前清以青藤、大條子外，雖有好事者

論王姓（王囗）為畫圣，余以為匠家作。然分畫山水絕無人稱許，中年僅

自畫借山圖數十紙而已，老年絕筆。

但是，胡佩衡的約請，是不好推辭的。于是他很經意地畫了一幅《雪山圖》，爾后在上面題材款：

余數歲學畫人物，三十歲后學畫山水，四十歲后專畫花卉蟲鳥。今冷

庵先生一日攜紙委畫雪景，余與山水斷緣已二十余，何能成畫？然，先生

之來意不可卻，雖丑絕不得已也。

這是三年前的事，當時畫山水是一種心境。今日畫山水，是把他的一腔憂國憂民的情感，全部傾注于筆端，又是另一種心境。

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無法效命疆場，但是祖國山河破碎，金甌殘缺，怎能不牽動他的心？

他把這幅山水畫，夾在北墻的鐵絲上，仔細地端詳、品味著。

今天他倒不是在欣賞自己的筆墨技法，他是在寄托他的情感。

他細細地看了好大一會兒，然后從工作臺下面，取出那本裝訂得十分整齊、上面寫著《三百石詩草》的本子，慢慢地打開來，翻到空白的地方，從筆筒里取出一枝羊毫小筆，蘸了墨，略略思索了一下，寫了一首詩：

百尺城門賣斷磚，

西河垂柳繞荒煙，

莫愁天倒無撐著，

猶峙西山在眼前。

這首詩的前兩句，寫的是他上午登宣武門時親眼見到的景象：北平當局正在拆毀城墻，出售城磚。后兩句，則是對于國民黨當局在敵兵壓境之時，不去組織民眾奮起抗日，而把國家、民族安危寄托于各國調查之上的辛辣諷刺。

天漸漸暗了下來。飯桌上已經擺上了飯菜。寶珠站在身邊等著他。他抬頭看了一下寶珠，親切地說：“你先吃吧，不要等我了。”

無奈何，寶珠只好自己去吃飯，她知道白石不干完手中的活，是不輕易放下來的。

白石腦際繼續交織呈現著今天的情景，又提筆寫了一首詩：

東望炊煙疑戰云，

西南黯澹欲黃昏，

愁人城上余衰草，

猶有蟲聲唧唧聞。

這首詩揭露了南京政府的日暮途窮，投降賣國的嘴臉。

寫完最后一個字，他把筆一擲，氣憤地站起，在南北墻之間踱了起來。

寶珠再次催促他吃飯。這時，他才隱隱感到有點餓，可是，拿起飯碗，又吃不下去。他把碗里的一半飯撥給了寶珠，剩下的他三口并作兩口，胡亂地吃了下去，喝了一口湯，又回到了畫室里。

寶珠憂心忡忡地走了過來，點上了燈，輕聲地說：“你老是這樣下去，不行呀！身體要弄壞的。這么大年紀了，要保重。”說著，哽咽了起來。

白石長長嘆了一口氣，仰著頭說：

“這年月，日本人打進來了，我們要當亡國奴。你知道亡國奴是什么滋味？”白石聲音沉重，“我門國家多災多難。民國了，大家都盼望有一個好日子，可是時局一天壞似一天。過去都罵西太后，‘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可是，現在這不戰而降，不是同西太后一路的貨！”

他領了一下，又關切地說；

“你先收拾一下，去休息吧，明天我還要去講課，做些準備。”

北京藝專后來改為藝術學院了。院長也換為青年畫家徐悲鴻。徐先生十分敬重白石，“三顧茅廬”，聘請白石擔任中國畫教授。除了藝術學院外，他還受學生之邀，擔任了京華美專的教學任務。

學生當前的思緒如何？他決定明天換一下課程，把臨摹花鳥改為山水。讓學生以自己彩色的筆，去畫自己的故土，去畫那生我育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對自己的這個決定十分滿意，臉上現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