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資料來源：《賀龍冤案調查始末》——文摘報

1973年2月，毛主席突然談起了賀老總的事情，并表示賀老總沒有問題，主席話里的意思非常清楚，果然在不久后，毛主席便開始為賀老總平反。

得知此事，周總理非常高興，這些年間，賀老總的事情一直是總理的一塊心病。既然中央已經決定為案件平反，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清楚案子，周總理對案件的調查極為重視，特意將調查工作交給了華國鋒負責。

雖說尋找兇手的事情，交給了華國鋒等人，但實際上總理對此案的情況已經非常清楚。從1966年開始，針對賀老總的一些攻擊就不斷出現，總理意識到賀老總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想要極力保護賀老總。

為了賀老總的安全，周總理先是將他們一家安置在西花廳保護起來，之后形勢嚴峻，總理派人護送老總一家到了衛戍區一師駐地西山象鼻子溝，外面有解放軍一個連保衛。

盡管總理想盡辦法保護賀老總的安全，但終究還是功虧一簣，這讓周總理感到非常內疚，他便一直暗中關注著此案的發展。

當華國鋒開始調查的時候，總理拿出了自己保存多時的一包東西，華國鋒見此大吃一驚，這里面是一堆材料。這些都是案件的重要證據，有了這些東西，華國鋒更有信心了。

于是他立即派人核查，想要盡快找到那個誣陷賀老總的兇手。很快，他就發現了兩封信，兇手終于露出了馬腳，此人便是李仲公。

李仲公早年與李大釗等人一起創辦了《法政學報》，之后又擔任了諸多進步刊物的編輯，他與許多有識之士一樣接觸到了革命思想。

隨后，他與李大釗一起前往日本留學，之后又回國參加了護國運動，自此李仲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之后又參加了護法運動，憑借著自己的能力，在革命組織內有了一定的地位。

到了北伐戰爭初期，李仲公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等重要職務。他出色的文采，得到了蔣介石的重用，一度被人們稱為北伐“文膽”。

可隨著蔣介石的野心暴露，李仲公與鄧演達等國民黨元老一樣，都對蔣介石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滿，這讓他與蔣介石的矛盾越來越大，李仲公的位置也逐漸被陳立夫等人取代，他也被蔣介石派到了武漢去工作。

南京政府成立后，李仲公被蔣介石召回，曾擔任過不少職務。到了抗戰期間，他還主持了禁煙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實權，但他在黨內的位置始終很尷尬，蔣介石也并不是非常信任他。

因此，李仲公的思想逐漸發生轉變，他在重慶的時候經常與郭沫若等中共人士接觸，了解到了他們的革命理念。

當時李仲公愿意與中共聯合，這讓他受到了蔣介石的猜忌。蔣介石不但派人嚴密監視他的行動，還差點讓中統派人殺掉他。

可是考慮到他在黨內的資歷，蔣介石還是饒了他一命，轉而派特務限制他的行動，阻止他參加民主運動。這些做法讓李仲公對蔣介石更加不滿，到了解放戰爭期間，他與諸多民主人士一起，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李仲公對蔣介石挑起內戰的做法非常憤怒，他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支持蔣介石的言論，渡江戰役結束后，李仲公拒絕隨國民政府南逃。

1949年7月，他與多位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聯名發表了《京滬立法委員起義宣言》，公開擁護中共。建國后，李仲公得到了周總理的接見，他也在新政府內擔任了不少職務。

那么李仲公為何對賀老總做這樣的事情呢？他與賀老總的恩怨始于四一二事件，那時由于他與蔣介石之間的關系，一度被人懷疑是策動武漢政府反共，他因此遭到了賀龍的逮捕。

至于他與賀老總之間的關系到底怎么樣，那就不好說了，1968年李仲公連續寫了兩封信，說是1929年賀老總寫給他的，內容中以賀老總的名義，表示要投靠蔣介石。

這兩封信成為諸多事情的導火索，華國鋒派人對兩封信進行了技術鑒定，確定信紙和墨汁都是新中國成立后生產的，因此兩封信完全是偽造出來的證據，自然無法靠這種東西給賀老總定罪。

周總理得知此事后非常高興，至于該如何處理李仲公這個兇手，組織上最終決定只是撤銷了他國務院參事一職，每月發放80元生活費，并沒有追加什么處理。

畢竟李仲公那時已經年近九十，甚至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再拘捕他已經沒有意義了，幾年后李仲公因病去世，而賀老總也終于恢復了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