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宋仁宗優禮外戚，并擢用他們擔任要職，殿中侍御史趙抃（1008—1084）在十月初二日便上奏表示異議，特別批評以曹佾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今山東菏澤市鄆城縣）并各帶安撫使不當，認為他們才謀不足，但仁宗沒有理會。

至和三年［按：九月辛卯（十二）改元嘉祐元年，1056］正月初一，仁宗御大慶殿接受百官朝賀時突然中風。初七，仁宗更在禁中神智不清地大呼曹皇后與他素所不喜的內臣張茂則（1016—1094）謀逆。二月二十二日，仁宗初步康復，并可以御延和殿見群臣。在這兩個多月，幸賴宰相文彥博及富弼等將危機善加化解，而復任殿帥的老將許懷德也完全聽令于文彥博等，才沒有造成更大的政治危機。

不過，仁宗無子，一旦再出事，誰將繼承皇位，成為文臣們憂慮的問題。自文彥博以下，文臣一致同意請仁宗立幼養于宮中的宗室趙宗實（即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為皇嗣。五月初三，知諫院范鎮（1008—1089）帶頭上奏，請立宗實為太子。對臣下要求立儲這大事，仁宗一直沒有回應。他所信賴的外戚重臣王貽永卻不幸于同月二十五日病逝，得年七十一。仁宗以病體初復，不及臨喪，只命二府大臣及宗室往致奠，也沒有機會咨詢王貽永有關立嗣的意見。

對仁宗來說，這年確是多事之秋。同年六月十一日修治六塔河工失敗，知澶州兼修河都部署李璋以失職被徙知曹州，其他負責官員也被貶責，不過處分都從輕。殿中侍御史孫抃（996—1064）兩度上奏，認為李璋等應從公議從嚴處分，但仁宗仍不肯對他的表弟重責。而且稍后還賜給李璋弟祁州團練使李珣大例俸給。而對于群臣上言請求立儲之議，仁宗亦一概不理。

當宋廷籠罩于一片憂疑的氣氛下，素得軍心而有大功的樞密使狄青竟無辜受到知制誥劉敞（1019—1068）、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一班文臣的無情攻擊。八月初四，仁宗迫于眾議，將狄青罷樞出判陳州，而改以三司使韓琦代為樞密使。九月十二日，仁宗改元嘉祐，行謝天地禮于大慶殿，并大赦天下。十一月初三，在御史趙抃的彈劾下，王德用也多次求退，仁宗無奈將王解職。樞府兩員有勛勞并得仁宗信任的武臣于是相繼去位，而素不為文臣所喜的仁宗寵臣入內副都知石全彬也被罷副都知職。文臣集團終于在權力天平的角力中占得上風。

就在宋廷中樞人事大變之際，仁宗在王德用罷樞翌日（初四），加李昭亮同平章事，并將他改判已升為北京的大名府，并賜以蜀錦涂金紋羅，親自書曰“李昭亮親賢勛舊”，命其子門祗候李惟賓持以賜之。仁宗這時委李昭亮以判大名府的重任，并將他晉位使相，筆者以為不純是因改元而循例給李昭亮加恩。當王貽永逝世后，李昭亮成為外戚中最尊最長且名位最高的人，仁宗很有可能想下一步將他召入樞府，填補王德用之缺，以制衡文臣集團。考屬于少數反對罷狄青職的宰相劉沆（995—1060），當狄青被御史攻擊而遭罷時，他曾上奏仁宗，指責御史們“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謀”。他這番話很有可能教仁宗警覺文臣力量已近難制。事實上，仁宗即借授李昭亮使相及移鎮大名府的機會，將他召還京師，并命翰林學士胡宿撰寫賜茶藥兩道口宣，好言撫慰，制文曰：

卿召言侯藩，入覲王所，歷嚴途之阻越，諒旅從之勤疲，爰舉匪頒，以將眷勞。（一）

卿外自國藩，入修王覲，歷悠長之官道，冒嚴厲之時寒，言念勤斯，固應勞止，爰伸迎赍，用示眷恩。（二）

文臣未必看不出仁宗的意圖。在他們極力的堅持下，原先獲得從寬處分的治河諸臣，到十一月甲辰（二十六），即李昭亮獲召歸闕的二十多天后，均被重責，其中仁宗力保的外戚李璋自天平軍留后降為邢州觀察使。

李昭亮是明白人，他大概知道這時不宜再卷入朝中之權爭，他即上奏推辭仁宗給他的恩命。仁宗不允，同年十二月五日命翰林學士歐陽修再下詔命，要他接受，制文再大大夸獎他一番，特別突出他是勛閥舊德：“卿勛閥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效著厥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喜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無固執，往復新恩。”李昭亮這年六十四歲，官拜使相后，他獲得的官位已不遜亡父。

仁宗對他的恩待，還見于擢用其子李惟賢。相信也是這一年，仁宗擢李惟賢以西上門使領高州刺史出知莫州時，仁宗還命翰林學士王珪撰寫制文，既述他顯赫家世，稱許他的才具，又激勵他立功：

具官某，維爾祖父三世秉鉞，元勛之門，焯于金石。肆爾孝謹忠勤，職予上之事。贊相儀矩，間或敢言，戎人奉觴，諭以非禮，茲豈庸庸之所及耶？朕思乂安襟喉之要，故兼以刺符而臨遣之。噫！男子有四方之志，則功名富貴，非安然而可圖也。況爾家傳將略之舊。其慷慨北行，以寬予閫外之寄。

李惟賢出知莫州后，碰上莫州的州倉粟米陳腐，戍兵大為鼓噪，不肯接受。莫州民怕此事引起兵變，大為震恐。李惟賢聞報，即馳往軍中曉諭，解釋因邊兵眾多才會倉庫存糧多，倉糧多而積存久，就不免有糧米變得陳腐。他說人人都要新糧，那么舊糧如何處理？他這番道理教眾軍無話可說。他這時又使出乃父治軍的手段，立斬帶頭鬧事的人一名，流配從犯十人，于是軍中帖然聽命。李惟賢這次維持李氏將門的家聲，也沒負仁宗的識拔。

嘉祐是仁宗最后一個年號，前后八年。近年宋史學者有稱這段時期為“嘉祐之治”。曹家齊教授歸納所謂“嘉祐之治”的主要表現是：一、政局安定；二、人才之盛；三、政治清明。而其中朝廷內部團結，沒有黨爭。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在這一段時期，仁宗對文臣集團采讓步妥協的態度，不再強行任用外戚及內臣，而大體上施政服從文臣的公議。李昭亮在這時期，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文臣會對他大用有強烈意見，于是選擇退下來，安享晚年。

嘉祐二年（1057）二月到三月，三位已罷相及罷樞的元老重臣杜衍、王德用及狄青先后逝世。仁宗對狄青無過被罷，而致憤郁歿于陳州，大概有歉意，于是發哀于帝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稍令仁宗寬懷的，就是外戚子弟后輩的劉永年，三月以單州防御使任契丹回謝副使，表現不辱使命，當遼人留難宋使，故意在驛門外放置巨石時，他獨力將巨石從驛門擲去。眾人都驚嘆他的神力。

六月戊辰（二十三），仁宗將長女福康公主冊為兗國公主，出降早在慶歷七年五月已定親的駙馬都尉李瑋，并遷李瑋為濮州團練使。仁宗并給李氏兄弟加恩：李璋自邢州觀察使遷鎮海軍留后，李珣自祁州團練使遷均州防御使。仁宗以此厚待他的母舅家人。李璋卻有點不知足，十月二十七日，再求仁宗以內降方式授他節度使。知諫院陳旭引仁宗的近詔嚴劾，結果李璋被罰銅二十斤，受到一點教訓。

嘉祐三年（1058）四月二十四日，原知河南府的尚書左丞吳育（1004—1058）卒。李昭亮于是向仁宗請求將他調離北邊重鎮的北京大名府，而徙往內地的西京河南府。但仁宗不答應，并且命翰林學士撰寫一道制文，婉拒李昭亮的請求，說“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為別郡，將率所居，難于屢易”。然后夸獎李昭亮“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捍御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再撫慰一番，說：“遽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仁宗倒也一視同仁，當已在京供職六年的宣徽南院使張堯佐也請求此優差時，也命歐陽修在五月二日撰寫詔旨婉拒其請。最后此職授給了在六月初七罷相的文彥博。李昭亮及張堯佐求西京優差，大概他們明白在文臣集團操掌國政下，他們要在仕途更上一層樓，已不太可能，不如引退，覓得善地，頤養天年。這回仁宗不允二人之請，可能是他仍想在適當時候重用這兩名親信的外戚。不過，張堯佐卻在是年九月十三日卒于任上。仁宗哀悼之余，贈張堯佐太師并賜其家僦舍錢日三千。

仁宗在同月二十三日又擢用出使有功的外戚子弟劉永年自單州團練使為齊州防御使、高陽關部署。但臺諫官反對此一任命，稱劉永年這次升官只為戚里關系，而不是有軍功。仁宗拗不過言官，只好將劉永年復官為復州團練使知涇州（今甘肅平涼市涇川縣）。

仁宗對李昭亮也算得上照顧，十月初五，因提舉諸司庫務的內臣內侍副都知武繼隆（？—1061后），被諫官劾奏諸多不法事，被罷職出為海州（今江蘇連云港市）兵馬都監，而同任提舉諸司庫務的翰林學士趙概（996—1083）也被御史所劾出知鄆州。仁宗就將李惟賢從莫州召回，任為提舉諸司庫務，代替武繼隆，而由翰林學士胡宿代替趙概的差遣。2據蔡襄在嘉祐四年（1059）所寫的《李使新種洛花二首》兩篇七言絕句所間接透露，李惟賢這年因任職京師而有機會將洛陽佳種（大概是牡丹）移種于家，并致信給予他交好、時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市）的蔡襄，于是蔡襄寫詩兩篇以志。值得注意的是，蔡襄雖然曾批評過李昭亮，但和他父子都有交情，這也是李昭亮喜交結士大夫的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仁宗在十月下詔為亡故多時的郭皇后在景靈宮建影殿，雖因翰林學士歐陽修及領太常禮院孫抃的反對而作罷，但見得出仁宗顧念舊情。郭皇后是李昭亮的遠親，她的榮辱也不免與李家有一定的牽連。

嘉祐四年（1059）二月初三，當年反對外戚執政最力的唐介，復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于此任命，可以看到仁宗此時對任用外戚的態度，已有所妥協，他傾向尊重文臣的主流意見，不再輕易授外戚以要職。

三月，有議者論募義勇作為河北的伏兵，請“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宋廷將其議下河北諸州郡長吏時，李昭亮領頭的一番回奏，則說的有理兼具識見。他先引述中唐名將澤潞留后李抱真（733—794）的成功經驗，李當時從所在之民戶三丁抽一，在農閑時令這些民兵分曹校射，歲終來總校射，以定賞罰。三年后部民都善射，部內共練得勁卒二萬。因不耗廩費，府庫得到充實，就以此修繕兵甲，備好戰具，于是李抱真得以雄視山東，而天下都稱李所領的昭義兵冠于諸軍。他又指所謂民兵只可城守，難備戰陣，并非的論。他批評在盛平無事時，將民兵分為兩路，置官統領，以為可張兵勢，但實在外可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眾心，實非得計。他認為應先讓民兵在所在地方訓練兩三年，當武藝稍精，漸習行陣時，遇上敵人來犯，命能將統馭，示以賞罰，乃可出戰。他又認為行軍布陣，量敵應機，系于臨時便宜，而難于預設圖謀。至于河北及河東都是邊州之地，早已自置義勇，而州縣以時按閱之制，已很熟習。他覺得真的使用義勇助戰當無問題。宋廷結果依其議。

四月十四日，李昭亮與賈昌朝、文彥博、宋庠及程勘等一眾在外出守大藩的大臣，各進上壽金器及良馬慶賀仁宗的誕辰乾元節。仁宗即命翰林學士王珪（1019—1085）賜詔慰獎。十月十一日，宋廷舉行大典，十二日，祫于太廟，大赦天下。在大名府的李昭亮再向仁宗貢良馬以賀。仁宗再命王珪撰寫詔文賜之，稱許他“乃馳誠于北闕，爰納貢于上闕。載諒傾勤，靡忘嘉嘆”。十七日，仁宗加恩百官。宋庠恩封莒國公，文彥博恩封潞國公的同時，李昭亮也獲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的封號。在歐陽修的筆下，李昭亮是“志尚純愨，資誠敏明。世蒙舊德之余，早遘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而且才兼文武，“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為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捍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于要藩；班乃政條，頗聞于佳譽”。為此，宋廷就授他北京留守之職，“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并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意，是用因霈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戶，仍疇美績，褒以嘉名”。歐陽修這篇官樣文章，將李昭亮捧得功勛卓著。他當年多番上奏痛劾李昭亮，現是奉旨頌德歌功，實在不無諷刺。

李昭亮倒也以克盡闕職來回報仁宗對他的恩賞。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以大名府路安撫使上奏，指出河北州軍現在缺乏義勇，請求在第二年開始，在三年內并令補足缺額。其中強壯的州軍而沒有經教閱的，當義勇補足后亦得補回教閱。他合理的建議得到宋廷的接納。

本文經 重慶出版社 華章同人 授權，文摘自 何冠環 著《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增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