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統一天山南北，中國歷代王朝自漢、唐、元統一西域以來，中央政權恢復西域的重新統一。清朝統一西域后逐漸以新疆定名，施行軍政合一的軍府制度，最高軍政長官為伊犁將軍，駐扎伊犁地區。另外，又設置歸伊犁將軍節制的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烏魯木齊都統和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管轄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邊緣各綠洲，“天山以南是為回疆。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后，建城八”，總管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八城事務，改革回疆傳統伯克制度，成為清廷對回疆“因俗而治”的基本體制。

清代新疆治理的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即為遍布天山南北的城池設置，其表征即為“城池為官守之責，廟宇亦風教之征”，儒釋道廟宇及其承載的文化逐漸交融于新疆天山南北。儒釋道廟宇主要指儒家壇壝、祠廟、佛教寺廟、道教宮觀，以及儒釋道融合一體的各種民間信仰廟宇。回疆維吾爾人逐漸熟悉儒釋道廟宇及其社會文化形態，只與清真寺相互區別，一概認知為偶像廟宇，喀什噶爾人阿布爾·瓦西提·阿洪德指出崇拜偶像的人“用木頭、泥土、銅、鐵、石頭和黃銅建造各種模仿人、動物和鳥類的偶像，并對它們頂禮膜拜”，“有時，他們會把神像抬到城市的街道上，當神像穿過（所有）通道過境，在城市中流傳時，它就會對（城市）有益”，把廟宇演戲描述為“自古以來，在（中國）皇帝的國家里，偶像崇拜者就有這種被稱為‘唱戲’（戲劇表演）的習俗，它類似于穆斯林的說書人和在集市上游蕩布道的毛拉”。儒釋道信仰的多樣性、包容性和人文世俗性創造了與伊斯蘭信仰相互尊重習俗的社區環境，共處同一寬容的社會空間。

遠邁漢唐的阿克蘇道儒釋道廟宇

乾隆年間至嘉慶九年，阿克蘇城有4座廟宇，包括北城樓觀音閣、關帝廟、萬壽宮、風雨神廟。晚清溫宿府城的廟宇總計有9座，包括萬壽宮、文廟、社稷壇、神祇壇、武廟、城隍廟、龍神祠、劉猛將軍祠、方神廟。1922年，英國駐喀什噶爾總領事斯科拉因游歷阿克蘇，自稱“最喜歡去的地方是中國（道教）的白云觀”，得知“白云之神通過神文與他的信徒交流，或者說直到最近還在通過神文與他的信徒交流”，“自從12年前兩位天津商人離開后，神就再也沒有向他的信徒們傳達過任何書法信息”，認為“阿克蘇的白云圣地卻是一個寧靜和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晚清溫宿縣城的廟宇總計有8座，包括萬壽宮、文廟、武廟、文昌宮、城隍廟、龍王廟、馬王廟、方神廟。

阿克蘇戲劇表演（馬達漢，1907年）

乾隆年間，喀喇沙爾有3座官修廟宇，分別是萬壽宮、關帝廟和龍神廟。民間歷史記憶指出，乾隆年間修建的有關帝廟、龍王廟、八蠟廟、山神廟、財神廟，嘉慶年間修建的有馬王廟、魯班廟，道光至光緒年間陸續修建的有城隍廟、娘娘廟、方神廟、觀音閣、文昌閣、文廟等。而晚清焉耆府鄉土志記載的廟宇總計有9座，包括萬壽宮、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圣廟、文昌閣、劉猛將軍、方神祠、文廟。晚清婼羌縣的廟宇總計有4座，包括慶祝宮、社稷壇、城隍廟、定湘王廟。晚清輪臺縣的廟宇總計有4座，包括武廟、城隍廟、龍王廟（兩座）。

喀喇沙爾輿圖（局部）中的關帝廟與龍王廟（乾隆）

乾隆年間，庫車有兩座廟宇，分別是萬壽宮和關帝廟。沙雅縣有一座三尊廟。宣統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年3月6日），野村榮三郎在沙雅發現三尊廟“祭孔子、文昌、關帝”。晚清庫車直隸州的廟宇總計有9座，包括萬壽宮、圣廟、文昌閣、關帝廟、城隍廟、劉猛將軍廟、昭忠祠、龍王廟、方神祠。方神祠位于城北，不僅在庫車民間社會香火興盛，且影響力遍及回疆。庫車地方社會流傳的故事顯示：“考方神原湖南善化人，姓黃名桂芳，道光間官喀什，偏裨黑水之圍，張逆等灌城急獨，慨然忠義憤激，投城赴水誓以身殉，須臾下流缺口，開城保無虞民，德而祠祀之，輒祈禱無不靈驗。南路各城漢纏爭奉香火，地方官朔望行香，亦為民請命之意也。”方神信仰融合儒釋道信仰三教雜糅的文化形態，共同塑造了方神民間信仰，成為儒釋道文化回疆在地化的顯著社會事實。

庫車方神廟（Gttfried Merzbacher，1902-1903）

乾隆年間，烏什城有7座廟宇，集中在韋陀山，包括萬壽宮、山川社稷壇、關帝廟、馬祖殿、火神殿、觀音閣、韋馱殿。“韋陀山”即為當今的燕子山，仍然是地方風景名勝，可謂承載了千年不絕的儒釋道文化內核。晚清烏什直隸廳的廟宇總計有6座，包括萬壽宮、文廟、城隍廟、關帝廟、龍神祠、昭忠祠。晚清烏什韋陀山又稱烏赤山，韋陀山的命名源于儒釋道廟宇群的上山，持續有清一代，山上刻有石碑，刻字“繼超追憲”和“遠邁漢唐”，中華傳統的文化遺跡鑄就地方勝景。

烏什“韋陀山”“遠邁漢唐”與“繼超追憲”碑刻

德被群生的喀什噶爾道儒釋道廟宇

乾隆年間，喀什噶爾徠寧城有兩座廟宇，即萬壽宮和關帝廟。地方官員個人纂修方志記載道光年間喀什噶爾城內廟宇已經有5座，分別是萬壽宮、關帝廟、龍王廟、城隍廟和昭忠祠。清季疏勒府鄉土志記載的廟宇有8座，包括慶祝宮、城隍廟、文廟、武廟、忠義祠、方神廟、觀音閣、劉襄勤祠。劉襄勤祠即劉錦棠祠，斯坦因于1900年8月參觀劉錦棠祠，稱之為“一座雄偉的綜合性建筑”，指出“毗連大門面向最里層院子的是一座精致的木構戲樓”，紀念祠的主體大廳“左、右兩邊的整個墻壁上貼滿了一系列描述劉錦棠的勝利歷程、政治活動及個人生活的大幅繪畫”，并與祠堂祭司交談并拍照。中國儒教廟宇給斯坦因留下深刻印象，直觀感受到中華古典文明的情調。

疏勒劉錦棠祠主持（斯坦因，1900年）

疏勒劉錦棠祠戲臺（斯坦因，1900年）

事實上疏勒的儒釋道廟宇眾多，近現代疏勒縣城文物遺跡及地方口碑流傳的歷史記憶表明，至十九世紀初疏勒城廟宇林立，號稱有十大廟宇，分別為城隍廟、財神廟、觀音閣、方神廟、文廟、武廟（關帝廟，又稱三圣廟）、娘娘廟、龍王廟、藥王廟、鬼王廟（地藏王廟）。晚清伽師縣有一座城隍廟。晚清疏附縣的廟宇有7座，包括社稷壇、先農壇、神祇壇、文昌廟、龍王廟、城隍廟、耿公祠。清末民初瑞典傳教團的傳教士陶倫奎斯特是一位攝影大師，他敏銳地捕捉到喀什噶爾一座古廟院內大殿的橫幅上書“德被群生”，昭示著廟宇承載的中華文教。喀什噶爾回城疏附有一座耿公祠，是紀念東漢明帝的西域戊己校尉耿恭的祠堂，屬于典型的儒家紀念性文化形態。耿公祠附近有泉水帶出露，水池小溪相連流入吐曼河，相繼建有佛寺、茶館、旅店，民間俗稱九龍泉，又稱為耿公泉或耿公井，成為喀什噶爾回城疏附的儒釋道風土勝景。

喀什噶爾廟宇院內（陶倫奎斯特，清季民初）

喀什噶爾耿公祠（馬達漢，1907年）

乾隆年間，葉爾羌城有5座廟宇，包括萬壽宮、顯忠祠、關帝廟（兩座）、龍王廟。葉爾羌是回疆大城，曾經是總理回疆參贊大臣駐地，“內地商民，山陜江浙之人不辭險遠，各攜貨資，購覓寶玉，以至其地，故店鋪館舍輝煌齊整”。萬壽宮中建有碑亭，所刻立的碑正是“御制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而顯忠祠對陣亡滿漢官兵的崇德報功，都明確樹立了清王朝國家統治權合法性的祭祀文化標識。

葉爾羌關帝廟（馬達漢，1906年）

晚清莎車府鄉土志記載的廟宇總計有7座，包括萬壽宮、武廟、火神廟、龍神祠、昭忠祠、城隍廟、方神廟。事實上莎車廟宇數量更多，根據白合提亞爾的采訪口述與歷史記憶，莎車有14座儒釋道廟宇包括玉皇廟（又稱玉皇閣）、三官廟（又叫三清宮）、文廟、火神廟、藥王廟、土地廟、財神廟（又叫財神樓子）、王爺廟（即定湘王廟）、觀音廟（又稱觀音閣）、娘娘廟、馬王廟、龍王廟、城隍廟、武廟（關帝廟）。晚清巴楚州鄉土志記載的廟宇總計有5座，包括龍神廟、城隍廟、火神廟、文武廟、昭忠祠。晚清蒲犁廳的廟宇總計有4座，包括武圣廟、城隍廟、風神廟、龍神祠。晚清葉城縣的廟宇總計有5座，包括武圣廟、文廟、文昌廟、城隍廟、方神廟。晚清皮山縣有兩座廟宇龍王廟和火神廟。

乾隆年間，英吉沙爾有4座廟宇，包括萬壽宮、關帝廟（兩座）、廒神廟。晚清英吉沙爾直隸廳鄉土志記載的廟宇總計有6座，包括關圣廟、龍王廟、萬壽宮、城隍廟、方神廟、托公祠。晚清洛浦縣鄉土志記載只有一座大廟，供奉的牌位包括先師、文昌、關帝、龍神、城隍、社稷、先農、神祇。晚清于闐縣鄉土志記載的廟宇有3座，包括文廟、武廟、城隍廟。晚清和闐直隸州的廟宇總計有11座，包括文廟、武廟、城隍廟、文昌廟、社稷壇、神祇壇、龍神祠、昭忠祠、先農壇、劉猛將軍廟、方神廟。斯科拉因1922年發現“和闐城并不大，但卻繁華熱鬧，讓旅行者充分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和闐新城里“有官府衙門、兵營和彈藥庫、道觀和幾條商店街”。斯科拉因對回疆道觀有清醒認知，專門數次記載。方神廟于回疆民間社會神明卓著，和闐方神廟“廟貌偏南疆，推當日御患之功”，以至于地方官員認為“似在應升祀典之列”。和闐地方“至民間善舉，惟額籍漢民建有方神廟，集公費千余金。奉神外，兼施棺木及中元屬祭等事”，和闐方神廟成為地方社會慈善活動的民間重要力量。

英吉沙新城城東建筑（馬達漢，1906年）

儒釋道與伊斯蘭的文化共生

“回”屬于中國元明清時期對伊斯蘭教信徒穆斯林的專稱，其定名原則依據穆斯林社會的伊斯蘭風俗。清代新疆回疆社會的宗教信仰以伊斯蘭教為主，清真寺成為城鄉居民生活的社區中心，呈現出伊斯蘭文化的整體面貌。伊斯蘭教在清朝被稱為“回教”，清代新疆的穆斯林社會據此被稱為“回部”，天山南部八城所在地域被稱為“回疆”。伊斯蘭教對回疆維吾爾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生活習俗產生全面影響。清代回疆“每城設禮拜寺”，維吾爾居民“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集四人合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西域圖志》編纂者以儒釋道的文化經驗描述“回人通經典者曰阿渾，為人誦經以攘災迎福”，信仰伊斯蘭教的“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為禮”。清真寺為清代回疆普遍的社會景觀，規定著穆斯林的生產與生活節律。清代在作為大一統王朝重要表征的意義上繼承了中國歷史中的“禮治”傳統，特別強調跨越語言與族群界域的同文之治。清王朝確立對西域新疆的合法統治，隨之建立起軍府制治理體系，而其治理方略的核心要義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充分尊重回疆伊斯蘭風俗，追求“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的禮治。清王朝在新疆的中華禮治首重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城池與儒釋道廟宇由此遍及回疆，儒釋道廟宇成為中華政教文明的標識性載體，構成與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中亞綠洲穆斯林文化區的根本區別，造成回疆儒釋道與伊斯蘭一個半世紀的文化共生。

清代新疆回疆儒釋道廟宇主要分布于駐防城鎮、軍臺、道府州縣城市和交通驛站等空間要地，數量有限，遠不及遍布城鄉的伊斯蘭清真寺數量級，但其包容開放的信仰風俗與國家政教的雙重屬性在回疆具有較高的社會顯示度。清代新疆回疆與清真寺共存的儒釋道信仰習俗是三教混融的，具體表現為圍繞廟宇為載體的社會空間文化形態，伊斯蘭與儒釋道風俗的碰撞、交流就此發生。西方學者的域外觀察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西部的省區新疆是漢文化和突厥——伊斯蘭文化的交匯之處，這種交匯使具有各自文化（特別是在戲劇方面）分野特點的兩種宗教系統發生了沖撞。清王朝的回疆治理首重喀什噶爾，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的駐地比較穩定地設在喀什噶爾，喀什噶爾徠寧城“既具廟之丹碧與城池之莊嚴，儼然為回疆之一都會矣”。儒釋道廟宇成為回疆都會的標志性表征。中古以降伊斯蘭化大規模東進的歷史進程至清代一統新疆結束，清王朝“大一統”的中華禮治又把回疆融入中華文明體系，重塑了內陸歐亞的文明版圖，蔥嶺（帕米爾高原）成為清代以降中華文明體系與域外文明的分野。清代回疆社會經歷英國與沙俄的滲透及阿古柏侵略的戰亂破壞，發生軍府制到行省制的轉型，而儒釋道廟宇得到重建并進一步發展。回疆儒釋道廟宇軍府制時期以官修為先，逐漸向民間社會彌散，行省制時期的則以民修為主，祭祀儀式以及廟會尤其是演戲酬神等社會活動構成多種族群共享的社會交流空間。

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初的拜城縣賽里木人毛拉木薩·賽拉米用察合臺文記載清代中國“國強地廣的另一個原因與秦可汗實行的愛民和公正政策是分不開的”，尤其認為“他們絕不勉強讓別人學習自己的習慣，允許宗教信仰和教派林立。只要你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們不會讓你改宗”。毛拉木薩·賽拉米對清中國愛民政策、疆域和宗教政策的敘述反映出中華政教的文明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其時一般穆斯林民眾的國家認同。19世紀末，瑞典傳教團進入回疆傳播基督教，瑞典傳教士發現儒釋道廟宇中經常有戲劇表演，觀眾中有大量的維吾爾人。喀什噶爾人阿布爾·瓦西提·阿洪德經常去儒釋道廟宇參觀祭祀儀式，并觀看戲劇表演。阿布爾·瓦西提·阿洪德基于伊斯蘭教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他用察合臺文詳細描寫儒釋道廟宇及其神像和所進行的祭祀儀式。貢納爾·雅林指出一般的穆斯林很顯然對儒釋道廟宇及宗教中的“不敬神”行為不大在乎，相反充滿了好奇心。由此表明，回疆儒釋道與伊斯蘭一個半世紀的文化共生已經產生交融與對話的文明會通。伊斯蘭教與儒釋道都在回疆產生各自的民間風俗形態，正是普遍的民間風俗實踐促成儒釋道的回疆在地化。清代新疆回疆的儒釋道與伊斯蘭風俗在民間社會文化層面實現長期的互動與交融，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文明會通道路。清代新疆回疆的社會運行經歷軍府制到行省制的轉型，儒釋道廟宇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命運與共，成為清王朝“大一統”邊疆治理秩序社會風俗交融的公共基礎設施。清王朝面對廣闊疆域和多元族群的“大一統”政局，“因俗而治”不是孤立的治理體制，而是與儒釋道廟宇承載的風教共同結構成整體的中華政教，“風同道一”的回疆治理呈現的是整體的中華政教文明統治方略。

（原文《清代新疆回疆儒釋道廟宇的中華政教》刊載于《學術月刊》2025年第4期，本文經作者大幅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