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on’t Ever Want to Be Free From the Pain of Missing My Children’

只有通過寫作，這位著名小說家才能直面兩個兒子自殺的事實。但她的新書并非普通的悲傷回憶錄。

“人們總說，你會挺過去的，”這位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任教的作家說，“不，我不會。” 攝影：Hannah Yoon（《紐約時報》）

作者：亞歷山德拉·阿爾特（Alexandra Alter）

2025年5月16日東部時間下午3:11更新

去年2月一個周五的傍晚，四名警察來到李翊云位于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家時，她沒等對方示意就坐下了。偵探剛開口說“有些事不知如何啟齒”，她就癱坐在客廳的椅子上，招手讓丈夫過來。

李翊云已經預感到他們帶來的是毀滅性消息，盡管她無法相信。偵探確認了最壞的事實：她的兒子詹姆斯，普林斯頓大學大一新生，在校園附近被火車撞死了。

警方稱正在調查死亡原因，避免使用“自殺”一詞。但李翊云和丈夫知道這不是意外——詹姆斯選擇了和哥哥一樣的方式結束生命。

六年多前，詹姆斯的哥哥文森特在16歲時自殺身亡，同樣是在附近被火車撞死。2017年的那個夜晚，李翊云回家時發現兩名偵探等候已久。當時警方讓她先坐下再告知文森特的死訊，這也是為何當他們再來傳達詹姆斯的噩耗時，她本能地坐下了。

警察離開后，李翊云和丈夫大鵬坐在客廳里，目瞪口呆。她感覺時間在身邊崩塌，仿佛被困在永恒的當下。

偵探的話“有些事不知如何啟齒”讓這位著名小說家既覺得陳詞濫調，又無可否認地真實。沒有任何語言能形容她失去兩個兒子的崩潰。“破碎”“絞痛”“灼痛”這些近似的詞匯顯得毫無意義。但李翊云知道，文字是唯一能將她的思緒錨定在現實中的方式。

這張照片顯示一名男子在霧蒙蒙的山坡公路上抱著兩個小男孩。

2007年，李翊云拍攝的家庭照片中，丈夫抱著兒子文森特（左）和詹姆斯。 攝影：李翊云

詹姆斯去世三個月后，李翊云開始寫作《萬物自然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這部回憶錄講述了詹姆斯、文森特以及他們的生死糾葛。在直白而毫不留情的反思中，李翊云不僅直面喪子之痛，還探討了語言的局限性——她試圖傳達難以名狀的痛苦。她最接近描述這種損失的說法是：自己生活在一個深淵里，一個不透光的陰暗之地。

“所有浮現在我腦海中的文字：大多蒼白無力；有些被保留下來，只是因為需要為詹姆斯留個位置，”她寫道，“文字或許不足，但它們投下的長影，有時能觸及無法言說之物。”

在某種程度上，李翊云的回憶錄是對悲傷傳統敘事的徹底反叛。開篇她就警告那些期待看到“治愈”或“慰藉”故事的讀者止步：這不是一個關于戰勝失去或繼續前行的故事。

“我從未想過從思念孩子的痛苦中解脫，”今年4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她大學附近的家中見到她時，她對我說，“這種痛苦會永遠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不想做任何事來減輕它，因為減輕痛苦意味著它是壞事，是一種疾病或折磨。”

李翊云與丈夫（一名軟件工程師）和他們的狗昆圖斯住在一起。這只患有白內障的白色可卡布犬已經13歲，仍蹦蹦跳跳地沖進客廳。昆圖斯在兩個男孩分別7歲和10歲時加入家庭，名字由文森特所取，拉丁語意為“第五”，因為他是家庭第五位成員。

她為我泡了一杯綠茶，帶我來到花園旁陽光充足的起居室——她在這里花無數時間照料植物和花卉。她剛種下一些日本銀蓮花，要到秋天才會開花；院子里滿是鮮艷的水仙花、風信子和郁金香。李翊云略帶自豪地說，她種了1600顆球莖，欣慰地看到約一半已經發芽。她還為玫瑰叢中低矮的鷦鷯巢里的雛鳥命運擔憂：“你就是會為那些小鳥操心。”

李翊云1972年生于北京，長著一張年輕的圓臉，說話輕聲而審慎。盡管初看顯得嚴肅而理性，她卻時常露出微笑和笑聲。她自嘲是個糟糕的游泳者和普通的鋼琴手，還溫和地調侃那些她稱為“找光明面的人”——那些善意的熟人和陌生人，試圖讓她相信悲傷之外還有生活。

“人們總說，你會挺過去的，”她說，“不，我不會。”

李翊云告訴我，她常感覺到自己的處境讓人們（尤其是其他父母）感到不安。她也清楚，自己從容平靜的舉止，以及通過堅持日常安排來應對悲傷的方式——在孩子死后直接回去教書和寫作——與大多數人對“喪子后毀滅性后果”的想象不符。

“人們期待一個悲傷的母親有特定的行為方式，而我從不認為自己需要按別人的敘事來生活，”她說，“人們期望你敞開心扉，展示脆弱，展示‘進步’，這些我都不做。”

李翊云所著《萬物自然生長》封面

與李翊云交談最令人驚訝的是，她似乎能同時存在于兩種看似矛盾的現實中：一邊是她稱為“深淵”的荒涼狀態，另一邊是她在工作、友誼、婚姻以及瑣碎時刻和回憶中找到的滿足、樂趣甚至快樂。

“與痛苦共存是可能的，你每天做著日常的事，打理花園，聽音樂，但心里想著……”她的聲音漸弱，讓未說出口的痛苦留在沉默中。

在李翊云安靜寬敞的家中，文森特和詹姆斯的存在感觸手可及。客廳旁光線充足的辦公室墻上，掛滿了文森特明亮而充滿奇思妙想的畫作。壁爐上方是他小時候的一幅大畫：一個孩子站在田野里，背景是三座棕色谷倉、一片翠綠的池塘和金色的天空。這幅畫是他死后李翊云發現的，猜想他因為簽名時拼錯了名字而藏在衣柜里。

家中各處擺放著家庭照片、學校肖像和小擺件，反映著兩個男孩的個性與愛好。她保存著詹姆斯的懷表收藏、他折疊的折紙動物，以及去愛爾蘭度假時得到的毛絨小羊“橘子醬”。文森特的47只企鵝玩偶收藏也被完好保留。

李翊云和丈夫保留了兒子們的所有物品，包括警方歸還的遺物——文森特邊角破損的手機，詹姆斯的背包里還裝著一支斷成兩半的鉛筆。甚至日常物品都成了珍寶：詹姆斯的保持器放在書桌上的盒子里，文森特的則在架子上。

“對于他們的東西，我什么都做不了，”談及兒子的遺物時，李翊云說，“哪怕移動一件物品都很痛苦。我們都有人性的局限。”

詹姆斯出生于2005年時，李翊云的文學生涯正蒸蒸日上。她放棄了免疫學博士學位，投身寫作，進入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后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2005年，她的首部短篇小說集《千年敬祈》出版，隨后推出《比孤獨更溫柔》《流浪》等備受贊譽的小說，探討壓迫與偏執，斬獲一系列獎項，包括懷丁獎、古根海姆和麥克阿瑟獎學金。

盡管作品屢獲殊榮，擁有兩個聰明好奇的孩子和充實的家庭生活，李翊云仍在與抑郁癥抗爭。2012年一次精神崩潰中，她感覺自己“滑向虛幻”，兩次試圖自殺。這段困惑的經歷她在回憶錄《親愛的朋友，我從生活中寫信給你》中有所描述。

她曾想知道自己的瀕死經歷是否影響了文森特，而文森特的死又如何影響了詹姆斯，但她拒絕沉溺于這些問題——唯一能回答的人已經不在了。

一個令人痛心的巧合是，2017年9月文森特自殺時，李翊云正在創作小說《我必須走嗎》，講述一個因女兒自殺而失去孩子的女人的故事。

李翊云所著《理由結束的地方》封面

文森特死后，李翊云立即開始寫下與兒子的想象對話，告訴他自己烤了芝士蛋糕，笨拙地嘗試用他留下的黃色毛線織圍巾。這些對話后來成為小說《理由結束的地方》，一場母親與聰明、有趣、古怪的兒子在模糊“來世”中的簡潔而私密的對話。李翊云說，文森特的聲音來得如此自然，仿佛他真的在與自己交談。“我想讓他在身邊多待一會兒。”她說。

但詹姆斯死后，李翊云起初發現自己無法想象他的存在。與富有藝術氣質、善于表達的文森特不同，詹姆斯性格內向，理性勝過情感。

她說，任何試圖用文字捕捉詹姆斯的嘗試都注定“部分失敗”，但她寧愿失敗也不愿不嘗試。

“詹姆斯死后，我有很多想法，但如果不通過寫作梳理，這些想法就毫無意義。”李翊云說。

她花了幾個月才找到合適的語言來寫他，但一旦開始，文字便傾瀉而出。

“開始寫作時，我以為一切會‘好起來’，”她很快自嘲地輕笑一聲，喉嚨哽咽，“我總說‘好起來’，好像一切真的會好起來，但沒有什么會好起來。”

文森特的死雖令人震驚，卻并非完全意外。即使小時候，他也容易陷入抑郁和絕望。四年級老師曾給李翊云發過一封憂心忡忡的郵件，提及他寫的詩——那些關于生死的痛苦詩句。治療他的心理醫生警告李翊云，他可能會付諸自殺念頭，并讓她做好準備。

詹姆斯沒有類似的預警信號。他也在接受治療，顯得堅忍而有韌性，沒有表現出哥哥的情緒極端或嚴重的完美主義傾向。

詹姆斯熱愛哲學、語言學和科學。小時候，他常在晚餐時隨意解釋神秘的量子粒子或深海無脊椎動物的行為，讓家人驚嘆。他擅長語言——學習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日語，自學威爾士語、德語、羅馬尼亞語和俄語——但常常沉默寡言。幼兒園時，詹姆斯有一天回家戴著自己寫的牌子：“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想說！”

有時李翊云會想，是否因為詹姆斯太過內斂，她才沒注意到他的情緒惡化。

去世前幾周，詹姆斯告訴母親自己在讀法國哲學家阿爾貝·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這本書以“生命是否值得過”的問題開篇。李翊云記得，當時她對詹姆斯說，大多數人忍受生活中的單調或痛苦，是為了那些純粹快樂的時刻。詹姆斯去世前的周末，李翊云和丈夫送他回宿舍時，問他在讀什么，他說在重讀《西西弗斯神話》。

回首往事，李翊云想知道自己當時是否察覺到了什么。但她說，她不再讓自己糾結于“是否能阻止他的死亡”——這是文森特死后她曾陷入的陷阱。

“當人們死于自殺，留下的家人通常會問‘如果……怎么辦？為什么？’”李翊云說，“這次我想，我們不想從這些問題開始，而是從別處開始——接受這是事實。這是他的決定，他去世了，他有理由做出這個決定。”

一個念頭反復浮現：李翊云確信詹姆斯相信父母有能力承受他的死亡。這種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讓她堅持活下去的力量之一。

“他知道我們會挺過去，因為我們挺過一次，”她說，“我想，我們必須尊重他的理解，尊重他的選擇。”

李翊云說，第二次經歷毀滅性的失去后，她知道需要用日常慣例來錨定自己。

李翊云站在普林斯頓大學樓梯底部的照片 攝影：Hannah Yoon（《紐約時報》）

兒子死后，堅持日程安排幫助了李翊云。她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說的初稿。

她知道自己需要睡覺、保持水分、每天鍛煉，堅持日程：繼續游泳、每周鋼琴課、在普林斯頓的課程。她投身寫作——每天早上寫兩三個小時，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說的初稿，這是一部關于19世紀初歐洲一群音樂家的歷史小說。

李翊云和丈夫繼續旅行——這是他們曾與孩子們熱愛的事，并繼續用自制蛋糕慶祝兒子的生日。“只有一個人知道我的感受——就是他，”談及大鵬時，李翊云說。大鵬喜歡低調，不接受采訪。

她從摯友那里獲得支持，包括作家伊麗莎白·麥克拉肯和莫娜·辛普森（她們連續數月為李翊云夫婦組織送餐），以及編輯布里吉德·休斯（詹姆斯死后那個周末，她趕來陪伴李翊云，并幫忙通知朋友和同事）。后來一位朋友告訴休斯，她起初無法理解那條消息，以為是誤發了關于文森特死亡的舊郵件草稿。

那個周末，李翊云問了休斯一個痛苦的問題：“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壞的母親？”休斯立刻回答，她們都知道這個問題很荒謬。李翊云從不懷疑自己對兒子們的愛——她一直鼓勵他們做真實的自己。她試圖將這種接納延伸到他們的生命和死亡。

“作為他們的母親，我一直尊重他們，并努力理解他們，”她說。

寫作《萬物自然生長》時，李翊云曾懷疑是否該完成它。（）

有一次，她讓麥克拉肯讀了初稿，問她是否值得出版。麥克拉肯肯定了她。

“我驚訝于這是一部如此清醒的作品，探討那些似乎無法思考的事情，”麥克拉肯說，“失去兩個如此出色的孩子，這是無期徒刑。”

坐在陽光房里，李翊云告訴我，她希望早年能懂得一件事，這樣就能分享給孩子們：人有可能“更好地承受痛苦”，同時悲傷與快樂并存。這是她近幾個月才領悟的。當她打理花園、讀書、寫作、聽音樂，或與丈夫在樹林里散步時，她感到快樂。

“我們很悲傷，非常悲傷，但我們并不‘不快樂’，”她說，“只要我們活著，就會帶著對孩子的愛，即使他們已不在身邊。”

如果你有自殺念頭，請撥打或發送短信至988，聯系988自殺與危機生命線，或訪問SpeakingOfSuicide.com/resources獲取更多資源列表。

本文作者亞歷山德拉·阿爾特為《紐約時報》撰寫關于書籍、出版和文學界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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