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兩朝，科舉被視為入仕的“正途”，無數寒門子弟寒窗苦讀都只為在鄉試、會試、殿試中脫穎而出。

但科舉的獨木橋太過擁擠，據記載，明朝鄉試錄取率甚至不足1%。

而對于那些止步于秀才或連鄉試都難通過的讀書人，是否真的再無入仕可能？

事實上，明清官場為他們留了多條“輔路”，甚至有人借此登上科舉巔峰，出現非舉人也能中狀元的傳奇。

明朝建立初期官員缺口極大，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洪武年間全國初任官員中竟有60%來自國子監。

朱元璋深知“科舉未興，學校先行”，將國子監打造成儲備官員的“黃埔軍校”。

提出凡國子監學生，需分撥至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實習三個月，按處理公文、斷案判獄等表現分為三等。

上等者直接授官，無需經過科舉。

這意味著一名從未參加鄉試的國子監生，跳過舉人、進士階段，起手便是五品以上官階。

朱元璋的邏輯很現實，元朝滅亡因學校廢弛，當務之急就是要培養懂實務的監生。

既能填補官缺，又能避免科舉選拔的滯后性。

隨著明朝政局穩定，監生群體來源多種多樣。

有的以舉人身份入監，而各省官學的優秀廩生按配額進入國子監，官員子弟可憑父祖官階入監。

戚繼光之子戚祚國就沒有經過科舉考試，卻同樣世襲軍職。

至明中葉，科舉成為正途標配，監生地位開始下降。

萬歷年間，監生授官多為正九品，且需排隊候補，到了明中期后甚至開始出現買監的現象。

景泰年間，捐監銀僅需20兩，大量富商子弟雖被正統士人輕視，卻能通過歷事獲得正八品的職位。

清朝則開始出現貢生、例監、例貢。

乾隆二十五年，畢沅因熟悉新疆屯田事務在殿試中被乾隆欽點狀元，這是清代唯一一例監生出身的狀元。

但貢生需要三年一選，且必須經朝考合格才能授職，最終因流程繁瑣，實際影響力有限。

盡管例監、例貢被視為“異途”，但清廷仍然允許異途官員通過考職轉為正途。

例如光緒年間，捐監出身的州縣官需通過“大挑”考試，合格者可任知縣。

這種“花錢入場，憑本事晉升”的機制，讓無數寒門子弟得以曲線入仕，卻也埋下官場腐敗的隱患。

例如清末捐官者上任后常以捐銀需回本為由橫征暴斂，加速了吏治敗壞。

明清時期的非科舉入仕制度，初衷是在特殊時期加速官方對人才缺口的調整。

這些制度雖被正統士人詬病“破壞科舉公平”，卻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初監生迅速填補官缺，維持了政權運轉，而清朝捐納在太平天國時期籌得軍費3000萬兩，支撐了湘軍、淮軍的崛起。

但是應急方案只能用于一時，明朝中后期監生素質下降，出現“監生不知經史，唯知鉆營”的現象。

清朝捐納導致“官多缺少”，舉人需候補十年才能任職，間接促成1905年科舉廢除。

正如乾隆朝大學士鄂爾泰所言：“非科舉無以正人心，非捐納無以濟急需，二者不可偏廢。”

這種“正途與異途并存”的模式，恰恰是傳統官僚體系在公平與效率間的失衡。

從明初監生直接拜官到清末捐納制度化，明清兩朝為落第士子打開一扇偏門。

這些看似“捷徑”的入仕路徑，實則充滿荊棘，貢監生需熬資歷，蔭監生依賴家族背景。

古代官場的逆襲從來不是無條件的，那些未能踏上科舉正途的讀書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在官場上留下了痕跡。

參考資料

《明史·職官志》《清史稿·選舉志》

《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清卷》（張希清，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