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是紅四軍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

因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史稱為“古田會議”。這次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此次會議后，毛澤東重新當選為書記。

會議背景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隨后，紅四軍在朱德、毛澤東、陳毅等領導下，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多次圍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創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后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基礎。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環境險惡，戰斗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作為紅四軍黨的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

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等原則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能夠為紅四軍領導層的大多數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黨中央如實匯報了紅四軍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全部情況的詳細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3人組成專門委員會，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經過1個月的討論，形成了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干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簡要議程

主持會議的是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領導人毛澤東、朱德、陳毅，紅四軍各級黨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黨組織的代表、婦女代表等12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選出了以毛澤東為書記，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羅榮桓、譚震林等11人為委員，楊岳彬等三人為候補委員的紅四軍新的前敵委員會。

會議結果

大會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3萬余字的8個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后來編入了《毛澤東選集》。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為前委委員，楊岳彬、熊壽祺、李長壽等3人為候補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書記。

會議決議

產生經過

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于1928年5月4日在江西省寧岡縣礱市召開成立大會，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后又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陳毅任政治部主任。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進軍贛南、閩西，開辟革命根據地。由于部隊主要成分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從舊軍隊起義的官兵，在贛南、閩西作戰中，俘虜兵成分又大量增加，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有所滋長。

6月下旬，紅四軍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各級領導干部對如何創建革命根據地和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認識不一致。會后，被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軍事會議期間，向中共中央和當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匯報了紅四軍兩年來建軍、作戰的經驗和認識不一致的問題。中共中央和周恩來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建軍、作戰的正確意見，指出紅四軍全體官兵應該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仍應由毛澤東擔任，并在1929年9月28日寫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指明了紅軍的任務和發展方向。

10月下旬，陳毅回到閩西，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軍事會議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請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根據中央來信精神，結合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懸而未決的問題，召開了座談會，聽取了干部、戰士和人民群眾的意見，調查了紅四軍和黨內存在的問題及產生的根源，為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起草了決議案。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這個決議。會議還改選了前委，選舉毛澤東為書記。

古田會議中的標語

決議內容

古田會議決議共分9個部分，2萬多字，其基本內容為：

（一）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這就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古田會議決議

（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任務，爭取中國人民大眾獲得解放的事業，必須堅定地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這是紅軍保持其無產階級性質的根本條件。強調必須確立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黨的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員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黨組織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去執行。還要發動地方黨對紅軍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達到軍政一致，軍民一致。

（三）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系。《決議》認為，紅軍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圍繞黨的政治中心任務進行的，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指出必須加強官兵的政治訓練，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士兵委員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

（四）規定了軍隊內部、外部關系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又必須克服極端民主化傾向。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上級的決定必須堅決執行，黨內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同時正確地開展思想批評。凡地方政權機關已經建立的地方，軍隊就不能包辦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強對敵宣傳工作，優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虜。

（五）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方法有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方法、集合講話、游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紅軍內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作用意義

論述了紅軍政治工作的作風和方法。《決議》指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要注意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黨內的思想和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黨內開展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反對互相猜忌，鬧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團結。

古田會議決議先后在紅四軍和各地工農紅軍中貫徹執行，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幾十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遵循古田會議決議的原則，軍隊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古田會議決議對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歷史創造性

古田會議決議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了用先進的思想理論武裝無產階級政黨的一系列問題，開辟了思想建黨的成功之路，形成了黨的建設獨特的政治優勢。

古田會議[1929年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

古田會議決議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了“黨指揮槍”等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開辟了新型人民軍隊政治建軍的成功之路，鑄造了人民軍隊的軍魂，奠定了中國特色軍事制度的堅實基礎。

古田會議決議總結我軍創建初期政治工作的實踐經驗，創造性地提出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針、原則、制度和方法，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根本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