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6日中午，上海曹家渡有兩個人抬著一只沉甸甸的竹簍，由南朝北，從三官堂橋上走下來。走在前面的人年齡稍輕點，走在后面的人年齡稍大點。他們邁著匆匆的腳步，“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雖然累得滿頭大汗，但也顧不得歇腳。

由于臨近春節，人們都到三官堂橋農貿集市購買年貨準備過陰歷年，行人較多，摩肩接踵地來往著，這兩個人抬著沉甸甸的竹簍，并沒有引起來往行人的注意。

兩個人抬著抬著，突然在路邊停了下來。年齡稍大的人說：“我去看看路怎么走，你在這兒等我一會兒。”說完，把竹簍放在地上，就往直朝前走去。

留在馬路邊的小青年見竹簍一邊的繩子結松了，便低頭整理起來。

這時，恰巧有個稅務局收稅的人路過此地，他叫朱惠庭，上午在三官堂橋附近收完稅正準備回家吃午飯。見路邊有個小青年正低頭擺弄著半人高的竹簍，以為這個小青年為了逃稅故意避開他。他在稅務局干了好多年，碰到偷稅漏稅的事真是太多了。

小朱走到那個小青年身旁，劈頭問：“喂，你的竹簍里裝的是什么？”

那個小青年不防，猛抬頭，見面前站著一個收稅的人，頓時張口結舌道：“裝……裝的是……咸肉。”

“咸肉？有沒有稅單？！”

問者無意，聽者驚心。“有……我……”小青年驚愕，愣住了。

“拿出來看看。”小朱見小青年這副慌張神態，心想，八成又是個逃稅的人。

“好，我拿給你看。”小青年在身上從里到外摸了半天，最后面露愁容。

“同志，實在對不起，剛才出來匆忙，稅單放在家里忘了拿出來，我這就去拿。”說完，小青年轉身想走，小朱把手一揮，厲聲道：“慢走！”

“怎么？”小青年臉色煞白。

“還有一個人呢？”

“解溲去了，我在這兒等他呢。”

“你家住哪兒？”

“就在橋對面的弄堂里。”

“好，你要快去快回，沒有稅單要罰款的。”

“我懂，我懂。”小青年低頭哈腰，快步走開了。

小朱心想，一根扁擔兩人抬，即使小青年不回來，小便的人總要回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這筐咸肉足有百來斤，不怕他們不要貨。

可是，小朱怎么會想到，就在他篤篤定定守候在竹簍邊的時候，那個小青年在橋堍碰到了年齡稍大的抬筐人，他氣喘吁吁地說：“小黃，不好了，竹簍被收稅的人扣住了。”

“怎么會呢？”

“鬼才知道。”

“收稅的人有沒有打開竹簍檢查？”

‘沒有，光要看稅單。”

“你怎么說的？”

“我說的是咸肉。”

“嗯。”

“那怎么辦！”

“咱們快逃吧。”

“好。”兩人說完，登上三官堂橋，一下子便消失在集市貿易熙攘的人群中。

三官堂橋，跨于蘇州河之上，由于水道暢通，曹家渡口農船擁擠，農副產品不經稅卡，可從這里直接抬到街上去賣，所以偷稅漏稅的人特別多。稅務局為了不讓不法分子鉆空子，派了大量的稅務人員在這里收稅。

小朱站在竹簍旁，足足等了半個小時仍不見有人前來，他！覺得奇怪。聯想到剛才那個小青年慌慌張張的樣子，他自語道：“難道這簍威肉是偷來的？”想到這兒，他覺得有必要去向派出所報告。

小朱三步并作兩步地跑到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反映了情況，民警聽后，也覺得事情蹊蹺，于是，民警跟著小朱匆匆地朝竹簍方向走去。

兩人走近了，小朱見竹簍原封不動地停放在那兒，小朱手指竹簍，說：“就是這簍咸肉。”

民警是個細心的人，他并沒有急于掀開簍蓋，而是先朝竹簍上上下下仔細地打量一番，然后問道：“朱同志，你怎么知道這簍子里裝的是咸肉？”

“我是聽抬筐人說的”。小朱不解地回答。

“你有沒有打開來看過？”民警問。

“沒有動過。”小朱搖頭道。

“嗯，只要沒有動過就好。”民警一面點頭，一面輕輕地掀開簍蓋。

隨著民警的手慢慢地把簍蓋打開，騰地，凝神觀看的小朱猛然驚叫起來：“啊，里面裝的不是咸肉，是人！”

小朱驚恐地倒退一步。然而，民警卻沒有驚駭，仿佛思想上早有準備似的。

“不錯，是具尸體。”

“哎呀，我怎么就沒有想到。”小朱在一陣驚愕之后，表現出一種后悔不已的樣子。

“是啊，要是你早就想到了，那個抬簍人也就逃不掉了。”民警為了打破恐懼的場面，又斷然對小朱說：“這樣吧，我在這兒看著簍子，你趕快到派出所去報告。”

“好，我這就去。”小朱像逃避瘟種似地拔腿就跑。

小朱連做夢也不曾想到會碰上這種奇怪而又倒霉的事，他驚嚇得半晌沒轉過神來。

很快，20多歲的端木宏峪接受了任務，帶著法醫和偵查員馬不停蹄地趕到了現場。

現場位于蘇州河北面的光復西路1185號中紡二廠后大門8.5米處。竹簍仍然停放在原地，只不過多了些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

端木宏峪站在竹簍前，雙目銳利地掃視著竹簍。然后，他詢問了小朱和民警有關發現竹簍的經過。接著，又親手把壓在竹簍上的簍蓋打開。呈現在他面前的是裝在簍子里的一具屈踡著身子的男尸。死者臉色黝黑，瞪著一雙因劇烈的痛楚而變了形相的眼睛；死者頭發新剃，上身著黑色列寧裝。端木宏峪憑著眼睛的直觀，從死者的貌相和衣著判斷，被害者很可能是個外地人。

現場很簡單，沒有任何可取的痕跡，這使端木宏峪傷透了腦筋。

根據候處長的指示，由他們處和普陀區公安局聯合組成了一個專案組，由端木宏峪掛帥。

晚上，在普陀區公安局刑偵隊底樓的一間辦公室里，端木宏峪跟偵破組的同志圍坐在一起，首先對竹簍進行了細致的觀察和分析。

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竹簍，做工十分粗糙。在竹簍的一處表面上，用肉眼隱約可見散狀形的紅顏色。接著，又在竹簍里面的密縫里發現了幾片蝦皮和幾根染著紅顏色的竹葉。緊接著，又在竹簍的底部發現了兩根麥苗。隨著竹簍里這些遺留物的發現，大家的情緒顯得特別興奮。因為大家心里明白，在案件沒有偵破之前，任何線索對他們來說都是有價值的。

從竹簍里發現的蝦皮、竹葉及麥苗推斷，大家對竹簍的來源有了統一認識，一致認為，這只竹簍不是本地所產。

就在大家仔細地觀察，認真分析的時候，端木宏峪的腦海里卻反反復復地跳躍著這樣的一系列問題：這只曾裝過蝦皮的竹簍是外地什么地方的？兇殺現場到底是在市內還是在農村？是外地人殺外地人，還是本地人殺外地人？至于兩個扛竹簍的，可以推定是兇手，但在茫茫人海中去哪里找呢……

第二天上午，王法醫風塵仆仆地從驗尸所趕到普陀區公安局向端木宏峪匯報。

端木宏峪望著熬紅了雙眼的王法醫，一面請他坐，一面問：“尸體解剖結果怎么樣？”

“從死者的胃里來看，臨死前曾飲過酒。死者頭頸里的勒痕是被兇手用死者身上列寧裝的腰帶勒的。另外，從死者的褲腿里發現幾粒脫力草草籽，從死者的褲袋里還搜到一副撲克牌”。王法醫匯報道。

“死者有沒有外傷？”端木宏峪插嘴問道。

“沒有發現。”王法醫肯定道。

“脫粒草籽帶來了沒有。”端木宏峪又問。

“帶來了。”王法醫點頭道：“還帶來了死者的上裝和撲克牌。”

王法醫說著，打開一只布包，然后取出用紙包著的幾粒脫力草籽遞給端木宏峪。端木宏峪用手指捻起一粒，說：“這種脫力草籽只有農村田里才有的！”

“嗯。”王法醫點頭道：“兇殺現場很可能在農村田里，因為還有二根新鮮麥苗。”

“難道說，兇手用酒把被害人灌醉，再用帶子把他勒死，裝進竹簍，然后想銷尸匿跡？”

“我看這種可能性很大。”王法醫贊同道。

端木宏峪在辦公室里踱著步，心里一步步地推想著：從偵查心理學的角度看，移尸案都是由人多的地方向偏僻的地方移，哪有農村向市區移的道理？而且朱惠庭親自看到竹簍是由南向北抬來的。那么脫力草草籽和麥苗的來源怎么解釋呢？他逐步意識到，殺人現場很可能在市區某個荒地上。

端木宏峪跟王法醫一面探討著，一面推理著。

就在這天上午，偵查員老馮和小邱兩人，根據端木宏峪布置的任務，帶著竹簍，先是跑了幾家篾竹店。據有經驗的老師傅告訴他們，這種竹簍一般是裝蝦皮和竹筍用的。它的產地在溫州一帶。接著，兩人又急如星火地趕到十六鋪上海水產批發部。他們把竹簍讓批發部的幾個店員辨認，其中一個店員一眼便認出了這只竹簍，說：“這簍子里裝的是蝦皮，我們批發站前幾天剛從浙江溫州運來16簍。”

“站里還有沒有貨？”老馮問。

“沒有了，都批發到下面店里去了。”店員回答。

“師傅，請你查一下，都批發到哪些店里去了。”小邱接著問。

“好。”那店員一面說，一面拉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了一疊發票，說：“曹家渡茂豐南貨店要了10簍，咸瓜街咸貨行要了6簍。發票都在這里。”店員說著，把發票遞給了小邱。

小邱翻著發票，一一記下了地址和數量，接著又問：“師傅，還想打聽一下，這竹簍上面的紅顏色是什么東西？”

那店員看了一眼,脫口說道：“這是發貨人在竹簍上用紅顏色寫下的貨物到達地點的標記，有時候簍子遇到海水，寫的字沖掉了，竹簍上就染上了紅顏色。”說完，那店員隨手拿起了放在墻角一只矮腳竹簍說，“你看，這只簍子上也有。”

小邱接過竹簍，仔細地看了一眼，然后，又遞給了老馮。

摸清了竹簍的產地和尋到了竹簍的貨主，兩人離開水產批發部，直奔茂豐南貨店。

來到了茂豐南貨店，店老板熱情地接待了他倆，并且指著堆放在墻角的10簍蝦皮說：“這貨進店沒幾天，如果你們要的話，我可以便宜點。”

老馮和小邱聽了老板的話，真是哭笑不得。兩人見10簍貨原封不動地堆放在墻角，二話沒說，扭頭便走。

兩人再尋到咸貨行。店老板見他倆拿著竹簍進店，以為他們還要買蝦皮，雙手一攤說：“你們來晚了，蝦皮都賣完了。”

老馮向店老板說明了來意，店老板恍然大悟。當老馮問他是誰買了6簍蝦皮時，店老板連忙解釋說：“這6簍蝦皮，3簍是連簍帶蝦皮賣的，還有3簍是賣完蝦皮，空簍被人買走的。”

老馮和小邱聽了老板的話，心里頓時涼了半截。

“請你回憶一下，這6只簍子的買主是誰？”心急火燎的小邱問老板。

店老板在店堂里來回走動著，想了半天，只有名有姓地說出了5只簍子的買主，還有一只，他怎么也回憶不起來。

老馮和小邱離開了咸貨行，看天色沒暗，就又按照店老板提供竹簍買主的地址，挨家挨戶地尋到了5只簍子的買主，并親眼看到了5只空簍子。

整整奔波了一天，老馮和小邱感到精疲力盡。老馮望著手里的第6只簍子，對小邱苦笑道：“沒想到,查來查去，這無主的第6只簍子就在我們手里。”

案子發生了，調查工作是大量、細致而艱苦的。端木宏峪根據警力，把偵察員分成5個偵破小組，他們憑著一腔熱情，即便是踏破鐵鞋也要從調查中發現線票。然而，調查工作進展并非一帆風順。

第一偵破小組的偵察員根據稅務員小朱提供抬筐人的身高、貌相、口音等特征，到三官堂橋附近的里弄和集貿市場調查，結果，沒有一個人敢肯定自己認識抬筐人。查了近半個月，偵查員接觸了對象近百人，最終，仍然沒有查到抬筐人和被害人的下落。

第二偵破小組的偵查員帶著死者穿的列寧裝，走訪了幾十家裁縫店，無論是中幫或洪幫裁縫師傅，他們都說這件列寧裝是最蹩腳的裁縫師傅做的，上海裁縫師傅不可能會做出這種衣裳。中幫師傅還說如果經他們手做的衣裳，針腳過了十幾年都認得出。

第三偵破小組的偵查員拿著死者新剃頭的照片，跑遍了上海所有的理發店，請理發師傅辨認死者新剃頭發型的特征。有經驗的理發師傅一眼便看出，剃這種頭型的人是上海攤上最蹩腳的剃頭師傅剃的，凡是上海店里的剃頭師傅都不剃這種頭型，一般都是擺攤頭的人剃的。偵查員又去請教擺攤頭師傅，據他們講，這種發型一般碰到鄉下人才剃，碰到上海人來剃頭，他們都不剃這種頭型。死者照片請他們辨認，他們都一口否定自己曾為照片上的人剃過頭，調查毫無結果。

現在剩下的線索只有那副從死者身上查到的52張舊的撲克牌了。

端木宏峪仔細端詳起這副舊撲克牌，和偵查員們開始分析起來：這副舊撲克牌死者究竟是派什么用場的？是隨身帶在身上白相呢，還是另有用途？這52張舊撲克牌上有三個明顯的特征，一是有三分之二的牌上畫著亂七八糟的紅、藍圓珠筆痕；二是有4張牌上寫著阿拉伯數字；三是有2張牌上各留有兩個小孔。

大家面對這副既熟悉又陌生的撲克牌束手無策，坐在一旁沉默不語的端木宏峪更是感到這起案件的棘手。

案子擱淺了，所有可調查的線索都沒有突破性的進展，端木宏峪感到自己和偵查員們一時都陷入了艱難境地。

很快，大年三十了，整個上海城都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

就在人民群眾歡樂之際，專案組的同志們卻在度過一個難熬的除夕之夜，大家圍繞案子進行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只要死者和兇手在上海露過面，就一定會有人認識他們。

端木宏峪卻對死者遺留的撲克牌甚感興趣，他推斷既然牌在死者身上，知道這副牌的人絕非死者一人。至于牌上留下了奇怪的數字，正說明這副牌非同尋常，牌上的特征，很可能是我們破案的重要線索。

新春佳節，對偵查員來說，并無心思去探親訪友，要知道，這是接觸群眾的最好時機啊！但是，幾天的調查仍無結果，端木宏峪和偵查員個個都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他們有勁沒處使，有力沒處用，案子一時破不了，大家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一天下午，偵查員小顧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樣，兜里裝著那副又臟又舊的撲克牌外出調查，他心里想，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我就不放過一個詢問的機會。

那天，他來到曹家渡附近的一家中藥店門口，把牌拿給一個小青年看，那小青年接過牌一看，脫口就說：“這副牌是變戲法的人玩的。”

小顧聽后喜出望外，連忙問：“你怎么知道？”

那小青年指著其中一張黑桃皮蛋，說：“你看牌上寫著1、4、7、10、老K、2、5、8、茄鉤，3、6、9、皮蛋……，這種戲法叫“聽電話”，數字是循環的，只要你任意抽出一張牌，變戲法的人根據循環數字就能馬上說出來。”

原來那小青年業余時間喜歡耍牌變戲法。小顧馬上請那小青年變了幾副，果然如此。隨即，小顧又拿出照片讓那小青年辨認，那小青年卻搖了搖頭。

那小青年雖然不認識照片上的死者，卻道出了牌上的“秘密”。這偶然的收獲使小顧十分高興，他馬上返回專案組向端木宏峪匯報。

端木宏峪聽了小顧的匯報，仿佛眼前火光一閃，覺得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線索，決定要緊抓不放，一查到底。于是，端木宏峪跟小顧一起來到了上海街頭藝人協會，請內行們辨認。內行們看了這副撲克牌，一致認定這副牌是變戲法的人用的，而且指著牌上面劃著的紅蘭顏色，進而斷定說，這副牌是街頭賣圓珠筆的人變戲法用的，他們身背小包，走南闖北，見到人多的地方，就擺下攤頭，人圍成圈后，先變幾套戲法以吸引住群眾，然后拿出圓珠筆叫賣，在隨意拿出圓珠筆出售時還在撲克牌上習慣地劃上幾劃，以證實筆的質量。

端木宏峪聽后，覺得說得很有道理。但當他拿出死者照片請內行們辨認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搖了搖頭。

既然這副撲克牌是賣圓珠筆人變戲法用的，端木宏峪就請上海街頭藝人協會以他們的名義召集變戲法賣圓珠筆的藝人開會。會上，端木宏峪并沒有介紹案情，而是把死者照片分發給他們，請他們帶著死者照片到各地叫賣圓珠筆時請人辨認。

端木宏峪的這一決策，給瀕臨困境的偵破工作帶來了根本的轉機。

十天以后，普陀區公安分局門口來了兩個中年人，他們說有急事要見端木宏峪。

端木宏峪來到分局門口，他一眼就望見其中一個人就是十天前參加藝人協會開會的人，端木宏峪連忙把他倆迎到辦公室，沒等坐定便問：“同志，找我有什么事？”

那人說：“我叫翁勝義，這位是我的同行，也是賣圓珠筆的，那天我們開會，他正好到浙江去，我在外地碰到他，給他看了照片，他說認識照片上的人。”

端木宏峪一聽此話，眼前頓覺一亮，忙問站在他旁邊的人：“同志，貴姓？”

“我叫陳炳文。”

“你認識照片上的人？”

“嗯。”陳炳文點頭說：“這照片上的人是我老鄉，叫陳吉欽，住在浙江余姚渚巨村。”說到這兒，陳炳文神情緊張地問：“陳吉欽他現在怎么了？”

“陳吉欽被人害了。”端木宏峪直截了當地說：“你既然認識陳吉欽，我們想請你配合我們抓到兇手。”

“他人挺老實的，怎么會被人殺了？”陳炳文驚疑地問。

“是啊，究竟怎么被害現在情況不明。”端木宏峪說。“我們想請你辨認一下尸體。”

“好的。”陳炳文半信半疑地答道。端木宏峪把陳炳文帶到驗尸所，陳炳文見到死者，便一口認定：“就是他。”接著，端木宏峪把死者的衣物給陳炳文看，陳炳文指著死者穿的襪子說：“這雙襪子還是我借給陳吉欽的。”

案情路轉峰迥，死者終于有了下落。

端木宏峪帶著幾名偵查員，跟著陳炳文，日夜兼程地趕到浙江余姚渚巨鄉死者家里。經詢問陳吉欽母親，她說陳吉欽春節前跟著一個人到上海去了，連過年也沒有回家，家里正急等著他回來。

進一步調查，陳吉欽是跟著個叫黃順潮的人到上海去的。

黃順潮是否就是兇手呢？

端木宏峪帶著偵查員，先在浙江余姚青港鄉查到了黃順潮。跟蹤找人，黃順潮卻由于偷竊被當地公安機關關押。端木宏峪又與當地公安機關取得聯系，突擊審訊黃順潮，并且出其不意地拿出了死者遺物。

這下黃順潮慌了手腳，以為殺死陳吉欽的情況已被公安機關掌握，于是，黃順潮把罪責推向他的同伙黃忠水。

端木宏峪又連夜逮捕了黃忠水。

端木宏峪跟偵查員們把黃順潮和黃忠水兩犯押解到上海繼續審訊。在確鑿的證據面前，黃順潮和黃忠水不得不交代了他們合謀殺害陳吉欽的經過。

1954年農歷5月間，鄉縫紉店接進行聯營，影響了案犯黃忠水開設的縫紉店的營業，黃忠水嫉意在心，唆使表弟黃順潮深夜帶了作案工具潛入合興縫紉聯營所，竊得快樂牌縫紉機頭四只，三只藏于二姐家中，一只帶到上海銷售，由于沒有證件，故未售出。

案犯黃順潮，無家無業，解放前后一貫進行偷竊。1953年繳農業稅時，黃順潮在稻谷中摻入大塊石頭，企圖陷害農會，后怕拆穿，因此于1953年農歷10月25日帶了做圓珠筆生意的陳吉欽潛逃來滬居住于黃忠水在上海租借的臨時房中。

因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生活難以維持下去，黃順潮就將偷來的縫紉機叫陳吉欽賣給了在上海的同鄉人，得款后兩人化用。黃忠水得知這一情況后，怕陳吉欽告發，于是他跟黃順潮商量謀害陳吉欽，企圖滅口。

一天，黃順潮假惺惺地將陳吉欽帶到了永興路44號黃忠水住處請客吃飯，飯后，三人到大世界游樂場去看京戲，散場后，三人又來到云南南路萬全昌酒店，黃忠水和黃順潮用白酒將陳吉欽灌醉。接著，把醉意朦朧的陳吉欽架到偏僻地方準備用刀把陳吉欽戳死(黃忠水事先備了刀)，因黃順潮不敢下手，黃忠水無奈，兩人架著陳吉欽，把他弄到一家通商旅館，準備在旅館里把陳吉欽弄死。旅館服務員見陳吉欽酒醉不省人事，拒絕他們住進旅館。

黃忠水見一計未成又來一計，喊了輛三輪車，三輪車駛到中山南一路魯班路口，三人下了車，黃忠水和黃順潮架著陳吉欽朝中山南一路的荒地走去，在荒地里，黃忠水推倒了陳吉欽，黃順潮仍不敢用刀下手，黃忠水見陳吉欽上身穿的列寧裝上有根腰帶，于是把帶子抽出來打了個活結，套進陳吉欽頭頸里，要黃順潮拉住帶子一頭，兩人一個朝東，一個朝西，活活將陳吉欽勒死。

這時正值凌晨二時，兩人搜走了陳吉欽身上值錢的東西，褲袋內的舊撲克牌卻未搜走。之后，兩人將尸體扛到不遠處的籬笆下隱藏起來，黃忠水叫黃順潮到附近一個朋友家里借來了一只裝毛竹絲用的篾簍(這只篾簍就是從咸貨行買來的)，又把尸體裝進篾簍，黃忠水撿來一只破缸罩在簍口，兩人又把尸體隱蔽在籬笆下，接著便回住處睡覺。

凌晨5時許，黃忠水和黃順潮拿了扛棒從家里出來，兩人抬著尸體，途經制造局路新新茶園，朝黃浦江邊走去，準備將尸體拋入江中，因路上來往行人甚多，怕被發現，黃忠水提出將尸體抬到他以前做臨時工的郊區鄉下去。于是，兩人抬到復興東路西藏路口又喊了輛三輪車乘到曹家渡五角場大昌鍋瓷店前停下，他們將尸體從車上搬下，兩人抬著，由梵皇渡路向西過三官堂橋沿蘇州河再向西到中紡二廠側門停下，由黃忠水前去察看路線，黃順潮停在馬路邊等候，誰知拋尸不成，卻被稅務員小朱碰到，于是，天機泄露。

至此，三官堂橋“咸肉”案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