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紙邊緣的焦痕還帶著戰時的灼燙，1945年秋冬的霧靄從泛黃的膠片里漫出來，將重慶染成一幅永不褪色的水墨殘卷。這些被歲月磨出毛邊的老照片，是山城在勝利與陣痛間的呼吸切片。

1945年10月，重慶，美軍隨軍記者帕爾默·霍伊特三世與美國駐重慶新聞處文員芭芭拉·斯蒂芬斯在游覽山城時，專程前往川劇院體驗傳統文化。

在觀看川劇演出后，兩人被邀請至后臺。一位川劇女演員向他們展示了川劇標志性的馬鞭技法。演員首先演示了“趟馬”程式——通過手腕翻轉、馬鞭抖動模擬馬匹奔跑的姿態，強調“鞭隨心動，步隨身轉”的要領。芭芭拉手持紅色穗子的馬鞭（長約90厘米，竹制藤桿）嘗試揮鞭，女演員從旁糾正其動作。

抗戰時期重慶實行"戰時疏建"政策，允許商戶在街巷搭建臨時棚屋。1943年《重慶市飲食業管理規則》規定："街頭飲食攤需距自來水井30米以上，爐灶需用磚石砌筑。" 照片中的路邊廚房多為竹木搭建的"席棚灶"，前檐掛布簾遮擋風雨，灶臺用耐火磚壘砌，上方設鐵皮煙囪（避免引發火災）。據1945年《陪都工商年鑒》統計，重慶主城區有各類路邊飲食攤1.2萬余家，占餐飲業總數的67%。

餐館懸掛的腌肉數量直接反映經營狀況：小攤販掛3-5條，中型餐館掛10-20條。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部分餐館摘下腌肉，改掛新鮮豬肉，象征"苦日子到頭"，但因物價飛漲，此舉僅維持半月即恢復舊態。。正如當時《新民報》的評論所言："在陪都的煙火里，一塊咸肉、一勺辣油，就是中國人永不低頭的韌性。"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將上海大鑫油漆廠、天津永固油漆廠等內遷重慶，形成西南油漆工業集群。至1945年，重慶油漆產量占國統區70%，主要供應軍事裝備涂裝（如飛機偽裝漆）、船舶防腐等。戰后軍事訂單銳減，部分工廠轉向民用，催生了"油漆一條街"。

油漆店多為"前店后倉"結構：臨街鋪面寬約3米，木質柜臺擺放玻璃樣品罐（內盛紅、黃、藍三原色漆），柜臺后貨架陳列大小鐵桶包裝的油漆（5加侖裝占主流）。店主需兼具調色技術，如為顧客調制"勝利黃"（比標準黃漆多加10%鉻黃顏料），每斤售價法幣800元（約合戰前銀元0.8元）。后倉堆放桐油、松香等原料，墻角置陶缸發酵漆料，空氣中彌漫著松節油的刺鼻氣味。

1945年11月，國民政府宣布將接收的日偽油漆工廠發還原主，導致本地私營廠面臨競爭。國光漆店老板王興順在《新蜀報》撰文呼吁："請支持國貨，莫讓東洋漆重占市場"。同時，部分店鋪嘗試跨界經營，如協和漆店兼售美軍剩余防水漆（原用于吉普車身），改稱"房屋防漏寶"，成為早期"洋貨土賣"的典型。

1945年11月的重慶街頭，苦力肩扛的木箱印有"U.S. ARMY"字樣及骷髏警示標志，推測裝載的是美軍剩余彈藥或通訊器材（1945年10月《中美租借法案》終止后，大量裝備需緊急撤離）。搬運目的地可能是珊瑚壩機場或儲奇門碼頭。

當年在新民報社工作的老報人回憶："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苦力從七星崗往江邊搬運美軍物資，他們的號子聲比報童的叫賣聲還早。有次一輛裝滿罐頭的卡車溜坡，多虧苦力們用打杵抵住車輪，才沒沖進臨江路的茶館。"

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重慶難民營里，120余萬外省難民等待返鄉。這些由木板搭建、鋪稻草的上下鋪，擠滿了一家老小，這些上下鋪多由粗糙的木板搭建而成，支撐的床腿搖搖晃晃，鋪板上的縫隙寬窄不一，時不時還會夾住衣物或是劃傷皮膚。床墊不過是薄薄一層稻草，在長時間的使用后，變得稀稀拉拉，難民營里的人們常常需要不時整理，才能勉強維持些許舒適。

自抗戰爆發逃難至此后，他們棲身寺廟、棚屋等安置點，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5平方米，每日靠克扣后的賑濟糧（成人約750克糙米）摻野菜充饑，部分人靠每日50法幣的工賑勉強維生。

國民政府雖頒布《復員計劃大綱》，但長江航運被軍政物資擠占，黑市“黃魚票”炒至20萬法幣（公務員全年俸祿），返鄉還需三證齊全。難民變賣物品時遭商人壓價（如戰前200銀元金表僅值40銀元購買力），返鄉之路艱難重重。

1945年冬，重慶上清寺寓所，國民政府職員夫婦收拾行李準備隨政府遷回南京。丈夫往公文包里塞進金條和美元 —— 這是同僚教的 “保值” 辦法。妻子摸著衣服內袋的金戒指，那是用陪嫁翡翠換的。

據《國民政府還都檔案》記載，1945年11月首批還都公務員僅千余人，多數基層職員因湊不齊路費滯留。交通部雖規定"眷屬優先"，但黑市船票價格達普通職員年薪的2-3倍，形成"有權者先飛，有錢者后走，無權無錢者困守"的階層分化。

張恨水在《巴山夜雨》中描寫的“還都官員”形象與張家高度吻合：“他們把重慶的霧都裝進樟木箱，把陪都的勛章擦得锃亮，卻在踏上南京碼頭時，把‘同甘共苦’的方言丟進了長江。”

抗戰期間重慶人口從1936年的33萬激增至1945年的125萬，住房極度緊張。政府在1939年前突擊建造了195萬平方米簡易工棚，近三分之一市民居住其中。這類工棚多為竹木骨架、茅草屋頂，墻體用竹篾抹灰，與川西農村的土墻草頂房屋有相似性。

照片是一戶擁有兩個孩子并雇傭兩名女傭的家庭。這戶人家可能是暫居重慶的外省籍人員，其草房或為臨時住所，經濟條件應屬中上階層。兩名女傭多為來自川東農村的年輕女性。1945年重慶約有10萬婦女從事家政服務，她們每日工作12小時以上，負責做飯、洗衣、照顧孩子等。

1945年重慶普通工人月薪約2000-3000法幣，而女傭月工資約500-800法幣。一個雙職工家庭若月收入達1.5萬法幣（約合戰前30銀元），扣除房租（草房月租約2000法幣）、食品（占家庭支出60%以上）等，尚可負擔傭工費用。這類家庭多為公務員、教師、企業職員或小商人，其生活水平在通脹中雖受沖擊，但仍能維持基本體面。

草房通常以原木為框架，竹篾編成雙層墻體，中間填充稻草纖維與黃泥，屋頂鋪曬干的稻草。這類房屋雖冬暖夏涼，但防火性能差，1940年重慶曾因草房密集引發大火，燒毀房屋1.7萬棟。室內地面多為夯土或木地板，采光依賴木格窗，廚房與廁所多為外置簡易棚屋。

1945年11月的重慶，裹挾著戰時的硝煙與新生的期待，成為千萬外省人歸鄉之路的起點。那些曾在轟炸中顛沛的“下江人”，正帶著破碎卻堅韌的行囊，在黃包車的顛簸中駛向久別的故鄉。

國民政府于1945年9月頒布《復員計劃大綱》，規定公務員、教師、學生及抗戰家屬優先返鄉。行政院下設“復員委員會”，宣稱將調配200艘輪船、500輛汽車用于運輸，但實際執行中，輪船70%運力被軍隊和官僚資產占據。據《大公報》11月12日報道，朝天門碼頭每日滯留難民超2萬人，而民生公司當日僅開行3艘客輪，每船超載達300%。

1945年11月，上海作為遠東難民核心集散地，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在此設立兒童臨時休息地，收容戰爭孤兒與流浪兒2178名，多數來自江浙皖戰區，普遍患有營養不良、疥瘡等疾病，日均定量配給常因貪污縮水。

難民營多由戰前公共設施改造，床位極度擁擠，兒童實行編號管理，身份認同模糊，普遍存在空襲警報后遺癥與創傷應激反應，12%陷入木僵狀態。戰后他們命運迥異：約300人被歐美收養，500人進入本土慈善機構，200名日僑遺孤遭遣返受歧視，留滬者部分淪為少年犯，1946年上海青少年犯罪率較戰前升270%。

1944年6月至8月的衡陽保衛戰是抗戰后期最慘烈的戰役之一。中國守軍第十軍1.7萬人面對日軍10萬兵力，堅守孤城47天，最終彈盡糧絕投降。此役導致衡陽城90%以上建筑被毀，全城化為焦土，農田荒蕪，基礎設施癱瘓。

戰爭結束后一年，衡陽仍未恢復。城區遍布殘垣斷壁，鄉村農田因戰火和大旱幾近絕收，幸存者衣衫襤褸、赤腳行走，兒童失去家庭庇護淪為孤兒。照片中這名14歲孤兒的全部財產僅為一副碗筷和單薄衣物，赤腳站立，衡陽保衛戰期間，城內糧食儲備被日軍轟炸焚毀，戰后旱災加劇饑荒，孤兒群體只能依賴救濟或乞討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