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賽

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今年的主題是“快速變化社會中的博物館未來”。據說如今在大部分博物館，人們在一件作品面前停留的時間只有10～15秒鐘，其中包括拍照和閱讀解說的時間。但當我在一幅畫前面站了很久，當我學會用一雙畫家的目光去凝視它時，這個世界——這個本來如此乏味而了無樂趣的世界——就會在你的眼前重新組合，濃墨重彩，意味深長。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一個中年男士突然問我。

在大都會博物館現當代館，一個題為“抽象主義史詩”的特展開幕式上，我正坐在一幅巨型的抽象畫前面發呆。

那是美國畫家喬安·米切爾的一組油畫，題為《玫瑰人生》。

其實，我并沒有在看這幅畫。這個展廳里絕大部分的畫都給我一種深刻的挫敗感和困惑，讓我對自己的認知能力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2017年，我在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轉了一圈出來，也是這種懵圈的感覺，只不過那一次，我十分確信是那些藝術家瘋了，而不是我的智力有問題。但現在，我卻不敢如此肯定了。

我向那位中年男士如實地吐露了我的困惑。我告訴他，我來到這里，是為了了解一個普通人如何接近藝術，但現在我在這個時代最前沿的藝術展面前一籌莫展。如果說，觀看藝術是觀看世界的延伸，而這些畫作、雕塑和裝置作品是現當代藝術家在表達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和理解，作為同時代的人，我的感受和理解無能是否只能說明我對這個時代的無知無能？

中年男士被我的自怨自憐逗樂了。他說他是大都會的志愿解說員，也是一個畫家，主要畫一些風景畫。明天，他要給大都會一群有錢的贊助人介紹這個畫展，所以先來探探情形，結果運氣這么好，撿到了一個被藝術打擊得失魂落魄的中國記者。

我誠懇地向他請教怎么看一幅畫。

從現當代館的二層穿過去，就是19、20世紀歐洲繪畫館，里面有一屋一屋的凡·高、高更、莫奈、畢加索……

他帶我來到一幅凡·高的畫前——《夾竹桃》。

“告訴我，你看到了什么？”

“花、花盆、桌子、書。”

“你剛剛向我描述了一幅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最無聊的畫面。”他笑著說，“你覺得這幅畫無聊嗎？”

我再次凝神端詳那幅畫。這當然不是一幅無聊的畫。它的畫面絕不平靜枯燥，有一種強韌的生命力在涌動，但我仍然表達不出來，它到底有什么特別的？

“你注意到顏色了嗎？”他提醒我，“注意到桌子的邊緣那一圈橘紅色的邊框了嗎？你覺得凡·高為什么要加上這樣一層顏色？”

“書桌什么顏色？書什么顏色？墻面什么顏色？夾竹桃什么顏色？你想過作者為什么要選這些顏色嗎？”

“你注意到畫面被裁切過了嗎？你覺得為什么要裁切？”

“你再看看這個畫面，告訴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夾竹桃的花朵正在重重地壓下來，葉子卻似乎在向上飄揚。桌子有一點向右傾斜，花瓶看著也很容易就會摔下來。擱在桌腳的那兩本書顯然也不穩當。你幾乎能想象，下一秒鐘，畫面上的一切都可能會摔下來。

在此之前，我無數次從這幅畫之前走過，從未發現這幅畫處處透著不均衡。為什么凡·高要表達這樣一種不均衡的感覺呢？

這是一種奇特的感覺：當你學習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當你盯著一幅畫足夠久，足夠耐心，一個個之前沒有注意到的細節會逐漸在你眼前打開，然后你突然發現，原來這個東西是有結構的，這里的每一筆、每一畫、每一處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考量和反復的推敲，原來它一直在跟你說話。

如何逛一個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博物館？

2017年，在大英博物館，我晚上捧讀《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白天按圖索驥地逛博物館。對于博物館里那些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位前館長淵博新奇的闡釋——物提供問題，而文本提供背景；科學提供解釋，想象則提供某種詩意的連接空間。就像往水中投下一塊石頭，在考古學、人類學、材料學、生物學等各種現代學科的幫助下，隱藏在這些物件背后廣闊復雜的歷史經緯，如權力、戰爭、宗教一一呈現出來。

這種逛博物館的方式與大英博物館作為百科全書類博物館的使命是一致的。

但是，怎么逛一個百科全書式的藝術博物館呢？按照前館長菲利普·德·蒙特貝羅（Philippe de Montebello）的說法，這里收藏了“人類有史以來每一個時期每一個地方每一種媒介每一種范疇的所有藝術”。

畢加索曾經說過：“對我來說，藝術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一件藝術品如果不是永遠存在于當下，那它根本就不應該被稱為藝術。古希臘的藝術、古埃及的藝術，過去所有偉大的畫家的作品，都不是過去的藝術，也許它們在今天比過去更有生命力。”

既然藝術應該是當下的、感性的、精神性的，它是否就與知識無關，而更重于感受力？作為參觀者，我們是否可以向這些古老的文物追求一種更純粹的審美愉悅，汲取一種更直接的異質經驗呢？還是說，這是一種對歷史和文化的不尊重？

《圖像的生與死》一書中，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寫道：“圖像，始于雕塑，而后描繪而成，究其淵源和功能，是一種媒介，處于生者和死者、人和神之間，一個社群和一片宇宙之間，在可見者和駕馭它們的不可見力量的兩個群體之間。因此，圖像本身并非終極目的，而是一種占卜、防衛、迷惑、治療、啟蒙的手段。”

所以，在他看來，博物館與陵墓并無區別。“從前的文明無博物館可言，陵墓就是博物館。今天的文明再也不諳建造陵墓之道，但我們的博物館難道不就像陵墓一樣嗎？擁有恢宏的建筑、尊貴的地位、受到嚴格的保護，按規例獨處于公共空間。”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物雖然失去了它們的時代，離開了它們最初的語境，以及絕大部分與之相關的故事與關系，但它們仍然栩栩如生地保存了數千年來這個世界上每一種人類曾經活過的經驗、姿態與情感，就像一塊巨大的琥珀中凝固的無數只昆蟲。

幾千年的時光像靈魂一樣附著在這些古老靜默的物件之上。大理石雕的碎片、陶瓷的裂痕、磨損的畫框、褪色的畫布、青銅的銹跡斑斑……時光所有的痕跡都還在，有時候破碎和磨損甚至成了美的一部分。比如埃及館的那個只剩了小半截的女王頭像，黃色碧玉雕成，嘴唇以上的部分幾乎全部被毀，只留下一張極美的臉型與豐滿的嘴唇，以及頸部細細的皺紋，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幾乎是一場完美無缺的損毀。

再比如在羅馬館里那尊愛神愛洛斯的青銅雕像，刻畫的是小愛神入睡時的模樣。那一瞬間意識的徹底繳械：他的翅膀無力地收攏，像一只稚弱的小鳥；胖胖的小手臂垂下來，明明是青銅，卻帶著最奇特的脆弱與柔美。瞬間讓我想起我5歲的孩子，每晚睡前各種耍賴糾纏之后，終于抵抗不住睡意，沉沉睡去時也是這樣的神情。我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想要觸摸他的沖動。

無論這個青銅雕像曾經屬于誰，大概是非常珍愛的。誰不希望歲月靜好，珍愛之物永恒不變？但事實上，一切都會崩塌。這是一尊保存相當完好的青銅雕塑，但你仍然可以看到愛洛斯手臂上的裂痕，手掌上的銅綠斑痕，五根手指中有兩根已經斷開，露出銅質的破損面……

大都會的古希臘彩陶館也是一個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比起大英博物館，這里的彩陶顯然享受著更高級別的待遇。它們占據著四五個連續的展廳，展廳里光線充足，空間開闊，最顯要的位置擺放著藝術史上最為重要、修復得也最為精致的彩陶，但最吸引我的，卻是一個柜子里的彩陶碎片。

那些大大小小、無法被拼回去的彩陶碎片，被一片一片地排列在一起，每一個碎片上的線條和圖形仍然清晰可見，描繪的卻是一個個支離破碎的故事：一雙緊緊握在一起的手（手的主人卻已無從得見）、一雙穿著靴子的男人的腳、斯芬克斯的半個翅膀與尾巴、兩個女人抱著一只黑貓、一只貓頭鷹一臉驚愕的神情回望后背一只握著捕網的手、一個戰士手持盾牌跟什么人揮手道別、一個男人對著一個水壺撒尿……

當這些彩陶碎片以這樣的方式被排列起來的時候，無論你的想象力多么活躍，你仍然覺得眼前是一幅永遠無法破譯的拼圖。

在這些碎片面前，你能強烈地感受到人與時間兩種力量的撕扯——一個創作，一個毀滅。幾千年前，一些與你一樣的血肉之軀，在彩陶上記錄了他對一個世界的觀察、感知和信念。如今，你們在同一個時空之內相遇，又各在不同的時空之外。凝視它們的時候，你驚恐又欣慰地意識到，沒有什么是永恒的，這個世界并不屬于我們。

關于藝術的目的，英國哲學家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有一個非常動人的說法：“藝術表達人的普遍傷痛——在有限的生命中無法獲得完整價值的傷痛。”

為什么我們對畫心生畏懼？

據說在大部分博物館，人們在一件作品面前停留的時間只有10～15秒鐘，其中包括拍照和閱讀解說的時間。為什么要拍照呢？有人說，觀看從來不是純粹的，總是伴隨著占有的欲望。這些畫只能看，不能摸，不可能擁有，甚至連欣賞和理解都做不到的時候，只好拍一張照片存入手機，算是一種象征性的占有？

其實，這里的很多畫都是平常在復制品中看過無數次的。即使現在，我也隨時可以從大都會的網站上調出這些畫，并且以最高清晰度來欣賞它們。為什么一定飛越大半個地球跑到大都會來看這些畫呢？除了本雅明所說的原作的“靈光”之外，我們到底在向它們尋求什么？

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完全脫離藝術的語境來看這些名畫，比如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認為，我們應該把藝術品作為一種心理治療的工具，藝術家應該從事的是一項教育使命，幫助人們尋找自我理解、同情、慰藉、希望、自我認同和成就感。比如一個朝鮮時代的月亮壺能提醒我們謙遜的美德，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海岸上的巖礁》呈現的是高貴的悲傷，而理查德·朗的畫中則有關于愛情最重要的啟示。

大都會教育部主管桑德拉·杜蒙特（Sandra Jackson Dumont）女士則認為，藝術真正的力量根本不在審美，而在于啟發思考，在于開啟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她說：“有人說，去博物館是為了看美麗的東西，但博物館里90%的東西不是關于美，而是關于痛苦，關于掙扎，關于恐懼。記錄這些經驗的藝術家，他們所看到的世界，他們在想象中所見到的東西，并不總是美麗的。他們記錄戰爭，記錄那個時代的問題，也記錄下人性的偉大與丑陋。”

大都會橫跨5000年的百科全書式的藝術藏品，可以開啟無數的對話，包括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一些議題，比如宗教、戰爭、資本主義、女性主義、性別流動性等等。最近幾年，美國校園槍擊案頻發，有一天，杜蒙特帶著10歲的女兒穿過大都會的兵器館時，女兒指著那些盔甲突然脫口而出：“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啊。”現在她每次跟人們談到兵器館的藏品，當然可以談論工藝，可以談論亨利八世，可以談戰爭，可以談歷史，但她更愿意談校園槍擊案。博物館可能是談論這類敏感問題最安全的場所。

還有人認為，博物館里的藝術品大可以單純地作為訓練眼睛的工具。比如一個叫艾米·赫曼的美國女律師兼藝術史專家就經常在大都會帶人看畫，教他們怎么通過看名畫來訓練福爾摩斯式的觀察力和洞察力。她最早是帶著醫生去看畫，通過分析藝術作品提高他們診斷病情的能力，后來又帶紐約的警察們去看畫，提高他們觀察和分析犯罪現場的能力。這門課程后來聲名遠播，她的客戶也越來越多，包括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美國陸軍和海軍、美聯儲、司法部等等。后來，她根據這些培訓內容寫了一本書，就叫《洞察力：增強你的視覺、改變人生》（Visual Intelligence）。

其實，她的訓練法總結起來很簡單，就是用誰（Who）、什么（What）、哪里（Where）、何時（When）四要素來分析眼前的畫面，盡量用客觀而不是主觀的形容詞，盡量從不同的維度去觀察，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比如顏色、形狀、陰影、桌上物品的數量、女人衣服的質地等等。而且，她的方法要求快速反應，5分鐘之內就要給出基本的判斷，因為犯罪現場不是藝術史課程，可以慢悠悠看一幅畫看上3個小時。比如她拿大都會收藏的美國畫家約翰·辛格頓·科普利的一幅著名的肖像畫《約翰·溫斯羅普夫人》為案例，畫面上是一個貴婦人坐在桌前吃水果，所有人都看到她華麗的衣服和帽子，但80%的人都沒有注意到她的那張桃花心木桌以及木桌上的投影。

我試著用她的方法去看畫，果然有了一些新的收獲。至少，我從那些主義、畫派和歷史的干擾中退出，開始獨自面對一幅幅具體的畫面。這些畫之所以掛在墻上，并不是為了讓我們膜拜，也不是讓我們猜測畫家的愛情生活，或者哪個有錢人把它捐給了博物館，而是讓我們自己進入畫面，好奇、觀察、提問、思考、感受、困惑，接受畫中人發出的敘事邀請。那個西裝革履、眉頭緊鎖的男人是誰，為什么會在這里？那位優雅高貴、不可方物的X女士又是誰？她在想什么？為什么她的臉偏向一邊？她手上的戒指是訂婚戒指嗎？她的愛情生活是什么樣的？

但是，這樣就是與一幅畫真正有意義地連接了嗎？

在《小王子》中，小王子遇到了狐貍。小王子想和狐貍一起玩，但狐貍說不行，因為它還沒有被“馴服”。

小王子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狐貍告訴他：“這是已經早就被人遺忘了的事情……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聯系’……對我來說，你還只是一個小男孩，就像其他千萬個小男孩一樣。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樣用不著我。對你來說，我也不過是一只狐貍，和其他千萬只狐貍一樣。但是，如果你馴服了我，我們就互相不可缺少了。對我來說，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對你來說，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小狐貍的“馴服”論，是我所知的關于友誼最深刻的洞見。人與畫之間，是不是也需要一種馴服的關系？

在大都會逛了那么多天，第一幅真正打動我的畫，是一幅叫《洗衣婦》的畫。一幅尺寸很小的畫，畫的是塞納河邊，一個洗衣婦和一個孩子，應該是一對母子，孩子手中拿著鏟子，正費力地想要邁上臺階，母親一只手握著他的手，想把他往上拉，另一只手抱著重重的剛洗完的衣服。濃重的陰影里，母子倆的面目都看不大清楚，他們的背后卻是夕陽西下，陽光像碎碎的金子一樣灑滿湖面與對岸的類似宮殿的建筑。畫面的左下角簽著畫家的名字：Honoré Daumier（奧諾雷·杜米埃），一個我從來沒聽過的名字，后來查資料才知道是法國19世紀著名的現實主義諷刺畫大師。

我在這幅畫前面站了很久，遠遠超過了5分鐘，簡直走不動道。是因為那個母親粗壯的身形喚醒了我某些遙遠的記憶？是那個孩子努力往上走的那種稚弱又魯莽的姿態？還是那個母親牽著他的手的動作，溫柔、有力，又透著疲倦？也許只是因為那種夕陽的光，我也曾經無數次與母親在那種光線中回家？

解說上寫著，這幅畫是當時畫家從自己在巴黎圣路易島的工作室中看到的情景。我想象著他站在窗前，靜靜地觀察這對母子，忠實地畫下眼前所見，并沒有打算揭示什么永恒的真相，或者帶著什么社會諷刺的目的，只是單純地被眼前這對母子之間流淌著的某種東西打動，畫下了這樣一幅畫。100多年后，這幅畫讓一個對他、對那對母子、對當時的法國統統一無所知的中國人看到落淚。

曾經有人問美國科幻女作家厄蘇拉·勒·奎，寫作的秘密是什么？

她說，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寫作的秘密當然就在于寫作，寫作讓你成為一個作家。但這個愚蠢的問題后面有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所有的藝術都是手藝（Craft），但真正的藝術品擁有某種本質的、持久的、核心式的存在，是手藝工作、展現和釋放的對象，就像石頭中的雕像，在它成型之前，一個藝術家如何找到、看到它？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而她最喜歡的一個答案是，有人問美國鄉村歌手威利·納爾遜是怎么想到他的曲子時的回答，“空氣里充滿了曲子，我只是伸手選了一個”。

對于作家而言，這個世界充滿了故事，當故事在那里的時候，它就在那里，你只要伸手去取。對畫家也一樣吧。這個世界充滿了形狀、色彩、光線，即使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那些事物，一旦你用一雙畫家的目光去凝視，這個世界——這個本來如此乏味而了無樂趣的世界——就會在你的眼前重新組合，濃墨重彩，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