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海通以來，中外關系變化，新增諸多“交涉”之政，“交涉”之學遂而勃興，同時也產(chǎn)生數(shù)量龐大、性質(zhì)各異的“交涉”相關文獻史料。在近代中外關系文獻的整理與利用方面，經(jīng)數(shù)代學者辛勤耕耘，積累豐厚，而今人揆時度勢，再辟蹊徑，猶可追跡前賢，后來居上。由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組織，戴海斌、張曉川執(zhí)行主編之《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繼五年前刊行第一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近日又推出第二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參與《叢刊》工作的整理者多為國內(nèi)外活躍在研究第一線的高校青年學者，大家都認為應該本著整理一本，即深入研究一本的態(tài)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現(xiàn)為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每一種資料均附有問題意識明確、論述嚴謹?shù)难芯啃詫а裕@也成為本項文獻工作的一大特色。今次擇其數(shù)種，由整理者自述心得，就各類型文獻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予以紹介說明。本文為系列推送的第七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裘毓麐撰，裘陳江整理：《游美聞見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裘毓麐，亦作毓麟，字匡廬，浙江寧波慈溪人。大約出生于1890年，清末入譯學館，為乙級學生，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夏季畢業(yè)，后升入京師分科大學（原京師大學堂，民國后為北京大學），于1913年畢業(yè)，專業(yè)為法科政治門。裘氏所在的這一級畢業(yè)生，是中國政治學史上真正意義的首批政治學本科畢業(yè)生，在中國近代政治學教育史上占有崇高地位。

裘毓麐像

裘毓麐畢業(yè)不久，于1915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清代史料筆記《清代軼聞》。后來蕭一山在《近代史書史料及其批評》一文曾經(jīng)列舉多種清代筆記，稱頗值得史家加以取材，其中便有這部《清代軼聞》，只是遺憾其與徐珂之《清稗類鈔》，小橫香室主人之《清朝野史大觀》，王瀛洲、葛虛存之《清代名人軼事》，沃邱仲子之《近代名人小傳》，胡懷琛之《清譚》等，均不注出處。而關于該書內(nèi)容，裘氏自撰《凡例》稱，對于清代名臣名將、文豪閨秀、俠仕畸人、遺逸高僧、宮闈秘史、里巷遺傳等逸事異文，皆力為采求，為的是矯正舊日歷史枯淡平衍、晦澀庸腐的弊病。其編撰此書時，所參考的書目不下數(shù)百種，于有清一代之名著雜記，旁搜博采。就入選人物事跡的標準來說，裘氏務求入選者“其人其事，影響及于一般社會者，皆窮其源委，詳其生平，務使沿革相貫，事實昭著，”以冀讀者能憑借此書“鉤稽以往之陳跡，即可知近日國勢民俗之原由”。該書由友人所題序言六則，其中多為裘氏同學同邑人物。集合眾人序言所提供的信息可知，至少到此書撰成出版的1915年，裘毓麐為人稱道的是長于英文，對于西方新制度、新學說，皆能窺其奧窔。其平時以研究西書西學著稱于同學之中，但《清代軼聞》一出，友人紛紛驚駭于其學問之博，對于國史之熟悉。如徐翿傖認為裘氏著述乃是“慨時代之遞嬗，與輿論之失真也，憬然思有以正之。”所編此書“固非從王官所錄也，然抉擇精而是非正，則言之有物不悖于古，其或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廢”。而為裘書作序的同學中，最為出名應是定海陳漢章，陳氏乃是近代文史名家，后擔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其在序中也贊道：“同學友人裘君匡廬……博覽諸家，露鈔雪纂，別裁成書，視余讀之，述一事顛末，必詳傳一人，情性畢露，夾敘夾議，可泣可歌，絕無人間小書之失，奚翅為有清史料而已。”不過可惜的是，《清代軼聞》對于了解裘毓麐的生平極少介紹，僅僅可從這些序言中得知，其字為匡廬。另外，所有序言中除了提到其平時以西學見長之外，還提及當時裘氏正好有留學美洲之行，可見其人于中西文化均有一定的造詣，絕非一般閉塞守舊之徒。

裘毓麐在北京大學畢業(yè)后，便計劃赴美國留學。1914年12月，正式赴美入加利福尼亞大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1916年學成回國。期間的1915年2月22日-12月4日，在加州舊金山舉辦了為期十個月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以紀念巴拿馬運河開鑿成功。裘毓麐正是當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之一，其正式職務為中國駐美賽會監(jiān)督處出品股股員兼農(nóng)業(yè)館主管。故在美期間留下的文字記錄《游美聞見錄》，回國后不久翻譯發(fā)表的諸多介紹當時世界各國經(jīng)濟和科技發(fā)展狀態(tài)的譯文，均是留美的成果。不過在此之后，裘氏幾乎很少再有著述發(fā)表，最后要到1930年代，偶有幾篇筆記文章見諸報刊，且思想發(fā)生了很大的轉向。因此，將裘氏當時連載于報刊上的《游美聞見錄》（先后在《時報》《益世報》《大公報》《中華實業(yè)雜志》等刊物上均有刊登記錄，以《時報》版為最全）和相關譯文等加以匯編整理，可以作為研究近代博覽會、留美學生群體和民初中外經(jīng)濟、科技交流等領域的重要史料。而其后期的思想轉向，幸有錢基博、唐文治等人的評論文章可作參證，這些后期文獻也可作為考察清末民初新派人物思想轉折的有趣個案。

裘毓麐 ：游美聞見錄（《時報》 1916 年 11 月 11 日）

因此，將上述文獻加以匯集，統(tǒng)一編纂在《游美聞見錄》的名下，主要又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專門介紹。

首先，其中很大部分內(nèi)容是裘毓麐作為巴拿馬萬國博覽會親歷者的見聞。裘毓麐是中國駐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賽會監(jiān)督處出品股股員兼農(nóng)業(yè)館主管，而他同時又是加州大學的留學生，其中到底是何關系，由于證據(jù)的不足，筆者只能大體做以下的推斷。有記載稱，裘氏清末在譯學館畢業(yè)后，應是分發(fā)到農(nóng)工商部工作，后入北京大學商法科，于1913年畢業(yè)。因此，此次赴美雖然進入了民國，但很可能他一直在農(nóng)工商部工作，而其所學以及此次留學專業(yè)均為政治經(jīng)濟學，故而能同時兼顧博覽會的宣傳策劃等事務。1914年12月6日，裘氏隨同中國赴美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人員一起出洋，當時的報紙詳細報道了出發(fā)的情形：“巴拿馬賽會赴美人員已于六號午后四時，在四馬路外灘乘小輪至吳淞口外乘蒙古利亞號船前往。是日江干送行者，中西人士五六百人，頗極一時之盛。茲將出洋人物探列于后：監(jiān)督陳琪及其夫人毛女士，委員歐陽祺及其夫人，沈延祚及其夫人，部派委員陳承修、章祖純、周清任及其夫人、李宣諫，本處事務員周椒青、陳敻、桂一仙、裘毓麟、夏夔球、斐士、何世準，助理員于垕基，女助理員華英德。各省代表除直隸、浙江、山東已于十一月六號赴美外，是日同行者，湖南、湖北楊卓茂、葛敬猷，江西周泰瀛，廣東馮耀卿、褚澤生，四川王國輔，江蘇王樹榛、吳競諸人。此次賽品計去四百馀箱，尚有一千六百馀箱，監(jiān)督特留事務員林廷藻、吳聯(lián)魁、曾毓芳三員押運，并派劉、洪、周三員清理未了手續(xù)機關取消，其馀所遺物件，統(tǒng)由萬邦、趙錫珣二員運京，繳農(nóng)商部點收。聞萬、趙二君系奉農(nóng)商部批準，以辦事員任用，二君將于本月十五號前，押運晉京，聽候差委，至邊省如云貴等省物品，雖已交齊，尚待護照，業(yè)由陳監(jiān)督咨商滬海道尹頒發(fā)，聞貴州薛委員、云南鄭委員將于日內(nèi)返省銷差矣。”（《赴美賽會出發(fā)紀要》，《神州日報》1914年12月9日）由此報道可知，此次赴美也是中華民國農(nóng)工商部主導，因此裘氏如一直呆在商部，則顯得頗合情理。

裘氏在《游美聞見錄》中稱：“余赴美后，在巴拿瑪會場歷十五月之久，巴拿瑪大博覽會，實為二十世紀初唯一之大博覽，規(guī)模之宏大，歷次賽會咸弗及。……赴會者共三十馀國，所以萃五洲之精英，羅萬國之工巧，廣搜慎擇，聚于一堂，凡蒞會場觀覽者，得于最短時間遍覽世界新奇之物品，藉以覘各國文化工業(yè)之消長，以收比較觀摩之效，其關系于學術實業(yè)者，決非鮮淺。”加上“會場事實歷史，各國咸編專書，以紀其事，美國賽會總局總理，至集績學之士百數(shù)十人，自去年起，分門編纂，于今秋八月始出版，分訂二巨冊，定價每部合華幣三十元，各國雜志所載尤詳，而吾國雜志中關于會場記載無一詳備精確之作，以視各國，殊有愧色矣。余在會場雖久，所紀殊尠，惟撮述建筑出品大要，雜見于《大中華》及《中華實業(yè)界》而已，今特述會場最新奇之點一二，以補前日紀載之闕，當尤為閱報諸君所樂聞焉。”因此其在《聞見錄》中所記與在幾種雜志所載文獻合看，則可以基本體現(xiàn)他對于此次博覽會的介紹之功。由于完全是身處當?shù)兀椅磥沓掷m(xù)在該地求學，故《聞見錄》從到達舊金山伊始介紹起，記錄了當時當?shù)氐娘L土人情，華僑的歷史與現(xiàn)狀，巴拿馬博覽會的會場布置、中國參會情況、游覽攻略以及參觀見聞，均可謂是第一手的現(xiàn)場實錄。除此之外，如裘氏自道其意在“撮述建筑出品大要”“會場最新奇之點”，而又是利用了各國所編“專書”“雜志”，故除了在1915-1916年的《大中華》《中華實業(yè)界》等雜志直接介紹博覽會外，在歸國后的1919-1921年，于《江蘇實業(yè)月志》上發(fā)表了50馀篇介紹各國經(jīng)濟、科技的譯文，應也是當年介紹博覽會盛況的延續(xù)，其翻譯報道的密度和廣度可謂少見。

在這些譯文中，經(jīng)濟方面除了綜論有關進出口貿(mào)易的《輸入或輸出超過之真詮》等文外，連續(xù)介紹了英國、美國、日本、瑞士、荷蘭、墨西哥、坎拿大（加拿大）、澳洲、俄國等國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情況及各自問題。在科技方面，主要介紹了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眾多發(fā)明家和巨商的生平與成功之道，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兩國，如《紡織機發(fā)明家阿克盧德小傳》（即理查·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世界著名書賈麥克密倫傳》（即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的創(chuàng)立者丹尼爾·麥克米倫，Daniel Macmillan，1813-1857），《航業(yè)家喀拿特傳》（即冠達郵輪的創(chuàng)立者薩繆爾·康納德，Samuel Cunard，1787-1865），《世界著名造船家賚德小傳》（即凱莫爾·萊爾德造船公司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威廉·萊爾德，William Laird，1780-1841），《英國電學專家葛爾文傳》（即威廉·湯姆森，第一代開爾文男爵，William Thomson，1824-1907），《英國毛織業(yè)專家束爾德傳》（即提圖斯·索爾特，Titus Salt，1803-1876），《紡織機發(fā)明家克朗伯敦傳》（即塞繆爾·克朗普頓，Samuel Crompton，1753-1827），《英國羊毛巨商霍爾敦傳》（即艾薩克·霍爾頓，Isaac Holden，1807-1897），《發(fā)明家瓦特傳》（即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世界著名煤商安立阿德傳》（即喬治·艾略特，GeorgeElliot，1815-1893），《縫衣機發(fā)明家霍氏傳》（即美國人伊萊亞斯·豪，Elias Howe，1819-1867），《世界毛皮巨商史德萊哥納傳》（即唐納德·史密斯，第一代斯特拉斯科納勛爵，Donald Smith，1820-1914）等。此外，譯文中還介紹了麥哲倫、馬哥博羅（即馬可波羅）兩位偉大的旅行家，以及幾位西方近代著名藝術家的事跡，如英國畫家蘭特西亞（即埃德溫·蘭茨爾，Edwin Landseer，1802-1873），意大利雕刻家楷納佛（即安東尼奧·卡諾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美國畫家彭凡德（即約翰·班瓦德，JohnBanvard，1815-1891）等。

裘氏的這些著述，與其所學專業(yè)密切相關，而其關懷更在于希望中國能在世界經(jīng)濟大潮中早日擺脫積貧積弱的處境。故一方面大力介紹世界各國最新的經(jīng)濟科技動態(tài)，另一方面犀利地批評國內(nèi)糟糕的經(jīng)濟現(xiàn)狀。如《游美聞見錄》借助巴拿馬運河開鑿的話頭，展望二十世紀的商業(yè)的發(fā)展方向：“二十世紀之商業(yè)，太平洋商業(yè)之時代也。一國商業(yè)之盛衰，恒視其國在太平洋之位置如何為斷。……自去歲巴拿瑪運河落成，為近世商業(yè)開一新紀元，其關于太平洋、大西洋兩岸諸國影響甚巨。自蘇彝士運河開通以后，而歐亞之風云日急。巴拿瑪運河告成，太平洋、大西洋之交通驟縮短數(shù)十日之水程，美洲東岸諸國之物品，輸入亞東，殊形便利，此關于商務者也。”“自此河（巴拿馬運河）開通，而世界之形勢一變，列強對于吾國之國際關系，當必愈形緊逼。……吾國以積弱之馀，當世界潮流之沖，憂時愛國之士，宜如何戒慎恐懼，沉思觀索，以應世變，其對于世界巨工巴拿瑪運河之落成，決不容視為海外新聞，徒供清譚記述之資而已也。”鑒于當時美國和日本在經(jīng)濟上的突飛猛進，回顧國內(nèi)卻“金融緊迫，實業(yè)凋零，哀鴻遍野，萑苻時虞，國民生計，有儳然不可終日之勢。就國內(nèi)商人言之，謹厚者墨守成法，拘泥迂闊而不知變通，譚新企業(yè)者耳食皆從，疏空窒礙而無補實用。若有志考察實業(yè)，漫游歐美數(shù)月，歸而叫囂跳踉，大言炎炎，呼吸文明空氣暫旬月，而意氣已令人不可向邇，求其以冷靜之頭腦，縝密之心思，弘毅之才力，為國民倡一業(yè)能繼長增高以期不敝者無有也。而所謂聰明材智之士，力竭其畢生心思才力，奔走于權位利祿之途，揣摩于趨避鉆營之術，患得患失，東扶西倒，一若世界之功名事業(yè)，無出于官爵利祿者”。裘氏大為憂慮，擔心“彼（列強）挾其商業(yè)政策，國民富力，操刀待割，乘時進取者，固大有人在。循自以往，恐戶內(nèi)蠻觸之爭未已，而他人已入室矣。”他憤而警告：“立國于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場，茍國民于新企業(yè)、新工藝之智識，茫無所知，而猶沿中古式詭譎侵陵之政策以為治，則國未有能倖免者也。”以及“一國實業(yè)之興盛，必在憲政修飭、學術昌明之后。若小民憔悴于虐政之下，無以自衛(wèi)其身家，學子忸于空疏之習，游談無根，則雖日提倡實業(yè)，庸有微末成效之可睹哉。吾國三代后工業(yè)之不進者，豈國民智慧之不猶人哉，亦由政熄學廢為之梗而已。”（裘毓麐：《英國工業(yè)發(fā)達小史》按語，《江蘇實業(yè)月志》1919年第7期）因此，在其著述中還有如《吾國實業(yè)不振之原因》等分析種種緣由，同時又屢有鼓吹如何提振本國經(jīng)濟的種種辦法，可謂苦口婆心。

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中國館全景照片

1915年巴拿馬博覽會場館圖片，右上角蓋有“裘毓麟贈”章

其次，展現(xiàn)了民國初年留美學生的心態(tài)和生活。裘氏在《游美聞見錄》開門見山直陳自己此作“述見聞所及以示國人”，強調(diào)“吾國人游歷歐美各國，茍欲述其見聞所及，以評論政教風俗之得失，則必先去其二弊”。然而何謂二弊？“一為學究之眼光，一為洋迷之眼光是也。”具體而言，“學究之眼光，則以吾國舊禮教、舊風俗無不善，亦無一不當保存，甚至西國政治學術之可采者，亦必以吾國舊說附會之。”“洋迷之弊，則適與之相反。洋迷一履西土，無殊登仙，景仰西人，無殊天人。無論西國之秕政陋俗，咸詡為美談；無論西國鄙夫俗子，咸視為神圣。而語及我國政教風俗，似有深恨宿仇，必丑詆之而后快，一若吾國自皇帝堯舜至今，野蠻已五千年，無絲毫文化之可言者。”他作《聞見錄》，雖說“不敢偏于學究，亦不敢偏于洋迷”，但其鑒于“近年以來，國人中洋迷之毒者愈甚”，批評的主要還是“洋迷”問題。

1916年，還在北京大學就讀的顧頡剛讀到了報紙上刊登的《游美聞見錄》，他當時可能也有出國的打算，故關心留學生在外的生計問題。由于裘氏在文中警告自費留學的學生切勿寄希望以“半工半讀”的方式，解決財力不逮的難題，因為在當時的美國，由于“排斥華工甚，普通華工尚艱于得業(yè)”。由此顧氏開始反思當時國內(nèi)頗為盛行的旅歐勤工儉學運動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問題。而關于類似的情況，裘氏在文中舉了諸多生動的例子，以提醒不可偏聽偏信所謂留洋經(jīng)驗。他指出“茍欲求世界智識，如通外國文者，不如多讀西書西報，如不通西文者，亦可擇譯書譯報之佳者讀之”。他以自己初到美國的親身經(jīng)歷現(xiàn)身說法，首先指出不可迷信“出洋老前輩”，其言可能反而多不切于實情。比如有“老前輩”對于在美如何乘坐電車的錯誤告誡，對于購物不可還價的謬言等。其次，如一般盲目推崇外人，稱其必定誠實可信、必定慎重人命等定論也不可全信。此外，在批評“中洋毒”的留學生時，更是辛辣諷刺。他以曾遇到的一位粵籍留學生為例，稱其不通中國普通方言，只能操英語相談。而二人交談后，更得知其粗通之國文，乃是習自游歷中國有年、年老回國的傅蘭雅。故裘氏感嘆道：“夫中國人不在中國學中文，而至美國學中文，一奇也。中國人學中文，不師中國人，而師美國人，二奇也。各項科學，中國雖不發(fā)達，何至以吾國固有之國文，亦必待美人至中國學中文，回美后乃復教中國人以中國文，天下寧有此迂遠荒謬之事耶？使稍有是非之心者聞之，當無不為之驚駭，乃吾國留學生恬然述之不以為怪，誠天下事之不可解者矣。”而他在親自拜見傅蘭雅后更是大受刺激，因為傅氏也感慨：“中國近日之派遣留學生，何漫不選擇至此？余親見多數(shù)留學生，中學毫無根底，于中國內(nèi)情隔膜殊甚，與一未至中國之外國人無異。即使學成，將使為中國人耶？為美國人耶？抑中國政府將為美國代造就國民耶？余不解此輩回國后果有絲毫之裨益于祖國否耶？”而有鑒于當時日本所派留學生的良好效果，裘氏痛惜中國留學界多怪誕離奇之現(xiàn)象，而仍無一定方法宗旨。同時批評中國留學生“在外時，既無選擇去取之辨別，回國后則務以大言嚇人，小試不售，即悍然歸咎國民程度之不到”。

故裘氏主張：“評論歐美之政教風俗，是非優(yōu)劣，宜各求其實，不可隨聲附和，一味贊美，致未出國門者閱之，疑鬼疑神，無所適從也。蓋制度法令，無絕對之利，亦無絕對之弊，而一國之大，萬民之眾，俶詭奇離之風俗，煩頤復雜之政教，決不人人賢良，事事優(yōu)美也。”正是其“不敢偏于學究，亦不敢偏于洋迷”的立場，使得其立論雖也偶有偏激之處，但仍不失務實懇切。

第三，裘氏的著述多集中于歸國后不久，即1916年至1921年，但此后發(fā)表的作品明顯減少。又由于裘氏個人資料的奇缺，只能知道在1921年6月，他已經(jīng)參與了上海華商證券棉花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發(fā)起，后成為常務理事之一；同年11月，又參與了大東物券日夜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籌建，后也成為常務理事之一，顯然忙于從事經(jīng)濟活動。在稍后的時間里，目前只能看到1926年其為好友兼同鄉(xiāng)柴萼的《梵天廬叢錄》所作的序言。文中裘氏自稱：“（民初）十馀年間，余浪跡南北，離鄉(xiāng)日久。”而由于其曾有編纂《清代軼聞》的經(jīng)驗，因此對于同為史料筆記的《梵天廬叢錄》頗有一點發(fā)言權，序言中稱贊柴氏此書“舉凡朝野遺聞，藝林佚事，典制考據(jù)，名物原始，無不兼包。觀其搜求之富，則其平日之精勤可知矣”，當然也意在借批評寧波當時“士競浮華，俗尚險巧”的學風之衰。在此之后或許正是忙于經(jīng)商，幾乎看不到裘氏的任何著述，最后一個發(fā)表高峰要到1930年代了，而其思想已明顯發(fā)生了很大的轉向。

裘毓麐：《巴拿馬賽會中國絲綢茶磁介紹書》，《中華實業(yè)界》1915年第2卷第9期

1933年，裘氏在《青鶴》雜志上發(fā)表了3篇《匡廬筆記》，其自道：“近年余喜閱宋明諸儒性理等書。”同時批評“乃一二妄人，對于吾國舊有之學術，不惜出全力以抨擊之。一若是類書籍，深有害于人群，礙于文化，非絕跡于國內(nèi)，則決難圖改革者”。這當然與其留美期間批評“洋迷”問題有著一貫性，仍主張“吾國茍欲免敵人之侵凌者，當先去學術上之奴性”，但其為學的根基，明顯已非西學，而歸于佛典、宋學等。裘氏后期的學術，本可以通過其所撰《思辨廣錄》一書加以了解，但可惜至今難覓原書，或許該書本就未曾刊行。不過幸好可以通過1935年錢基博和唐文治所撰的書評和序言大致了解，尤其是錢基博的書評，名為《十年來之國學商兌》，實則便是向學界推薦裘匡廬（即裘毓麐）的《思辨廣錄》，望能“供時賢之論衡而開思辨之境涯”。文章開頭對于裘氏的生平經(jīng)歷則作了一些介紹：“先生，名毓麟，匡廬其字，慈溪人。舊譯學館畢業(yè)，升入京師分科大學，以民國二年赴美，留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習政治經(jīng)濟。五年回國，曾為文著論歐美社會之崇勢利而薄仁義，終無以善其后，而不如孔孟之道為可大可久，刊登《時報》。方以新思潮澎湃莫之省也，于是閉門讀書二十年于茲，精究程朱，旁參釋老，積久有得，而著為書。”錢文對于裘氏的治學經(jīng)歷與該書主旨作了大量的摘錄與介紹，其摘錄裘氏自敘治學之經(jīng)歷，則為“三十以前，年少氣銳，事事喜新惡舊”，且“三十歲以前，固為一純粹學校之學生，彼時所喜研究者，厥惟西儒之科學。吾國圣經(jīng)賢傳，尚不厝意。”而在回國后數(shù)年間，“偶得佛經(jīng)讀之，恍然如久處黑暗之中，驟睹光明，奇趣妙理，日出無窮，讀之愈久，好之愈篤。……往年余思研國學，欲略知宋儒學之梗概，取《近思錄》讀之，不能得其精意。”但憑借著“讀之愈久，好之愈篤”的求學精神，因而得以撰成《思辨廣錄》，對于近代以來中西古今學問之爭，對于青年修習國學的方法，對于清代學術，對于儒釋道三教會通等等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得到錢基博超乎尋常的贊賞：“觀其所稱，見解超卓，議論中正，以聰明人，說老實話。其論不必為近十年發(fā)，而近十年之國學商兌，惟先生殫見洽聞，洞見癥結，人人所欲言，人人不能言。”而唐文治在序言中也稱贊裘氏此書“舉凡辨章國學，匡救時弊，致廣大，盡精微，而會歸于有用”，故在文末“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教中國、救世界之責，屬望于裘君”。裘毓麐一生治學從西而中，由新而舊，漸漸對于中國舊籍和傳統(tǒng)學問有著更多同情和理解。裘氏由譯學館出身，而后留學美國，對于西方文字、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了解絕非停留于紙面，而歸國后，隨著經(jīng)歷學識見長，卻能轉入宋學甚至佛典之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轉變的軌跡，或可說是一位學人成熟深思的回歸。裘氏能有如此思想轉向，在1940年還一度引起晚年吳虞的注意，吳氏在日記中稱“裘毓麐為美留生，竺信朱子”，而裘氏的思想轉向與吳氏晚年自覺“考訂訓詁，煩瑣無補身心”頗相契合。這種自民初新文化運動以后的思想回瀾，也有助于我們反思近代反傳統(tǒng)運動的不同面相。

裘毓麐：《匡廬筆記》，《青鶴》1933年第1卷第17期

最后，關于裘毓麐的結局目前并沒有找到可信的史料，但是筆者發(fā)現(xiàn)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偽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中曾有一位同名同姓的人物。1938年10月13日，偽行政院長梁鴻志發(fā)布命令：“任命裘毓麟為教育部秘書”。幾乎與之同時的《申報》關于《南京偽組織之奴化教育政策》的報道中也提到：“偽教育部為宣傳奴化思想，實行‘中日親善’，藉以麻醉一般青年起見，特發(fā)行《東方文化月刊》一種，由偽‘部長’顧澄氏，指派裘毓麟……等十四人為特約編輯，其第一期定本年一月出版。”不過據(jù)目前筆者所見的《東方文化月刊》中，未見裘氏參與編輯的信息。但是在1940年3月偽政府的《維新政府職員錄》中赫然有“職別：秘書。姓名：裘毓麟。別號：匡廬。年齡：五一。籍貫：浙江鄞縣”的信息，可證實為同一人。（此條感謝宋希於先生的提示。）那么這樣的結局與1935年學界對于裘氏及其學說寄予的厚望相對照，就顯得極為諷刺了。而裘氏自己曾也大談欲挽救“國勢之危、民生之困”，這種思想轉變與后來政治抉擇的反照，所言與所行的背離，則更值得玩味了。

來源：裘陳江（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