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盛夏,徐向前隨部隊回到山西五臺,闊別已久的故土。
剛踏入永安村外的小路,他遠遠望見一個熟悉身影,步伐蹣跚,背著沉重的口袋,正緩慢前行。
他立刻認出,那是父親。
他快步上前,壓低聲音:“大大,我是象謙。”
老人抬頭,盯著眼前這位軍人,眉頭微皺,上下打量,最終淡淡問:“老總,你找誰?”
多年離散,親子重逢,可父親也不再一眼認出自己的兒子。
那一刻,徐向前沉默了。
近鄉情更怯
對徐向前來說,家鄉不是單純的情感歸屬,更像是壓在心頭的使命原點。
他回鄉的次數并不多,卻從未將那片土地從心底剔除。
1901年11月8日,他出生于山西五臺縣東冶鎮永安村。
村名因古時冶煉銅鐵得來,村民多姓徐。
他是樓院徐家的第六個孩子,第二個男孩,屬“謙”字輩,原名徐象謙。
這個孩子剛出生不久,家中頂梁柱便因經商失敗撒手人寰。
家道中落,土地只剩十幾畝。缺人耕作,靠佃戶搭伙經營,收成慘淡,溫飽難保。
母親虔信佛理,勤勞本分,常接濟孤寡。
父親考中秀才,在鄉村教書,嚴而不苛。即使窮到揭不開鍋,仍咬牙供子女讀書。
徐向前十歲入私塾,十二歲考入東冶沱陽高小,成為第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
少年徐向前沒有讀完私塾就步入社會。
他做過學徒,磨過面粉,晚上靠著煤油燈苦讀。
1919年,他順利考入山西省立國民師范。這所學校由閻錫山投資創辦,實行免費教育與半軍事化管理,目標明確:為軍政系統培養“聽話的人才”。
但學生不全如此。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年僅18歲的徐向前受其深刻影響,從此轉向革命思想。
1920年,他和東冶鎮的香蟬姑娘成婚,第二年得女松枝。但命運無情,妻子因病早逝。喪妻之痛未消,他仍堅守講壇,先后任教于兩所小學。
可受新思想熏陶的他,早已與學校的封建管理格格不入,屢次被解聘。
沉默只是一時,沉潛是為了奔突。
1924年,他報考黃埔軍校并成功入選,成為第一期第一隊學員,同時也是孫中山衛隊的一員。
在這里,他接觸了共產黨員,加入青年軍人學會,革命理想迅速成型。
1927年3月,國民黨叛變在即,他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
革命是漂泊者的信仰。
自此十余年,他奔走各地,創建紅四方面軍,轉戰蘇區,槍林彈雨中幾無歸鄉的機會。
他第一次返鄉,是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
在老鄉幫助下,短暫停留了十余天,隨即轉道北京尋找組織。
不久后,黨組織安排他前往鄂豫皖,繼續開辟戰場。
真正的回鄉,要等到1937年。他以八路軍129師副師長的身份,重踏故土。
1937年,是中國命運陡轉的一年。
那年8月,洛川會議召開,徐向前出席并當選為軍委委員。
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整編為八路軍,徐向前被任命為第一二九師副師長。
抗戰序幕已開,山河待守,將帥各歸其位。
隨后,中央決定推進與地方實力派的統一戰線。
毛主席親自安排,派周恩來、彭德懷出使山西,與閻錫山談判,徐向前隨行。
主席說:“你是山西人,和閻是同鄉,好開口。”
命令之下,徐向前即刻啟程。
從陜西入晉,在大同、嶺口等地協助開展統戰工作。
他離自己的家鄉——五臺縣永安村,只剩不到半天路程。同行的彭雪楓幾次勸他回去看看。
十二年未歸,誰不動心?
但他沒有回。他確實想過,想得甚至清楚得有些殘酷。
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當年那個挑水種地的窮家孩子,而今成了國民黨眼里的“匪首”,成了共產黨陣營的將領。
這十二年里,中國變了,山西變了,他自己也變了。
家中親人安在與否,他完全無從得知。但再多牽掛,也比不過手上的工作要緊。
他沒有回家,繼續投入談判。
閻錫山倒是記得這個昔日學生。
他對周恩來說得幽默:“讓徐向前參與談判是好事,但別讓他來刨我墻角。”
會談取得進展。
閻錫山最終同意成立“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并授權周恩來起草作戰計劃。
周與徐向前連夜制定,一夜脫稿。閻閱后不禁感嘆:“共產黨真有人才。”
談判結束,代表團返回太原。
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再次勸徐向前回家看看。
周恩來開導他:“回家也是政治工作,五臺是戰略重地,你的回鄉能為我們打開局面嘛。”
彭德懷更直接:“十幾年沒回家,連親人一面都不見,這事讓老百姓聽見了,不好看。”
甚至特批六十塊大洋,專門給他帶回去孝敬老人。
這一次,徐向前終于決定放下工作回去看看。
“老總,你找誰?”
1937年9月16日,距離中秋還有三天。
清晨六點,他從太原出發,中午抵達東冶鎮。
先去朱門老丈人家拜訪,然后再徒步前往永安村。
山路彎彎,他邊走邊和警衛員閑聊起童年舊事,從東冶的白菜講到臺山的蘑菇,從建安的大米談到母親做的飯菜,話里話外,都是故鄉的味道。
正在途中,前方出現一位年邁的老人,背著口袋,步履艱難。
那背影,一眼就認出。徐向前停住了腳步,輕聲叫了一句:“大大。”
老人回過頭,盯著眼前這位穿軍裝的中年人,遲疑地問:“老總,你找誰?”
徐向前低下頭,緩緩回答:“我是象謙。”
“象謙?”老人仿佛被電了一下,眼神猛然顫抖,淚水瞬間涌出。
警衛員趕忙上前,接過老人的口袋。徐向前握住父親的手,急切問道:“娘還好嗎?”
老人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低聲說:“她頭年就去了。”
話音一落,徐向前臉上的喜色頓時全無。
他呆住了,手微微發抖,腳步也沉了下去。
他自幼與母親感情最深,父親長期在外教書,日常多由母親照料。
他還曾想,這次回鄉,母親見到他,肯定會燒香磕頭,感謝菩薩保佑兒子無恙。
可惜,這場母子重逢,已永遠失約。
他沉默了很久,心里翻涌起那句熟悉的老話——“軍人,盡忠,難盡孝。”
這話,今日才懂得真正含義。
徐向前回到了家。門一推開,屋里屋外,一片驚愕。
姐姐、嫂嫂、妹妹、女兒,全都怔住了,像是從夢里驚醒,眼淚還沒落下,笑已先至。
悲喜交加,一時間說不清是喜極而泣,還是哽咽成詞。
消息很快傳遍了村莊,鄉親們一傳十,十傳百,三步并作兩步趕來。
親戚、朋友、鄰居、老同學,連外村的兩位姑姑也沒落下,顧不上鞋上帶泥,顧不上路遠山高,紛紛趕到徐家探望。
院子里人來人往,吵吵嚷嚷,上房、東屋、西廂全都擠滿了人,炕上坐不下,門口站一圈,窗臺也成了臨時的“看臺”。
徐向前一一寒暄問候,問誰是誰家的,答誰是誰的侄子、外甥、姑表親。
熟人不少,陌生面孔更多,但一句“銀存回來了”,就夠了。
一位年邁的老太太在人群中硬是擠到了最前頭,抬頭一看,眼圈就紅了。
她半真半假地問道:“銀存,讓我好好瞧瞧你。人家說你當了‘匪’,長了紅頭發、藍眼睛、豬嘴巴,這是真的?”
一句話,引來哄堂大笑。徐向前也不惱,笑著說:“那你還敢來看我?不怕我把你吃了?”
滿屋子的人,笑聲更大了。有人開始喊他“將軍”,也有人還叫他“銀存”。他的身份變了,但鄉音沒變,鄉情也沒變。
坐在一邊的松枝,是徐向前從未見過的女兒,怯生生地望著他,眼神既好奇又害羞。
他伸出手,她卻立刻躲到妹妹身后,但又偷偷探出頭來,生怕錯過什么。
兩位姑姑早就紅了眼圈。一位拉著徐向前的手,上上下下打量半天,皺眉說:“你這穿得也太單了吧。秋都過了,你這身衣裳,能撐得住幾場風?”
她頓了頓,眼圈又紅了:“銀存,娘不在了,姑姑得替她想。你別嫌我多事,我給你做條棉褲。”
徐向前看著她,心里一熱。他輕輕一笑,說:“姑姑,怕你做不起呀。”
“哎喲,”姑姑眼一瞪,“我再窮,給你做條棉褲還是拿得出來的。”
徐向前搖頭:“我現在是八路軍。我們部隊里,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都穿得和我一樣。幾萬人,一個個都凍著呢。我不能光自己暖和。”
這番話,讓院子里短暫安靜。
眾人這才意識到,共產黨的將領,竟也是這樣穿衣吃飯的,和國民黨的“大官”不一樣。
這事在村里傳開了。
彭雪楓后來不止一次在會上提起,說:“大家要聽聽徐向前那幾句話,想想共產黨干部和老百姓之間,是不是一條心。”
夜漸深,人群慢慢散去。
家人圍坐,終于安靜下來。
聊的自然還是抗戰——天下事,無人能置身其外。有人問:“日本人那么強,我們怎么辦?”
徐向前斬釘截鐵:“中國不會亡!老百姓不能怕,要團結起來。誰也救不了咱們,只有咱們自己。”
兩個外甥也坐不住了。一個是大姐的兒子郭富安,一個是二姐的兒子趙希圣。
兩人站出來,異口同聲:“舅舅,帶我們去當兵,打日本鬼子!”
徐向前笑了。
他沒立刻答應,而是回頭望了望姐姐們。
姐妹倆根本沒等他多問,直接表態:“向前,你別猶豫,我們都商量過了。孩子跟你去,是正經事。你是當舅舅的,該管!”
聽完這話,他點了頭。
深夜了,人散了,屋內的燈還亮著。
他走進上房西屋,女兒舉著燈,站在一旁。
屋里供著母親的遺像,香火未滅。他站定,久久無言。
母親臨終前,念著他的名字,念到氣息斷盡。他卻在千里之外,槍口未收。
這一晚,他一句話都沒說。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已將心中的愧意,深深埋進了那片沉默中。
戰爭遠未結束,時間不容久留。
三天后,徐向前再次啟程,離開家鄉,返回太原,投入日益緊張的抗戰部署。
魂歸故土,落葉歸根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一項重要戰略決策: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主力部隊向正太路以南的太行山區展開,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抗戰。
八路軍進入戰略展開階段,主力部隊將深入敵后,建立根據地,打持久戰。
徐向前作為第一二九師副師長,率七六九團南下,轉戰途中于10月27日再次抵達五臺縣永安村一帶。
這天中午,他順道回了一趟家。
他邀請了幾位團級干部同行——陳錫聯、汪乃貴、范朝利、丁先國,都是一二九師的骨干。
這些戰友多是南方人,行軍打仗中難得吃上一頓“正經飯”。
徐家雖為山村人家,實在拿不出什么豐盛菜肴,但招待客人的規矩不能少。
嫂嫂端出了家里最“上檔次”的飯菜:莜面窩窩配羊肉山藥。
這頓飯,從食材上看遠不算“奢侈”,但對一群餓慣了的八路軍干部來說,已是難得的盛宴。
幾個南方人吃得十分痛快,卻忽略了一個“地域性提示”:莜面雖香,卻不宜多食,極易脹肚。
徐向前出言提醒:“別貪嘴,這東西吃多了不好受。”可惜提醒得太晚,大家全當是玩笑。
果然,一出村沒多久,汪乃貴就開始捂著肚子叫苦。
徐向前忍不住打趣:“這和打仗一個理兒,看見敵人別光顧著眼饞。”
飯后剛告辭,父親就堅持送他們出村。
一步三停,沉默不語。這次一別,不知下次何時才能再見。
徐向前勸他:“大大,回去吧,以后我還會回來看您。”
誰能料到,這句話,成為父親此生聽到兒子說的最后一句話。
戰火很快席卷至此。日軍占領五臺,徐向前之父立即成為通緝重點。
鄉親們在緊急情況下將他妻子的靈柩草草下葬,又將年邁體弱的老人轉移至山中一座偏僻廟宇,由族人徐獻榮暗中照料。
嫂嫂與幾個侄兒時常冒險送去米面,但畢竟條件艱苦。
不久,老人病重無醫,寂然離世于那座無名古廟。
多年之后,這段往事被沉淀在歷史深處,未有大張旗鼓的記述,但鄉親們記得,后人記得。
1990年9月21日凌晨,徐向前在北京病逝。
彌留之際,他留下三句話:
一, 不搞遺體告別;
二,不開追悼會;
三,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這些地方,是他戰斗過的地方,是流過他汗與血的土地。
盡管如此,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遺像最終還是被安放在五臺縣烈士陵園。
他的一生,從這里開始,最終也落回這里。
“葉落歸根”四字,在他的選擇中得到了最樸素的回應。
他回到了他熟悉的那片山坡、那段黃土、那條走了無數次的回鄉小路上。
這是一個真正的人民將領,最后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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