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著睡衣,被人從車廂里拖出來。
槍聲響起時,他還沒反應過來。
誰動的手,誰在背后下的令,沒人敢說。
——《壹》——
他殺了馮玉祥的“長輩”
1918年夏天,天津,一場“軍事會談”安排在天津日租界,受邀者叫陸建章,陜西老軍人,早年在清軍做事,后轉入北洋,軍功不小。
發出邀請的,是徐樹錚,徐是誰?皖系的“筆桿子”。
軍政兩界通吃,掌過財政、督過東三省、操控過國務會議,他不是戰場上殺人的主,但背后的事,他說了算。
那天,陸建章如約而至,見面之后沒多久,被軟禁。
三天后,一具尸體送出,中槍,死狀慘烈,沒有審判,沒有通告,一紙“臨時處決令”,蓋了皖系的章,外界震驚。
陸建章雖然退居二線,但影響猶在,他的死,是警告,是殺雞儆猴。
但這一刀,也砍到了不該得罪的人,馮玉祥,陸建章的親戚,算是干兒子一輩,陸建章曾在西北提攜馮,帶他打仗,提拔他做旅長、師長。
馮性子急,陸幫他“磨邊”,馮家貧,陸常接濟他糧米。
馮玉祥知道是誰殺的陸建章,他記下了這筆賬,一筆血債,但那年,馮還動不了徐,徐在皖系當紅,背靠段祺瑞,掌握財政、軍餉、交通、密探。
誰動他,就是動皖系,馮忍了,干軍人的活,做啞巴仇人。
——《貳》——
他以為風頭過去了
1924年,北京,局勢變了,段祺瑞被架空,馮玉祥趁著直奉內斗,一把倒戈,帶兵回京,發動“北京政變”,把總統府團團圍住。
段祺瑞成了傀儡,皖系散了,徐樹錚,成了沒人罩的前官僚。
這時候的徐,人在國外,先去了日本,后又去了意大利,說是考察軍事,實則躲清凈,他知道風聲不對,但他想回來了。
1925年初,徐回上海,他沒有低調。
住高檔洋房,頻繁活動,張作霖的人見過他,日本領事館接待過他,孫傳芳派人給他送了話,他以為自己還能翻盤。
他不信馮玉祥真敢動他,皖系雖散,但段祺瑞還在北平。
張作霖掌奉天,孫傳芳控江南,而馮玉祥呢?剛趕走直系,又被奉系夾著,徐認為,馮不敢兩線開戰,更不敢動老資格。
但他忘了,馮玉祥不是別人。
他不是搞文官平衡那套的主,他靠的是兵,是槍,是聽令的兄弟,對手敢威脅,就敢先開槍,而徐,不該踏進京津線。
廊坊車站,1925年12月30日,那天凌晨,車廂里的人還在睡覺。
外面突然傳來敲門聲,門一開,是軍人,不是警察,徐樹錚還沒站穩,被架下車,穿著睡衣,拖行幾十米。
槍響,車站回音轟鳴,血在雪地里擴開,像被撕碎的軍旗。
開槍的人,是張之江,馮玉祥的老部下,西北軍出身,聽令行事,從不問為什么,不止一個人見過那晚的場景,有傳言說,徐臨死前喊了句“我乃大總統使節!”沒用。
不是綁架,不是暗殺,是一次準備了很久的清除。
事后,馮玉祥說:是陸承武殺的,替父報仇,陸承武,陸建章的兒子。那晚也在廊坊車站,但只是出現了一下。
槍不是他開的,人不是他殺的,但輿論需要他,需要一個“復仇”的故事。
馮玉祥需要脫身,他是政權核心,不能背一條人命的賬,而陸承武,是最好的人選,這就是徐樹錚的結局。
不是死于敵人,是死在多年仇人的手里,是死于權力更替之后的報復清算。
——《叁》——
他壞了馮玉祥的大事
徐樹錚死前的最后幾個月,馮玉祥早已開始籌劃一個“破局”計劃。
自1924年順利掌權之后,馮對自己的政治版圖越來越自信,但依然面臨一個關鍵問題:如何解決北方的敵對勢力,尤其是奉系的張作霖?
馮玉祥明白,單打獨斗行不通,只有聯合各方力量,才能對抗張作霖的鐵腕統治。
他找到了郭松齡、楊宇霆,雙方開始商討聯合反奉的策略,這個計劃的關鍵,是與奉系的軍事較量,而徐樹錚的一舉一動,正好影響了這場棋局。
1925年秋,徐樹錚從意大利考察軍事歸來。
他不是普通的流亡軍官,而是懷揣著野心的“舊皖系”核心,他與段祺瑞關系深厚,曾與孫傳芳也有過接觸,而這些聯系,馮玉祥并不放心。
馮清楚,徐樹錚的野心遠遠不止當個閑散人物。
回國后,徐樹錚公開發表了反奉聲明,聲明支持楊宇霆,但反對馮玉祥的某些政策。
他的言論直接干擾了馮玉祥與郭松齡聯合反奉的計劃,尤其在“反奉大計”即將啟動時,這一通電讓馮玉祥錯失了與奉系作戰的時機。
馮玉祥本能地覺得,徐樹錚在背后搗亂,試圖破壞整個局面。
這不僅是對自己政治基礎的威脅,還是對馮玉祥軍事計劃的致命干擾,馮不再顧慮徐樹錚與日本的接觸,也不在乎外界如何解讀這一切。
他知道,徐樹錚如果不死,可能會成為他未來政治斗爭中的最大隱患。
馮玉祥的反應并不直接,他沒有立即采取強硬手段,而是耐心等待,可惜,徐樹錚顯然低估了馮玉祥的決斷力。
——《肆》——
他低估了對手的狠
徐樹錚顯然沒想過,馮玉祥會如此“狠”,他原以為自己遠離了權力中心,日漸冷落的局面應當能讓他喘口氣。
但這場棋局,馮玉祥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有潛在威脅的人。
尤其是像徐樹錚這樣,在權力上曾經與馮有過交集的人,馮玉祥并非那種表面上溫文爾雅的軍事領袖,他的狠,來自于對權力的高度敏感和對不安定因素的零容忍。
要讓徐樹錚永遠閉嘴,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徹底消失。
而馮玉祥背后的謀劃,已經悄然展開,“徐樹錚死了,這事沒什么大不了的。”這是馮玉祥的一句冷靜的口吻。
但這句話背后,是深思熟慮后的安排,馮玉祥并不希望這一事件引起過多關注。
最開始,他確實沒有打算直接牽涉到自己。他通過陸承武這一角色,把事件轉嫁出去,讓徐樹錚的死看起來像是家族之間的仇殺。
這樣一來,他不僅洗脫了責任,還能在輿論上保持清潔。
但馮玉祥的“狠”并不止步于此,為了打消外界的疑慮,馮不僅動用了“替罪羊”陸承武,還通過身邊的幕僚操控了輿論的走向。
事件爆發后的幾天,北洋政府內外的輿論大部分都集中在陸承武“為父復仇”的話題上。
而馮玉祥則成功避開了直接的責任,不過,馮玉祥的精巧布局并未能完全掩蓋真相,那些熟悉馮的人,包括段祺瑞、孫中山等北洋舊部,都清楚徐樹錚之死的真相。
馮玉祥的權謀,雖然能讓他暫時脫身,但這一殺戮所帶來的政治后果,遠遠沒有結束。
至此,徐樹錚不再是馮玉祥政權的威脅,但他卻也永遠成為了馮玉祥“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馮玉祥通過這場“除掉威脅”的精準打擊,成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但整個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影響,卻給北洋政府的權力斗爭帶來了永恒的印記。
馮玉祥的決絕,令他成為北洋時期最為“極端”的軍閥之一,徐樹錚的死,雖然解除了馮玉祥的一個隱患,卻也將他推向了更加殘酷的權力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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