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七天的艱難溝通，救援人員終于抵達了觸目驚心的現場：五輛救護車、一輛聯合國車輛和一輛消防車，遭到以色列國防軍推土機的碾壓。一同被埋入地下的，還有15具遭近距離處決的遺體，包括8名巴勒斯坦紅新月會急救人員，以及1名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工作人員。

以色列國防軍一度辯稱這支人道車隊在行進中未表明身份。但從遇難者遺體上尋獲的手機，記錄了車隊遇襲的畫面：車隊在標識完整、閃爍救護車燈的情況下，遭到毫無預警的襲擊。

今年3月18日，以色列政府破壞加沙停火協議，重新對加沙展開大規模空襲等軍事行動。整整兩個月后，5月18日，以色列國防軍正式宣布開啟“基甸戰車”行動，對加沙南部和北部再次發起大規模地面入侵。該行動的目標是“征服并控制整個加沙”。

和此前一年多的戰事相比，新一輪危機中，人道準入遭到的挑戰更加嚴峻。過去兩個月，以色列政府不僅完全禁止人道物資進入加沙地帶，且一再襲擊人道目標。除前述3月30日被曝光的聯合國車輛遇襲事件外，兩個月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在加沙的機構和人員也兩度遭到襲擊。

5月初，ICRC發出措辭嚴厲的聲明指出，人道物資長達兩個月無法進入加沙，ICRC無法獲得維持其在加沙開展工作所需的食品、藥品和救生物資，“提供民眾每日唯一餐食”的公共廚房項目只能維持數周時間。半島電視臺指出，由于正在蔓延的饑荒和營養不良，加沙有約29萬名兒童“瀕臨餓死”。ICRC公開警告稱，如果人道準入局勢仍無改觀，“屆時任何人道努力都無法挽救”。

國際組織的聲明，人道工作者的死亡，都沒有改變以色列政府的決策。然而，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矛盾公開化，在華盛頓的壓力下，以色列政府于開啟大規模地面入侵的5月18日同時宣布：時隔兩個多月后，重新允許“基本數量”的援助進入加沙。

據悉，這一次，一家有美國背景的“人道基金會”將負責相關援助的分配工作，初步將設置4、5個分配中心，由私人安保公司為分發工作提供安全保護。公開聲明中，該組織歡迎以色列政府的“臨時措施”，但據多家外媒報道，私下里，以色列官員和該組織人士都承認，目前的援助計劃遠遠無法滿足“基本需求”。

在國際法中，人道準入包含兩個方面：人道工作者接觸有需要的民眾并提供援助的能力，以及這些民眾獲取援助的能力。雖然有明確的人道法規則保障，但從加沙、烏克蘭到緬甸、蘇丹、剛果（金），人道準入的實現正變得愈發困難。

人道工作者在戰場上到底面臨怎樣的困境？實踐中是否有保障人道準入的“工具箱”？近日，《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ICRC主席中國事務個人特使史德林（Balthasar Staehelin）。史德林曾任ICRC中東和北非地區主任、ICRC副總干事，有豐富的一線人道事務經驗。他坦言，在戰火正酣時沖進去幫助他人，無異于“自殺”，但“在逆境中堅持不懈，是人道工作的一部分”。

史德林。圖/受訪者提供

對人道工作者的攻擊須得到關注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3月，加沙戰火重燃，包括聯合國車隊在內的人道目標多次遭到攻擊，ICRC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的辦公室也遭到了襲擊。你能否介紹下大致的情況，襲擊發生后ICRC還在加沙正常開展工作嗎？

史德林：我們在拉法有一個紅十字戰地醫院，以及一支從加沙歐洲醫院轉移來的戰地外科手術團隊。2025年3月24日，我們在拉法的辦事處遭到襲擊，盡管地點已明確標記并通知了各方。幸運的是，襲擊中沒有人受傷。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再次提醒各方：對人道、醫療工作者的攻擊必須得到關注。

目前，我們在加沙仍有許多工作人員。僅在過去一個月里，他們就為數百名傷患提供了手術服務。

在加沙的工作非常困難。人道準入問題，也就是讓人們所必需的基本物資進入加沙、讓人道工作者進入加沙的問題，一直面臨嚴峻的挑戰。加沙地帶的大多數建筑物已經遭到了嚴重破壞，這意味著，有時候，即使我們能把物資送進去，將它們有效分發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此外，在這場沖突中，加沙人口多次流離失所，一直無法在任何安全的環境中定居下來。在這一點上，此前沖突各方達成的短暫停火，對本地民眾而言是一種巨大的解脫，這也使得更多人道物資和人員得以進入。但現在，這一切都被破壞了。我想重申：我們需要的是持續的停火，持續的、不受阻礙的人道準入，直至滿足當地平民的需求。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全球正在發生的武裝沖突超過120起，波及超過60個國家。從加沙、烏克蘭到緬甸、蘇丹，人道工作者進入沖突地區的主要困難和挑戰是什么？

史德林：基本背景是，當我們在沖突地區開展人道行動時，戰爭不會停止，而且戰爭中的敵對行動往往試圖造成最大的破壞。這意味著，對人道工作的安全威脅是持續不斷且危及生命的。在戰火正酣時直接沖進去幫助他人，無異于“自殺”。

所以，我們必須等待戰斗暫停，或者說服交戰方暫時停止戰斗，或者至少向交戰方通報我們的行動。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向各方標明我們的人員、車輛及建筑物。以前這意味著在屋頂畫“紅十字”，但今天，戰爭已經不只依賴視覺識別。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建筑物在交戰方的“非打擊名單”上，確保各方都知道我們的GPS坐標。

當然，實際過程沒有這么簡單。沖突地區的政府并不總是希望人道工作者進入，他們會問“你們為什么要幫助反對我們的人？”。有的政府甚至禁止人道準入。另一方面，沖突地區的非國家武裝團體與犯罪組織之間的界限有時非常模糊，而且一個沖突局勢中可能涉及多個武裝團體。在如今的敘利亞，人道車隊有時需要經過隸屬于不同武裝派別的檢查站。為了確保每個團體都知道ICRC的到來，都得到不攻擊人道目標的指令，我們需要經歷非常復雜和漫長的談判。

2月15日，加沙地帶南部汗尤尼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工作人員在一次人質移交現場。圖/IC

謹慎使用“公開譴責”

《中國新聞周刊》：面對人道準入的重重難題，人道工作的組織者有自己的“工具箱”嗎？ICRC通常能說服不信任人道工作者的沖突方嗎？

史德林：首要任務是盡可能與各方溝通，說服他們接受人道工作者進入。對于沖突的任何一方來說，當它控制一個地區時，它應當確保該地區的民眾能獲得飲用水、食物和醫療服務，而人道工作者可以提供這些援助。有時，沖突方不歡迎人道工作者探視被拘留者，但他們又希望人道工作者去敵方探視己方的被俘人員，這就為我們的談判創造了條件。此外，對于非國家武裝團體，我們不僅直接與他們對話，也會嘗試和他們背后的、可能對他們產生影響的國家政府進行對話。

另一方面，人道工作者在行動中必須保持絕對、純粹的中立，行為必須連貫而一致。任何時候，人道工作者都不是在反對戰爭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不偏不倚地為所有各方的戰爭受難者提供幫助。

近年來，人道工作的中立原則面臨很大的爭議，但我想強調：中立對于人道工作來說，非常重要。在戰區工作時，我們從不用加強武裝安保的方式保證我們的安全。在此情況下，唯一真正保護我們的，就是“紅十字”。而即使“紅十字”是受法律保護的標志，它也只有在受到人們信任的情況下才能起到保護作用。建立并維持信任需要多年努力，但一旦你犯了任何錯誤，信任就會迅速消失。所以，我們必須極其謹慎，言行一致。

這是一場持續的斗爭，從來都不完美。但我認為，在逆境中堅持不懈，是人道工作的一部分。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進行軍事打擊時，我正擔任ICRC中東地區主任。當時許多國際組織都從伊拉克撤出了，但讓我自豪的是，我們決定留在伊拉克。

那段時期非常艱難，我們遭遇過襲擊，失去了一些優秀的同事，但我們也幫助了相當多的人。當時，我們考慮到城市戰爭的影響，預先在一些水利泵站安裝了發電機。我們還曾成功讓水利技術人員穿過火線，通過提前安置的發電機，保障了百萬居民的飲用水供應。

這個案例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在這些特殊時刻，因為能與各方保持溝通，我們就能對當地民眾的生存發揮重要作用。當然，我也有很多失敗的故事。我們能做的，我們被允許做的，往往遠遠達不到民眾所需，但我們有韌性和力量繼續前進。

《中國新聞周刊》：你強調了和各方進行對話的重要性。目前，在加沙，ICRC幾乎是唯一仍能就人道問題和沖突各方都保持溝通的機構。但今年3月，ICRC在一份“警告加沙人道危機惡化”的聲明中指出以色列尚未履行保障人道準入的法律義務。這種公開批評，是否意味著ICRC和以色列方面關于人道準入的非公開對話已經失敗了？未來，ICRC會越來越多地使用公開譴責的方式推進人道問題解決嗎？

史德林：的確，ICRC對當前加沙的人道準入問題公開表達了關切。通常而言，與相關方進行非公開對話，提請各方注意到形勢的惡化，并討論解決方案，是我們更愿意優先采取的政策。公開表達擔憂，不是我們的首選方案。

正如我們剛才討論的，ICRC是一個在戰爭中運作的機構，需要各方的信任來實現我們的人道使命。頻繁使用“公開譴責”，會讓事情變得高度政治化。戰區的情況總是相當微妙，有些事件的事實不清楚。有時人們會問：你為何譴責這起事件，而不譴責另一起事件？而且，看看今天世界各地的沖突地區，好戰情緒讓各方越來越不關心“公開譴責”，反倒是可能刺激到各交戰方。這和二三十年前非常不同。

所以，我們制定了具體政策，以明確我們在什么時候、根據怎樣的標準可以采取公開聲明的方式表達關切。這并不改變我們對于非公開對話的“偏愛”。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不會在沒有進行非公開接觸的持續努力的情況下，僅僅為了“感覺更好”（feel good）而公開表達我們的情緒。我們需要確認，這些聲明必須符合我們保護的群體的利益，以及是否能給當地民眾的處境帶來積極變化。

需要更有力的政治行動

《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歐美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粹主義的、不尊重國際法的領導人。你是否認為人道領導者可以說服這些更加民粹主義的政府，讓他們尊重和支持人道法規則？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政府將支持人道法規則作為政治優先事項。我們可以在國際法院相關案件的參與度及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的表決中看到這個趨勢。對于這些有意愿支持人道工作的政府，你希望他們具體采取哪些政治行動？

史德林：很難推測不同領導人的不同行為，但我想指出的是，在沖突中，好戰情緒總是高漲，各方總是會產生很多指責和不信任。因此，說服沖突方從來都不容易。而且，無論采取怎樣的措施，ICRC都不可能單獨確保《日內瓦公約》所規定的人道法規則得到遵守和執行。

作為目前全球認可度最高的國際公約體系之一，《日內瓦公約》在第一條就規定：“各締約國承諾在一切情況下尊重本公約并保證本公約之被尊重。”這意味著，各國都有義務在《日內瓦公約》體系下“相互問責”，推動其他國家更尊重公約。這不僅包括簡單的公開聲明，也包括更具體的政治支持。

更具體而言，我認為各國政府最有能力影響的，是和他們關系較好的那些國家。我們現在看到，一些交戰政府對國際人道法的解釋越來越包容和靈活，認為其武裝人員違反人道法的行為事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們需要推動人道法在所有情況都被一致地、忠實地適用，而不是被政治化，只有在和自己的政治議程同步時才得到適用。在這個問題上，各國政府應當影響自己的盟友，推動對人道法解釋的一致性。

在這方面，我們很高興地看到，2024年9月，中國、巴西、法國、約旦、哈薩克斯坦和南非與ICRC共同發起了一項全球倡議，并邀請各國加入倡議，以激勵國際社會對國際人道法做出政治承諾。

其次，各國政府可以以身作則，在和平時期完成國際人道法的國內適用程序。我們不能指望每一個士兵都熟悉《日內瓦公約》，但各國政府和軍方需要確保將人道法理念融入各自的軍事手冊和交戰規則中，融入軍隊的日常訓練中，并確保不尊重規則的行為能得到懲罰。

此外，人道準入的實現還有賴于和平時期的信息傳播，我們需要讓每個人都認識到人道的重要性。只有這樣，當戰爭發生時，即使是那些沒有得到培訓和指令的武裝人員，當他們看到一輛卡車上有紅十字標識時，他也會感到猶豫，不敢直接開槍。

最后，各國政府需要推動解決沖突、實現和平的政治行動。現在，全球正在發生的國際性和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有120余場，這絕對是二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數據。不僅沖突的數量在增加，沖突的烈度也在加劇，很少有沖突能得到和平解決。在剛果（金）、也門、蘇丹、巴勒斯坦等地區，我們看到持續數十年的沖突。某一段時期，敵對活動的強度不大，但只要沖突沒有結束，戰爭隨時可能再次爆發。

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需要找到新的結束沖突的辦法。這顯然需要更有力的政治行動。有觀點認為，國際法是“沒有牙齒”的法律。但我認為，在法律層面上，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各國都有豐富的國際法“武器庫”可以使用。問題在于，當前地緣政治分裂嚴重，國際社會和多邊機制缺乏凝聚力。讓各方回到尊重國際法、人道法的道路上，非常困難。各國必須認識到，當前的情形是“有害”的。陷入沖突的國家數量如此之多，我們不能放任這一情形持續。

記者：曹然 霍思伊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