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首次審議。生態環境法典是繼民法典之后，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文件。4月30日，《草案》正式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標志著生態環境法典編纂邁出關鍵一步。

為何要編纂法典？《草案》有何特點？又將會為生態環境領域帶來哪些改變？記者圍繞這些問題采訪了相關全國政協委員及專家。

應時代所需

“法典是國家立法的高級形式，最大特點就是集大成、成系統，需要比一般立法更為嚴苛的立法條件。”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呂忠梅是《草案》編纂參與者和專家團隊牽頭人，她解釋說，充分的理論準備、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深厚的立法積淀等，是法典編纂的必備條件。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監事長王燦發從1988年以來參加了我國大多數涉及環境法律、法規的起草和意見征求。他回憶說，其實在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頒布后，第二部法典應當定位在哪一個法律部門，也曾經有過不同的主張：有人認為應當是行政法典，也有的主張制定勞動法典、教育法典等，但黨中央最后確定制定生態環境法典，并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

王燦發分析，這是基于以下幾個因素：一是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美麗中國建設、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重要舉措。自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以來，生態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臺頻度之密、監管執法尺度之嚴、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這種局面的保持和進一步推進，需要通過制定生態環境法典這種全面、系統、完整的立法予以保障。

二是將現有眾多生態環境保護法律系統化并增強協同性的需要。據統計，近年來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大量增加，僅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的法律就有30多部，再加上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總數達到上千部。但這眾多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也存在內容相互交叉、重疊與矛盾等問題。同時，一些領域尚未得到充分規范或存在法律空白。法典的編纂可以對這些薄弱環節進行補充和完善。

三是我國已經具備生態環境法典理論研究與實踐的堅實基礎。除了生態環境保護已經有大量的法律、法規這個條件外，還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思路、重大原則、目標任務、路徑方法作出的全面謀劃，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2021年，環境法學界經過深入研究，出版了《生態環境法典專家建議稿及說明》，這是其他法律學科所沒有的。同時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法學分會組織專家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環境法法典化的專題研究和研討會，也為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提供了堅實的學術理論基礎。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潘碧靈曾參加了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2024年年會暨2024年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理論與實踐”主題研討會。當時，400位專家學者共同為編纂法典貢獻智慧和力量。在潘碧靈看來，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進一步健全生態環境領域的立法，為加快完善和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提供堅強保障。因此，迫切需要通過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方式加以完善，促進實現從環境保護綜合法到生態環境法典總則的“升級”，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良法”保障。

“適度法典化” 保持開放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草案作說明時表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目前采取了“適度法典化”的模式，構建了總則編、污染防治編、生態保護編、綠色低碳發展編、法律責任和附則編的五編結構，共1188條。

草案的編纂工作分三類情況處理：

第一類情況，將現行的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清潔生產促進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噪聲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經編訂纂修，全部納入生態環境法典。法典編纂出臺后，上述法律不再保留。

第二類情況，將現行有關流域、區域、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等生態要素、生態系統方面和循環經濟、節約能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規范，擇其要旨要則納入或者體現到生態環境法典之中。這些法律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出臺后將繼續保留，因此，法典相關規定內容需要統籌協調，并保持一定的開放性、兼容性。

第三類情況，適當考慮應對氣候變化、碳達峰碳中和、綠色低碳發展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就此作出一些原則性、引領性規定，為今后我國相關法律制度建設和實踐發展確定原則、奠定基礎、留有空間，以體現法典的時代性、前瞻性。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監事長遲日大解釋說，這是綜合考慮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體系、理論研究現狀和工作實踐情況的結果。即選擇單行法與法典共存互補的方式，并做到以法典為主，以單行法為輔，保證法典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時代對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要求。在保證環境法典內部穩定性的同時高度重視法典的靈活性，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對現行環境法律規范進行整合，規定可以統領全局和普遍適用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則、管理體例和引領性制度等內容，消除各單行法之間沖突和重疊的部分；同時保留環境單行法用以規范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安全風險大的復雜環境事務，對環境法典起到補充、完善和具體化的作用。

例如，《草案》的一個亮點是：首次將“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這篇以循環經濟促進法、節約能源法等法律制度規范為編纂基礎，其中不少法律的制定時間較早。編纂時需對現行法進行較大幅度編訂，同時對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綠色發展的新經驗作出總結提煉。因此，編纂方式主要體現為“集成升華”。

呂忠梅說，“從效果看，這一編富有前瞻性、創新性，向全世界集中展示了中國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成功路徑。”

推動生態環境法治質效躍升

在王燦發看來，生態環境法典作為一部高位階的法律，需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不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這樣就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它能夠為生態環境領域的具體立法和執法提供明確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框架，使生態環境法律制度更加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尊重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治氛圍，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效開展。

這些影響具體體現在：在立法方面，生態環境法律的數量將明顯減少，但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會有所增加。原因在于法典的綜合性和統一性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不同地方的特點，需要各地根據法典的規定制定實施法規和規章。

在執法方面，將減少因法律規定不明確或沖突導致的執法爭議，提高執法的準確性和效率。各部門的執法職責也更加明確，能夠促進部門間的協調與配合，形成執法合力，避免職責不清導致的推諉扯皮現象。

在實踐方面，將會從整體上對生態環境進行系統保護，改變過去對不同環境要素分散保護的模式，強調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關聯性，實現對大氣、水、土壤、生物多樣性等的綜合保護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協同治理。引導和激勵企業、社會公眾踐行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動經濟社會向綠色低碳轉型，從源頭上減少生態環境破壞和污染排放，最終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美麗中國建設進程。

除了國內的影響，遲日大指出，一部先進的綜合性生態環境法典可以展示中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法治成就和積極態度，提升中國在國際環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參與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規則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撐。《草案》以國際視野審視中國的環境法律問題，統籌國際國內法治的優勢，積極推動全球環境治理的改革創新，為國際環境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比如，在應對氣候變化章節中，《草案》對開展國際合作，參與、貢獻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加強氣候變化領域的人才隊伍建設和技術交流合作等方面內容作出規定，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承諾以及履約需求等。

據了解，此次審議整體的法典草案后，將分拆為若干單元“滾動”審議并修改完善。按照時間服從質量的要求，穩步、有序推進法典編纂。

我們期待，通過法典的完善，將不斷增強我國生態環境法律制度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更加完備的生態環境法治保障。

內容來源 | 中國政法大學新聞網，據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