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臨汾市，有中國唯一一所專門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的全日制學校。62歲的郭小平是這所學校的創辦者。從20年前的愛心小課堂，到如今的紅絲帶學校，90多名先后在此就讀的學生，在各自的歲月里，與郭小平一起前行，總臺記者記錄了他們互相陪伴的旅程，請聽特別報道《我們的三次相遇》。

他們的第一次相遇，在傳染病醫院。那時，郭小平是院長，翠翠是病人。

翠翠年少時，很多次想象過這樣的場景。

翠翠：“我有一個愿望，我想穿著白白的裙子，然后穿一雙紅色的皮鞋，把我靜靜地放在棺材里。我覺得我不配在陽光下生活，活一天是一天的感覺吧?！?/p>

多年以后，身穿嫁衣，腳踩繡鞋，身邊是愛自己的新郎，身后是疼她的伯伯：郭小平。這是翠翠從來沒敢想過的。28歲的她，感染艾滋病毒28年。母親給了她生命，也給了她這種至今都無法治愈的病痛。得知媽媽確診艾滋病那年，翠翠剛剛背起書包擠進教室。

翠翠：“因為當時我在我們當地也上一年級了。村里的小孩都指著我說，你是艾滋病，還朝你吐唾沫什么的。還有老師就會把你安排到角落里。后來有一次是我們村里的校長跟我爸聊天，說是你家的孩子不能在我們學校讀書了，如果再讀書的話，就沒有學生去這個學校上了。”

翠翠只好回家，等待一個能給她治病的醫生，或者一所可以接納她的學校。

62歲的郭小平，生在山西省臨汾市鄉寧縣的一個農民家庭。讀大學之前，他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一名醫生。

郭小平：“我沒想過我會搞醫。那時候我們考學校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能夠轉成城市戶口。城市戶口一個月就有幾十斤糧，農村戶口就沒有，學校一畢業你就分配工作了，我就分配到鄉鎮醫院了?！?/p>

臨汾紅絲帶學校創始人 郭小平（紅絲帶學校供圖）

從鄉鎮到縣城，從縣城到市里，2000年前后，他已經是山西省臨汾市傳染病醫院的院長。在2003年的一次門診上，郭小平見到了此前從未收治過的病人。

郭小平：“很瘦，臉上也很黑，我們的醫生、護士，包括我都是很茫然的，因為當時沒見過。那是第一次接觸艾滋病病人。第一個病人來了以后很快就來了好幾個類似的病人。我們當時對癥治療，又沒有抗病毒藥，很快地就派醫護人員到北京佑安醫院學習?！?/p>

非典后騰出來的隔離病房，涌入了一批新的病人，病毒攜帶著貧窮，在他們身上潛伏、傳播、惡化。

郭小平：“因為很多醫院都不查這一項，來的病人都是經過多個地方看病，怎么都看不好。確實已經是家徒四壁，根本沒有錢了。我們這地方艾滋病都是輸血感染的，賣血來錢快，實際根子還是窮。看著病人也掏不起錢，那非典隔離病區也空下了，在那兒成本也低一點，我們就免費治療。很快，很多病人就來我們這兒了治療了。治療中間就有一家人來的，比如說爸媽、孩子都有問題了，都在這治療了。”

這些感染艾滋病的家庭中，就有翠翠和她的母親。2004年，病情嚴重的翠翠，被送到郭小平所在的醫院。

翠翠：“當時來的時候比較重，CD4只有一點點，病毒載量很高。因為當時也沒有抗病毒藥物，我好像治不好了。然后郭伯伯跟醫生說，治不好也得給我治?！?/p>

2004年，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相遇，后來，病區變成學校，院長變成校長，病人成了學生。

在那個年代，即便是在傳染病醫院，艾滋病人也很難為環境所容。

郭小平：“當時人們對艾滋病病人的眼光不一樣，你比如我們醫院住的乙肝病人、結核病人，他覺得他很有優越感，艾滋病好像就低人一等。艾滋病人自己也害怕，別人把這個人歧視到了一定的程度上，他自己也歧視自己?！?/p>

郭小平：“包括翠翠，她的親媽也是在這治療的，沒有抗病毒的藥，所以她母親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就剩下這孩子。她反正是這兩天對癥治療，好一點就得出院，過兩天又病了，又得住院，這么反反復復的，最后，家里面剩下叔叔、姑姑、姨姨這些，家里面人家也不接了?！?/p>

感染艾滋病毒的翠翠們，留在了醫院。治，也治不好；送，又送不掉，郭小平這個醫生，也犯難。

郭小平：“這個孩子在社會上沒有父母，他死了吧，治療盡了心了。問題是現在咱治療了以后孩子好好地活著呢，你把他扔了？丟出去以后，放棄就等于死亡。小孩都六七歲，所以我說，活活的一條命，誰家孩子不是孩子？！”

這些活潑好動的小生命，本不屬于這里。病情好轉時，他們頑皮打鬧，郭小平這個院長，也頭疼。

郭小平：“這些孩子家里面不要了，在病區里面鬧得不行，跑得不行?！?/p>

更讓他為難的，是一位媽媽的最后托付。

郭小平：“他媽去世的時候，他在床邊呢，他媽一直拉著孩子的手，把手往我跟前拉，我就知道他媽那意思。從他媽手里接過娃的手，把娃拉出來，不想讓孩子看著他媽咽氣。停了一會，我那護士出來了跟我說，走了?！?/p>

從媽媽手里接過孩子，郭小平的手，也無處安放。

郭小平：“我就問這娃，我說你想干啥呢？娃說，我想類似于學習，類似于說是我想跟其他孩子一樣在一塊玩?！?/p>

上過學的翠翠最清楚，那個愿望是什么。

翠翠：“2004年應該快2005年了吧，就是我們的病情差不多穩定一點了，然后郭伯伯問我，你最想要什么樣的愿望，我就說我想上學。”

多年后再回想紅絲帶學校的雛形，郭小平承認，當時，只是權宜之計。

郭小平：“也不知道孩子究竟能活幾天，讓孩子高興一點。咱弄個愛心小課堂，這些孩子一邊上學一邊治療著。那時候對他們不敢抱太多的未來，連他們的生死都不知道，你對他們的未來抱的希望越大，你的失望越大。我有飯吃他也有飯吃。我活著，他活著。明天，沒想！”

設個“愛心小課堂”，醫院的管理層中，反對的是多數。

郭小平：“開會大家說辦學校不合適的，反正大家都不太樂意，誰能愿意多干活呢？大家都是工作，我就是為了掙點錢，你弄這個干啥？醫院里面各種說法都有。這時候我就說大家也別吵了，我說這事情就這么定下來。你碰見這事了，你不弄，這孩子你往哪放呢？搞醫的人就是為了救命，咱們稍微付出一點點，幾條生命就回來了。騰了一間病房，弄了幾個課桌，弄了一塊黑板，黑板一個角還沒有，小課堂就那么弄起來。”

愛心小課堂（紅絲帶學校供圖）

記者：“都是護士給他們上課？”

郭小平：“護士和醫生，下夜班之后給孩子們上課。吃飯吧，因為醫護人員也做飯了，吃一點就行了。他媽是你的病人，他孩子又有這病，又在那種特殊環境下，無意中觸發人很多東西。本來這孩子在家里面，父母去世了，家里面就沒地方放，像叔叔這些都聽說了，就往這兒送。送著送著，到了2006年的時候就有八個孩子了?！?/p>

就在小課堂快要裝不下孩子們的時候，2006年，專門針對兒童的抗病毒藥物終于上市，孩子們試用了一年多，有效。郭小平手寫了一塊“紅絲帶小學”的校牌，掛在病區門口，但招聘老師，成了這個“小學”的第一個難題。

郭小平：“當時不是咱招聘老師，是老師選咱。當時只要人家來就行，在黑板上能寫幾個字，算術別給咱弄得錯得太多了就行，我記得最多的一個老師待了一年吧。后來人家結婚了，對方說你要在這兒，我就不跟你結婚，他就離開這學校了。”

那時的郭小平，還身兼臨汾市中醫醫院和傳染病醫院兩家院長。這位院長兼校長，在病人和學生之間穿梭奔忙。

翠翠：“他特別地寵愛孩子。我們那年搞了一個晚會，就在教室里面，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他就把我抱住，然后他就哭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好像就是他累。”

記者：“為什么他擁抱你，你反而覺得他累呢？”

翠翠：“因為那個時候，他是院長，也挺不容易的。”

郭小平和孩子們玩耍（紅絲帶學校供圖）

郭小平：“有時候也疲憊，也累。到了你最覺得無助的時候，你得想著這些孩子。如果我不堅持的話，他們的學就沒得上，他們的命就沒了。我覺得有時候人需要一種心理的支撐，就有這么多孩子，一天想著，有個奔頭?！?/p>

意外的是，這樣的孩子們，居然也有“明天”。

郭小平：“原來咱們想著還不知道孩子能活幾天，就不考慮畢業證的問題，也不考慮他們再進一步上學的問題。前面我們也跟政府反復溝通，能不能批準正式學校，批準正式的學校就能發畢業證了。眼看到2010年的時候，批復成立正式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學校，叫“臨汾紅絲帶學校”，又給了我們一些編制，所以說，這學校就能招下老師了。就一步一步，就這么走下來了?！?/p>

他們的第二次相遇，在紅絲帶學校。那時，郭小平是家長，翠翠是孩子。

一切本不會發生——如果不是免費治療引來更多的病人，就不會遇到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如果在眾人反對設立“愛心小課堂”時放棄了，等不到藥品上市的孩子們，可能會在某個角落度過短暫的余生；如果沒有辭去兩家院長，專心投入到孩子們的高考，這些孩子就很難走向社會。但是，郭小平讓一切發生了。

郭小平：“我辭醫院院長，我是2014年開始想這件事，2015年那時候就是非辭不行了，因為我孩子要高考了。他們上高中以后，早上五六點鐘就要早讀，晚自習，晚上九點多下自習，老師回到市里面10點多，老師根本做不到。我就說干脆把醫院辭了，不干了，我給弄學校去?！?/p>

記者：“那當時就沒想過，找一個人專門做這個校長？”

郭小平：“那時候人們都害怕這病，沒人跟我爭這紅絲帶學校。早上他一宣布，宣布完我就到學校，我就再也不想醫院的事了，我就開始謀劃我的高考了。”

“這家伙的腦子出了問題”——這是身邊很多朋友當時的看法。郭小平想得很清楚，辭職，讓他敢于敞開校門。

郭小平：“我把醫院辭掉以后，來的孩子我就敢收，第一個我有方法讓他活著，我有藥；第二個我有精力了。所以緊接著到2016年的時候我就有31個孩子了。丟掉兩個院長，換來這么多孩子的生命，我覺得還有比這性價比更高的？沒有比這性價比更高的！”

高考的夢想，逐漸清晰，逐漸真實。但，真實的分量有多重？在第一批學生當中，翠翠可能最先意識到，高考對于他們這些艾滋病毒感染者，意味著什么。想到離開紅絲帶學校直面社會，年幼時的經歷是一顆種子，在翠翠心里瘋長。

翠翠：“我內心很渴望是普通人，但是由于我自己是這個感染者身份，心態又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去處理這個事情。到現在為止吧，我去公交站臺等公交的時候，有人在我旁邊吐了個唾沫，我都覺得，唉，反正是不好受?！?/p>

記者：“會想起來小時候？”

翠翠：“對，會想起來?！?/p>

翠翠：“當院長的時候他好像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照顧我們，但是他當了校長之后，每天都會來，也會想著帶我們出去玩，見一見外面的世界，好像更關注我們的心理狀態吧，就想讓我們身心都健康?！?/p>

郭小平：“這些孩子當時需要的物質方面的東西，他們需求量并不大，這些孩子需要的是陪伴。”

翠翠：“我有一段時間很叛逆，我經常偷偷地扔藥，我自己感覺我好像活不了那么久。”

郭小平：“我就跟他們講，咱有這種病，是！就沒這種病，人的壽命也是有長有短的。你現在才十幾歲，老要預料你80歲怎么樣。老了有老了的辦法！咱把咱每一天做得很精彩，就可以了。我把現在做好，今天是明天的基礎，我把今天做好，我明天的基礎打得是好的……”

郭小平陪伴孩子們（紅絲帶學校供圖）

那些年，在翠翠的記憶里，有迷茫，有厭棄，也有頭一回和別人同吃一碗飯的味道。

翠翠：“郭伯伯吃了我碗里吃過的東西?！?/strong>

記者：“這個事很不尋常嗎？”

翠翠：“可是當時就沒有人能做到呀。感覺被認可了。就是沒有人嫌棄我。”

每年的5月26日，是“國際艾滋病反歧視午餐日”（紅絲帶學校供圖）

2017年的第一天，即將高考的孩子們，送給郭小平一份特別的新年禮物。

翠翠：“那次元旦的時候，想寫一首詩送給郭伯伯。跟郭伯伯生活了這么多年，突然就要分開了，就有點舍不得。最后覺得我們在這兒這么多年，也沒有給郭伯伯留下什么。我們幾個學生就一人一句，一起寫了一首詩?！?/p>

圖片6孩子們為郭小平準備的詩朗誦（紅絲帶學校供圖）

學生們：“我們盼望著這一天，更害怕這一天，我們害怕以后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請允許我們叫您一聲：爸爸，我愛你……”

郭小平：“我說，那不行。叫伯伯就行。雖然父母去世了，人家是有親爹親媽的。沒必要讓孩子們感覺到為了報答你，就給你安個爸，不要給孩子這種壓力。一定讓它各歸各位，我的位置就是孩子們的一個影子，他有時候偶爾做一些不太合適的事的時候，他心里面還一閃，呀，郭伯伯當時候說過啥話，可能就能夠規避他一次犯錯誤的傾向?！?/p>

校長變成家長，病人成了家人。紅絲帶把郭小平和翠翠們系在一起。這是他們的第二次相遇。

把孩子們護在“翅膀”下的郭小平知道，放手，是早晚的事兒。2017年6月，第一批孩子們走進考場。那一年，16個孩子，有15個考上了大學。

翠翠：從這里畢業后要去外面讀書，郭伯伯害怕我們不會處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給我們報了一個培訓班，（比如）在學校如果受傷了，你的同學特別熱情地說我幫你弄，你應該怎么處理……

高考后的暑假，郭小平給孩子們報了培訓班，教他們如何在不暴露感染者身份的情況下，與大學同學友好相處。在其他家長為孩子準備大學用品的時候，郭小平給他們上的第一課，是如何隱瞞。

郭小平：“不隱瞞也不行，就算學校能行，別的家長也不行。他就肯定得躲著別人吃藥了，也跟他們說把那藥瓶，換一種藥瓶。隱瞞本身對自己來說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也不是說教孩子們說假話，是我沒必要告訴你，這疾病是我自己的隱私。再一個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藥吃好。再囑咐你們一句，你們已經是受害者了，不要再制造受害者。你幫助社會，這看你的能力大小。但是不傷害別人，不傷害社會，這是你的底線?！?/p>

郭小平相信，孩子們不會傳播這種痛苦；但他不敢去賭，同學們會正常對待他的孩子。

翠翠：“那年去座談會，之后，有個家長說，我都知道我自己孩子上學的地方有一個感染者身份了，我為什么還要把我孩子送過去？我能那么相信你嗎？你也是個孩子，你知道你不傳染給別人嗎？說得很痛我自己（的）心，我好像除了哭，沒有別的?！?/p>

翠翠有沉默的理由，她以為，會和室友們相安無事地度過大學生活，直到她藏好的那瓶藥，因為一次意外而暴露。

翠翠：“我出去買飯去了，我的大學室友幫我疊被子，發現我的藥就在旁邊嘛。我也知道她發現了，但是我覺得人家已經知道了，還是有必要給人家說一下，然后我倆就躺在她的床鋪上，我就給她說，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是艾滋病的話，你對我有什么看法嗎？然后她抱著我就哭了?！?/p>

這是害怕？是同情？還是接納？大學畢業前，翠翠不敢面對的這個問題，有了答案。

翠翠：“出來實習的時候，我另外三個室友在百度上查我的名字呢，然后就查到我的視頻。那天我很難過，我說畢業了畢業了讓她們全知道了，我還想的是要一下那個檢測試劑，讓她們檢測一下，就說你看你跟我也生活了三年，你們肯定也沒有事。我的意思是，我也會保護你們。我不會惡意傳染給你們什么的，然后我還一直在想怎么說。終于熬到了下班，下班的路上，她們就說，那個視頻侵犯了你的肖像權，那個故事肯定是隨便給你安的，怎么怎么樣。她們其實是知道的。”

如果說紅絲帶學校教給翠翠的最后一課，是如何穿上偽裝，隱藏自己，編織更安全的繭房；那么，大學校園教給她的最后一課，就是如何脫下保護色，接納自己，擁抱更寬廣的世界。

病區、學校、陽光房，2023年5月26號，這里擠滿了陌生人的祝福。在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的見證下，翠翠結婚了。丈夫是紅絲帶學校的同學；郭小平是婆家人，也是娘家人?；槎Y前，郭小平按照習俗，以翠翠家長的身份，給新人送來被褥。

郭小平：“沒有想到說，我們的孩子還能有了今天，還有這么熱鬧的場所能夠結婚，沒有想到。從理論上講也好，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也好，這個孩子現在應該是不存在的。現在不僅活下來了，在他這個環境里面還是一個佼佼者。仿佛是在做夢一樣，還有一點自己偷著樂的那種感覺?！?/p>

翠翠婚禮現場（紅絲帶學校供圖）

翠翠婚禮現場（左起小凡、翠翠、劉麗萍、郭小平。紅絲帶學校供圖）

小時候在小賣部買糖吃，老板害怕翠翠遞來的錢上有病毒，把糖放在柜臺上，沒要錢。

二十年過去，他們想悄悄品嘗屬于自己的甜蜜，臺下的陌生人，卻持久地為他們鼓掌。

翠翠本想借著自己的婚禮，向大家說點什么，準備了很久的發言內容，站在臺上，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他們的第三次相遇，在紅絲帶學校。那時，郭小平是校長，翠翠是老師。

誰能確切地知道未來是什么樣子？

年幼時，翠翠吐藥、扔藥，一度產生了耐藥性，那時的未來似乎就是無藥可治。

年少時，翠翠想做一名老師，又不得不接受現實。

但2022年，翠翠辭掉原先的計算機工作，回到了紅絲帶學校。

翠翠：“郭伯伯就跟我說，那你要不要回來紅絲帶學校??？幫助你的弟弟妹妹們？我說，我回去能干個啥呢？他說你這以前也不吃藥，也不那個啥，這些經驗不得傳授一下你的弟弟妹妹們？”

翠翠真的成了一名老師。

翠翠：“我是他們大姐姐嘛。我給他們說的是：你們的出身，你沒有辦法選擇，但是你們未來的日子要怎么樣過，你們可以選擇。你不能總是在角落里害怕自己被發現。人嘛，大大方方活著，是給自己活，又不是給別人活?！?/p>

學生變成老師，校長成了同事。2022年，這是他們的第三次相遇。

翠翠：“我感覺我是個幸運兒，雖然你童年是在與病毒抗爭，但是每個人生都不一樣，體驗不一樣。我原來感覺我好像活不了那么久，后來，體驗過大學校園之后，后來我結了婚，覺得自己的命，很長?！?/p>

有的孩子參加工作，有的孩子讀研究生，有的孩子合伙創辦了公司，也有的孩子結婚生子。逢年過節，他們把下一代領到郭伯伯跟前，喊一聲“郭爺爺”。

郭小平：“前頭那倆孩子結婚，孩子人家就領著經常來。生孩子做母嬰阻斷，孩子是健康的。一個都七歲了，一個不到一歲。我們有三對結婚的，另一半都是感染者。有談對象的不是感染者的，互相都知道。沒結婚但是一直處著嘞?！?/p>

記者：“你鼓勵每個孩子去談婚論嫁，延續下一代？”

郭小平：“我鼓勵，因為我們完全可以生一個健康的孩子?！?/p>

郭小平和翠翠都記得，2004年在病房里的那次相遇，站在當時的起點上，他們都沒有面對明天的勇氣。如今，郭小平說，他好像能看到和紅絲帶告別的那一天。

郭小平：“紅絲帶學校將來沒有了更好，沒有了說明我們的孩子能融入普通學校了，更有可能說明我們沒有這種疾病了，這是最好的。”

62歲了，郭小平覺得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盼頭。

郭小平：“去年到今年冬天，我中藥一用，我的孩子沒有感冒，我就感覺到，這就是很大的事；一個女孩在普通高中里頭，她在班里面考試第一；前四五天吧，一個孩子說，我15號要結婚了，誒，這就是喜訊。等人家回來過年的時候，這就想過年吃個啥，喝個啥，怎么去玩去，這心里面就有希望，有盼頭，人總有個盼頭嘛?！?/p>

記者：“很富有，您很富有。”

郭小平：“嗯，我也覺得我挺富的?！?/p>

郭小平：“因為我們是用生命走過來一段歷程。他見我的時候，把他的生命寄托于我；我見他的時候，已經注定我要承擔他生命的這種責任。”

郭小平很多次想象過這樣的場景：

郭小平：“將近一百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最后一程，給我送行，我覺得那個場景是很壯觀的。我就感覺到，人一輩子走完了，到最后自己走的時候很無憾，沒有再比這件事更讓人能夠賞心悅目的事了?！?/p>

郭小平和孩子們在一起（紅絲帶學校供圖）

“我叫翠翠，今年28歲了，我來到紅絲帶學校已經有20多年了”

“我叫李文濤，今年15歲，我來學校八年了”

“我叫安平，來自北京”

“我叫陳恩慈，我來自廣東”

“我叫馬公果，來自四川”

“我叫火機，我把這個學校當作第二個我的家”

“我叫馬爾西”

“我叫莫石阿呷”

“我叫紅石，長大以后做醫生，可以救人?！?/p>

來源：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