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運動”爆發后，最苦最累的當屬周恩來，江青一伙為了奪權，對他進行了輪番圍攻和種種誹謗。

周恩來

1966年9月，周恩來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商量后，決定盡快制定關于工廠、農村進行“運動”的有關規定，重申工廠、農村原則上不開展“運動”，以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周恩來還要求陶鑄組織起草一篇強調革命不能影響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

周恩來和陶鑄的行動卻引起了江青的不滿，在一次中央的碰頭會上，江青向周恩來發難：“你總是生產、生產，你只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分辯道：“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聽后大怒：“你一貫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

周恩來平心靜氣地解釋說：“你說的不是事實。除了‘運動’，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運動’，也還有許多具體事務。毛主席接見1000多萬紅衛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沒管一個，都是各部、北京市、軍隊安排的嘛！”

江青聽后啞然，隨即又指責道：“你這個也不讓批，那個也不讓斗，你的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你不相信群眾！”

周恩來終于火了：“你們敢保證嗎？已經逼死的，你們誰出來做個交待？再逼死人，誰負責？”江青啞口無言，氣得撒潑而去。

“運動”時期，那些陰謀家、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驗是：一個人如果因為建國后17年或在“運動”中犯了“資產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此人有“歷史問題”而被定為“特務”“叛徒”，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江青一伙在“運動”中打、殺、迫害老干部，實現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大伎倆，劉少奇、薄一波等領導人都是被他們用這種卑劣的手段“打倒”的。

在這場“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來也沒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他。

1967年夏天，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在查閱1932年上海的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國民族于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啟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當造反派頭子得知“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后，于5月12日將這一啟事的抄件送給了江青。

這個啟事是當年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的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誣蔑我黨和周恩來的事件，在黨的歷史上早已作了澄清，在1943年的延安整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匯報。此時江青卻如獲至寶，認為這是“打倒”周恩來的好材料，5月17日，他給林彪、周恩來、康生3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

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談。

當年作為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這個啟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所謂“伍豪脫黨啟事”的材料上寫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件事。”但此時此刻，當江青欲以這一事件置周恩來于死地時，康生卻裝聾作啞，不聲不吭！

江青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他在江青的信上憤然批道：

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云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周恩來深知，對江青一伙，僅僅進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5月19日，他放下手頭上的其他事情，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此事進行了詳細的解釋。

毛澤東和周恩來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后，在上面進行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很顯然，毛澤東沒有搭理江青的企圖。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伍豪等脫黨啟事”，毛澤東在1968年1月16日作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1968年1月，毛澤東又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偽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風、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并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