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這篇關于拜登的專欄文章值得讀一下

上個月，喬·拜登總統（Joe Biden）突然給我打了個電話。他心里有事。

那是在他因前列腺上發現小結節接受檢查、最終被確診為癌癥并于本周日公開這一消息的幾周前。“總統先生，怎么了？”我一邊走出華盛頓的一家餐廳，以便聽得更清楚，一邊問道，把家人留在了餐桌前。

拜登總統打電話的原因，是想談談“北約聯盟的未來”。

他告訴我，自己打算發表演講，提醒世人——數十年來，大西洋聯盟對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有多么重要，以及讓特朗普政府及其國會盟友冒險破壞這一聯盟，是多么瘋狂的想法。

他想和我交流一些觀點。他說過幾天會再打來，但我們再也沒有進行后續的談話——我猜，應該是癌癥讓他分身乏術了。

我今天不打算討論拜登是否應當更早退出2024年總統競選。事實上，在他與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辯論慘敗后，我就曾沉重地勸他退選。

之所以如此沉重，并不僅僅因為我們自2001年喀布爾（Kabul）陷落后一起去阿富汗（Afghanistan）出差而結識。

更重要的是，拜登對美國之于世界的重要性有著發自本能、牢不可破的直覺，而我對此感同身受。

拜登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哪怕他已無法像自己或我們所期待的那樣清晰表達，但這個信念在他內心早已根深蒂固——自1945年以來，世界之所以能成為今天這樣、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多人得以享有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正是因為美國曾經是那個值得信賴、負責任的美國。

那時的美國，是一個在國內致力于法治，在國際上始終踐行普世使命，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讓更多人生活在更自由、更民主、更體面、更健康環境下的國家。

所以當家人和朋友問起拜登打電話時說了什么，我的回答是：即便拜登有時表達不夠流暢、聲音因年邁變得微弱，但他對“美國最佳意義何在”以及“誰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誰必須一直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這種直覺與認知，比整個特朗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加起來都更深刻。

等這份直覺不在時，我們會無比懷念它。所以總統先生，我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復。無論您的聲音多么柔弱、步履多么蹣跚、內心多么疲憊，只要談到美國在世界上的使命，您都擁有如同二十歲年輕人般的本能與熱情。

我們需要聽到這種聲音——全世界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聽到這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