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世界，于我，除了遙遠還是遙遠。

第一次讀到她的小說，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收獲》雜志上的《傾城之戀》。讀時，很茫然，有點兒傻眼，久久回不過神來。可還是忍不住，讀了一遍，再讀一遍，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小說里的十里洋場，舊式大家庭，少爺小姐，還有上海和香港，離我都是遠而又遠。

很陌生。

出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我們，和張愛玲筆下的那個時代是非常隔膜的，沒有見識過繁華，也沒有念過幾本書。我自己呢，16歲就到農村插隊，17歲又跟著在北京讀高中的哥哥轉輾陜北，依舊還是插隊。連綿起伏的大山，阻斷了我們對外界的張望，堆積在心里的只有荒涼與苦寒，還有無法言說的恐懼。

大概就是因為阻斷，所以對張愛玲的文章深感陌生。而陌生，又讓我百般新奇。來來回回地讀，來來回回地想。

陌生的張愛玲和男作家們完全不同，男作家用異性的目光，寬容而理想地塑造溫和華美、無私奉獻的女性，有時不免憐香惜玉。張愛玲則不。

她寫的，如同她自己所說：男女之間的小事情。可那些小事情卻沒有牧歌式的抒情。她的筆下，女人頭頂的一方天，巴掌大，狹小，寬窄。心呢，也是狹小的，藏著虛榮和欲望，為一己之生存。把支撐著她們的虛榮與欲望拿走之后，人會變成什么樣子？她用近乎刻薄的筆，把人生混濁的一面，很耐心地剝開。整個香港炸毀了，而她卻在硝煙飄散之際，成全了一對平凡自私的夫妻。

不留情面，不溫情。犀利，透徹。還有她很獨特的語言，盤桓在心里，揮之不去。

之后，只要進書店，就搜尋張愛玲。最先找到的是上海書店的《流言》，是散文，薄薄的一本。張愛玲的散文，比她的小說更吸引我，仿佛在黃昏里與她相對而坐，聽她喃喃私語：她的身世，世態涼炎，她對音樂、繪畫、舞蹈、宗教等等一己之見，還有她對顏色、氣味、聲音的細微感受。她怎樣看“七月巧云”，怎樣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怎樣去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中的霓虹燈……那些文字，細碎，深遠。如同她自己寫母親在她5歲時離家之際的情景，像船艙玻璃上映著的海，有著無窮無盡的顛簸悲慟。

后來喜歡上散文，似乎就是因為張愛玲。

去北京出差，在舊書店里翻到《紫羅蘭》雜志合訂本，又在那里讀到：《沉香屑?第一爐香》。點擊閱讀張愛玲 | 沉香屑·第一爐香很想把厚厚的合訂本買下來，可囊中羞澀，只能站在那兒讀。沒過幾年，張愛玲的作品漸漸多了一點兒，我從書店一一撿拾，老師去香港，又特地請她幫我找尋張愛玲。老師給我帶回來《張愛玲資料大全》，欣喜若狂。

因為我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還是個文學編輯，于是就想若能編一套張愛玲文集多好，喜歡張愛玲的讀者，就不用像我這樣零零碎碎地去找，一套在握，盡覽無佘。這樣想也就這樣做了。報選題時，心里還是有點兒虛，畢竟張愛玲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52年）就去美國了，且離革命遠而又遠，她的小說散文與革命毫不沾邊。雖然國內零零散散出過幾本她的書，在我們同行中，知曉她、認可她的人也并不太多。盡管這樣，還是很認真地做了很多功課。平時不大會說話的我，在選題討論會上介紹選題時，競也洋洋灑灑說了一大通。

還是因為喜歡吧。

出乎我意料的卻是，選題很順利地通過了，上報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一經批準，就可以實際操作啦。

更讓我高興的則是，剛剛分配到我們出版社的是山東大學的研究生林敏，和我一個辦公室，她與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的于青是同門弟子。據小林說，于青和我一樣，也是個張迷，她在圖書司具體分管審核全國各個出版社的選題。小林很熱心地幫我聯系于青，于青呢，當即答應。

選題順湯順水地通過。

選題通過了，操作起來卻依舊困難重重。一是內容，二是版權。總覺得內容還是不夠全，沿著老師從香港帶回來的《張愛玲資料大全》一一查找，發現所能找到的小說散文里都有遺漏。很希望這套文集還是盡可能地將張愛玲的作品都收進來，特別是重要作品，當然是越全越好。于青很幫忙，陪著我去北京圖書館查找。北圖的資料很全，張愛玲的小說散文也有很多，但因都是解放前出版的，不外借，也不允許復印。

頭大！不知如何是好。我很有些喪氣。于青卻很樂觀：“肯定有辦法。”

我卻無法樂觀，問她什么辦法？

她笑日：“直接去找館長，開誠布公。”

行嗎？我還是有些擔心。我不能在北京久留，匆匆打道回府，就把這事交給了她。

她很快就有了頭緒。

周日，她就去了北圖。那天，館長室只副館長金宏達先生一人。金先生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學的是中文，“文革”后又讀了研，研究的是現代文學。自然，他對張愛玲很熟悉，有心得，還很有研究。

于青興沖沖地告訴我，她與金宏達先生溝通地很順暢，他答應幫忙，提供尚方寶劍。畢竟，是為出版社盡力，繁榮出版事業。

一顆懸著的心，終于放下。沒有想到競也還是順利，就像選題通過一樣。我很清楚自己的弱點，做具體編輯工作認真負責，還行。但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這些事情若沒有于青幫忙，還真是不行。于是，就想若能請她和金宏達先生作為此文集的編者，一定能夠推進文集早日問世。

在電話里與于青商量，她很爽快地就一口答應了，還興沖沖的說，金宏達先生的工作由她來做，估計不會有問題。

果然。

版權問題，隨之提上議事日程。那時，國內大多出版社對版權并不重視，已經出版的張愛玲散文大全和張愛玲的小說集，都是沒有得到授權的，我不希望我責編的這套文集也這樣。

于青和金宏達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他們幾經周折，找到當年曾給過張愛玲很多幫助的柯靈先生。柯靈先生很熱心，也很支持，當即請張愛玲的姑夫李開弟先生聯系在美國的張愛玲，請她授權。李開弟先生很高興，很快與遠隔重洋的張愛玲取得了聯系。前前后后，忙碌了幾個月。

我得到李開弟先生的地址時，已由忙碌的初夏轉而進入寒冷的冬天。正值新年前夕，大雪紛飛。冒雪前往上海，火車緩緩駛進上海站時，心情亦像紛飛的雪花，飄飄灑灑，想象不出李開弟是怎樣一個老人，也沒想好怎樣與他交談。

從張愛玲的散文中，讀到過她的姑姑，還看到過她與姑姑的合影。她姑姑也是高高的，長身玉立，鼻梁上架著眼鏡，很大氣。她姑姑曾和她母親一起，漂洋過海，去法國留學。后來，她姑姑回國后就沒有再出去，而她母親一直漂泊在外。在張愛玲的少年與青春時代，關照她最多的還是她姑姑，她和姑姑也最親。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就和姑姑住在一起。李開弟老先生現在就住在她姑姑在世時的公寓里，上海黃河路65號。

很冷的早晨，雪已經停了，太陽溫溫地掛在空中。我敲開門時，李開弟老先生坐在輪椅上，棉襖外面套著厚毛衣，正在吃早餐。很簡單的早餐：一小碗白米粥，一只小碟里放了一小塊淋了香油的白豆腐乳，另一只小碟里放了半個白面饅頭。

至今還記得那么清楚，就是因為簡單。簡單之外呢，還因為是好奇。不知那些閥閱門第的后人，怎樣過日子的？如同張愛玲所戲言，我們每個人都有向別人私生活偷偷瞄一眼的好奇心。

太陽從窗玻璃上照進來，屋子里干干凈凈，很清爽。兩只小沙發、窄窄的茶幾、寫字桌，還有一張大床，床上的被子疊得很整齊，進門是一個帶浴缸的衛生問。

我帶了照相機，但實在不敢冒昧地拿出來。

柯靈先生已經和李開弟老先生打過了招呼。我剛開口說我是安徽文藝出版社的，他便知道了我的來意。但并沒有直奔主題，而是和我聊天，很細瑣，就是從他面前的那碗白米粥白豆腐乳說起，直至張愛玲的姑姑，他已經去世的老伴。

他的老伴，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那也是一個傳奇。

她與李開弟先生相識于去法國的輪船上，那時她還很年輕，與她相伴的是張愛玲母親。廣闊無垠的海，漫長單調的旅程，他們開始不過是很禮貌地點頭打個招呼。接下來，相遇的次數多了，也就站在船舷邊，聊會兒天。

聊著聊著，就聊出了歡快，相遇恨晚。在張愛玲的筆下，她姑姑說話像發電報，很勁道，一句就是一句。那份幽默，卻是他人難比。和相通相知的人在一起，想必那電報也發得快。投緣。不過，他們也只是發乎于情，止乎于理。因為那時，李開弟先生已經有婚約。

然而，友J隋一直持續。

后來，張愛玲去港大讀書，她姑姑還曾托付李開弟做她的監護人，李開弟亦盡心盡力。

張愛玲姑姑嫁李開弟時，已經78歲，是在李開弟的妻子去世以后。那么漫長的等待，她的青春，在等待中花開花落。最后的溫暖，是在搖曳的秋風中，生命的尾端。

不過，等待中，她也沒有枯槁，不像大多女人，自怨自艾。一直活得很滋潤，也很自在，不靠男人，也不靠她那個曾經顯赫的家庭。張愛玲的獨立，還有那份從細小之處，享受生活的怡然自得，就是從她姑姑那兒傳承來的。一個人，獨處，安安靜靜，細細品味，吃與穿，還有窗外，時時變幻的風景。

令李開弟先生傷心的則是，張愛玲的姑姑還是先他而去。

第一次和李開弟先生交談，說得最多的就是張愛玲的姑姑。也許，他太悶了。我有點兒心急，好不容易等到他停下回憶，趕緊拿出事先擬好的合同。老先生讓我把合同留下，明天再來，他要仔細看看。

第二天去時，老先生已經吃過早飯，坐在輪椅上等我。合同，他沒有提出其他什么問題，只是覺得稿費太低了，他不能簽。千字才25元。我也覺得低，但是我們地方小社，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還沒有版稅一說，最高的稿酬千字30元。

我只得悻悻回到旅館，電話請示領導。

電話沒打通，分管領導外出開會去了。

想了又想，不能這樣拖下去，我自己先定，以社里的最高稿酬和李開弟老先生談，想辦法說服他。

雖然，30元千字的稿酬還是很低。我很耐心地向老先生講了我們地方出版社的為難之處，還有我這個普通編輯的為難之處。畢竟，我們是國內第一家想和張愛玲簽了約再出版她作品的出版社，簽約是對張愛玲最大的尊重。

來來回回，又經過幾次磨合。李開弟先生終于在合同上簽下了他的大名。而拿到合同的我，除了興奮，還是興奮，多坐了一會，又和李開弟老先生聊了一會兒天。告別時，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老先生是否知道張愛玲弟弟張子靜的地址，當然也很想見見他。

張子靜？

老先生看了看我，擺了擺手：“我們和他沒來往，不曉得。”

我也沒有再多問，知難而退。回旅館的路上，坐在公交車里，林立的高樓大廈從眼前一晃而過。也不知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蝸居在哪個角落里，想必他姐姐張愛玲離開大陸后，他的日子更加落寞而孤單，不會很好過。

雪停了，卻一直沒有融化。回到社里，第一件事就是向分管副社長匯報，磋商稿酬問題。千字30元？副社長笑我：“你也真敢簽，這可是我們社最高稿酬。”解釋了半天，他總算同意了。我也長長松了一口氣，趕緊把蓋了公章的合同寄回一份給李開弟老先生。

沒想到幾天后就收到老先生的回信，責備我做事太馬虎，我們社的公章應該蓋在兩頁紙合同的中縫，這樣才能防止做假，以免今后雙方因合同而產生歧義和矛盾。

我很吃驚，這么嚴謹？猛地想起，交談中，老先生曾告訴過我，他曾在外國銀行做過監理，嚴謹想必是他的職業習慣。而這職業習慣，直至如今。所以，張愛玲才很放心地請他代為簽約。

臉紅。老先生給馬馬虎虎的我上了一課。

我開始著手編輯，在編輯體例上，我有些猶豫。金宏達先生與于青，他們所定是：第一卷短篇小說，第二卷中篇小說，第三卷長篇小說，第四卷散文。（補充：四卷本出版后，我們又增加一本：《紅樓夢魘》。）而我自己，則特別喜歡張愛玲的散文，很想把散文作為第一卷。為此，我又去了一趟上海，去找柯靈先生，征求他的意見。

柯靈先生很溫和。在擠滿書櫥的不大書房里，他找出一本書，那上面有一篇他回憶張愛玲的文章——《遙寄張愛玲》，讓我讀一讀，也許會對張愛玲有些具體的了解。肯定也是看出我們這一代人與張愛玲的隔膜，畢竟我們和張愛玲所生長所生活的時代，隔山隔水。

他握著手中那杯清茶，思索了一會兒，語氣輕緩地對我說：“散文還是放在最后一卷合適。”

我還是心有不甘，反復喃喃，張愛玲的散文最吸引人。

他笑了，還是緩緩的：“放在最后，分量也最重啊！”

我釋然，亦豁然開朗。

匆匆讀了一遍《遙寄張愛玲》，問他可否把這篇也收進文集，柯靈先生還是很溫和地笑：“當然可以。”

文稿收集基本齊全了，與張愛玲的出版合同也簽了，剩下的則是瑣細的編輯工作，協調印制，與發行科的同志溝通決定印數。而這些則是我的日常工作，心里還是有數的。

但沒有料到的則是，那一段時間社里書稿很多，文集的排版安排不上，有點兒拖。我按捺不住，又去找那位分管副社長。副社長笑哈哈，根本沒往心里去：“你急什么？張愛玲文集又不是暢銷書，拖幾天有啥關系？！”

我急了：“張愛玲文集肯定暢銷，再拖黃花菜就涼啦！”

副社長依舊笑哈哈的：“我跟你打賭，如果張愛玲文集暢銷，我就用手當腳來走路！”

他沒好意思說他在地上爬。

說老實話，張愛玲文集是否能暢銷，我心里也沒有底。只是我自己是個挺堅定的張迷。避開他打的賭，我依舊緊著追問：“你說哪天能讓印制科發到廠里？”

他大概看我神情嚴肅，有點兒惱火的樣子，又笑了：“好，好，好，抓緊，這個星期內。如何？”

我一個勁地催，催下廠排版，催校對，催發行科報印數。第一版終于于1992年7月問世。前前后后，忙了兩年多。在我自己看來，第一版的張愛玲文集是不盡如人意的，因為匆忙。我這個責任編輯太想趕時間了。但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第一版問世，很快就一售而空，緊接著第二版，第三版，印數飛快增長。

那位要和我打賭的副社長，臉上樂開了花，不斷催促印制科的同志，抓緊安排下廠開印，快，再快一點兒。他當然沒有忘記他和我打的那個賭，我也沒忘。他不提，我也沒提，心照不宣。相逢一笑，抿相左。說心里話，我還是挺感謝他的。雖然，文集問世之前，他不看好，但也沒有阻攔。文集問世后，他一直是大開綠燈，很熱隋。

也許，太順的事，總會波瀾再起。

正當社里興興頭頭地忙著加印張愛玲文集時，臺灣皇冠出版社在文學報上發表申明，李開弟先生不再代理張愛玲作品版權事宜。張愛玲作品的版權全部由臺灣皇冠出版社代理。

很蒙。有點兒找不到北。

不久，皇冠出版社在大陸的律師代理到我們出版社來了。方知，張愛玲離開大陸后，先在香港，之后又去了美國，并不是很順利。1965年，張愛玲經香港朋友宋淇介紹，開始將舊作和新作陸續交由臺灣平鑫濤先生所辦的皇冠出版社。據律師說，皇冠出版社買下了她作品的所有版權，一直按期支付她稿酬。據止庵先生說，皇冠出版社跟張愛玲的關系，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出版社和作者的關系，而是一種供養關系。張愛玲在美國衣食無憂，安心讀書寫作，與皇冠出版社不無關系。

律師還說張愛玲曾向皇冠出版社婉轉地表達過她自己的歉意，承認自己所做不妥。

皇冠出版社要回張愛玲作品在大陸代理權，理所當然。

張愛玲沒有和皇冠溝通，請她姑夫代理她作品在大陸的出版權，除了疏忽，大抵還因為柯靈先生的熱情勸說，和她自己對家鄉故土的深深念想。一直漂泊在外的她，一定很孤獨。而孤獨中的她，對家鄉的懷念，一定千絲萬縷。且美國讀者，因為文化與生活背景乃至閱讀習慣的不同，并不怎樣接受她。張愛玲是個作家，她一定渴望更多讀者喜歡她，渴望家鄉的讀者可以再次讀到她的作品，她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

這是她最后的一點兒期盼。

又很巧，皇冠在大陸的代理律師是陜西人。聊天中得知我曾在陜北插過隊，便多了一份熱情，到底還算是半個老鄉吧。原本是問責的，后來競答應幫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社眾多領導乃至我這個普通編輯都很熱隋配合他的工作。

律師回到北京不久，一天突然給我來了個電話，說平鑫濤先生已抵達北京，建議我不妨來北京見見平鑫濤先生，爭取和皇冠出版社續約。

匆匆趕往北京。

是夏日里，清朗的早晨，賓館的咖啡廳。我和律師剛到，平鑫濤先生也如約而來。他與張愛玲、柯靈先生是同時代人，也是上了年紀的老人了，但看上去依舊氣宇軒昂。黑色的西裝，背挺直，頭發紋絲不亂。

他見到我，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絲吃驚。那天因為天熱，我穿了一件米白色的T恤衫，深紅色長裙。素面朝天。在陜北高原待了那么久，一慣都是素面朝天。是不是太隨意了一些？

或許還是因為其他什么？李開弟先生為何會與我們這么個地方小出版社簽約？而且是很落后的安徽。土。

我卻不這么認為，在心里暗暗地想，我們合肥可是張愛玲外曾祖父李鴻章的故鄉，張愛玲文集由我們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也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落座，律師點了咖啡，平鑫濤先生卻只要了一杯清茶。

幾句客套之后，我很小心也很拘謹地提出，皇冠出版社可不可以和我們社續約，我們社出版的張愛玲文集這幾年一直很暢銷，也得到讀者的認可與歡迎。當然讀者的認可與歡迎，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張愛玲作品本身的魅力。

平鑫濤先生未置可否，他說，他已經老了，大陸這塊已經決定由他的兒子陳平來做。我們可以和陳平聯系。

律師笑著補充，他有陳平先生的聯系電話。

在我與平鑫濤先生已交談一會兒時，律師小聲提醒我，另外北京的兩家出版社早已在一旁候著平鑫濤先生了。

起身握手告別時，我從包里掏出相機，猶豫地問平鑫濤先生可否合張影，他挺平和地點頭。

沒有在相機里留下李開弟先生和黃河路65號公寓，一直是我的遺感。

我們合影時，其他出版社的編輯就已經涌了過來。

走出咖啡廳，只覺得外邊的天空湛藍，藍得深遠而遼闊。續約仿佛很有希望，又仿佛很渺茫。

始料不及地卻是，命運突然就拐了個彎。

回到合肥不久，因為一個意外，我離開了文藝出版社，調到安徽科技出版社的《家庭與家教》雜志，改了行。張愛玲從此從我的職業生涯中淡出。但也沒有徹底淡出。有一天，文藝社轉給我一封從澳大利亞寄來的信。一個陌生人寫給我的。她自我介紹說她是40年代上海一個女作家的侄女，她和她姑姑現在都在澳大利亞，當她姑姑看到國內出版的《張愛玲文集》，很激動。她姑姑很愿意將她的文稿交由我編輯。

我很惆悵，也很茫然，不知該如何回復。

2005年，出版社改制，有了一個選擇提前退休的機會。非常欣喜，可以只拿錢，而不用再干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提前退休。之后呢，就開始云游四方。

有時，還會想起張愛玲，想起編輯她文集時的一路辛苦與快樂。她去世時，也曾仔細閱讀方方面面，長長短短的各類消息，還有回憶她的文章。

2015年，在上海，夏末初秋，傍晚剛走出餐廳，小林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是否收到過張愛玲送給我的一個包還有信？

不知哪對哪，我一時找不到北。

她讓我趕快去買一份三聯周刊，那上邊一篇文章提到張愛玲曾想送我一只包，還有信。

天已經完全黑了，周身卻是一片燈火輝煌。在掩藏在一棵大樹下的小報亭里，老板一下子就給我找出那期三聯周刊，封面就是張愛玲的頭像，還有醒目的標題：《張愛玲的后半生一種傳奇的兩重敘述》。

就著閃爍的燈光，匆匆讀到訪談中止庵先生的一段話：當時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張愛玲的書，那是她姑夫授權的。張愛玲去世以后，我到宋以朗家里去。宋先生拿出一個包，說有一個事怎么辦。在張愛玲的遺物里發現一個包和一封信。是寫給國內一個人名的，一個女人名。不知道是誰。這事他也跟陳子善說了。后來陳子善找到這個人，原來是安徽文藝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已經退休了。當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書，張愛玲覺得這個編輯幫了忙了。就買了一個小包，帶封信，這封信她自己送不出去。寫的時候想送，等送的時候，又覺得好像沒有必要了，就擱在那兒了。等她死了之后，遺物拉到宋先生家去，這么多年，終于把這事送成了。

很想知道張愛玲會在信中給我寫幾句什么呢？她的字，像她的人一樣嗎？

在萬盞燈火的夜晚，喧囂的熱鬧中，心頭漫過的卻是張愛玲筆下白公館咿咿呀呀的胡琴聲，孤獨，蒼涼，遼遠。如同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