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從《資本論》中的基礎理論出發，認真審視人工智能新科技革命及其引發的新哲學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等，才能有效廓清上述質疑，捍衛《資本論》的科學性，并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更加完善、更富時代意義。

原文 ：《人工智能時代 <資本論> 的科學價值》

作者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程萌

圖片 |網絡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了一系列新變化、新現象，也對《資本論》在智能技術的時代是否依然具有科學價值帶來了新挑戰。嚴格地說，主要包括人與智能機器的關系、知識或機器人在價值生產中的地位、智能技術為什么首先發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非社會主義國家等等。直觀來看，這些疑難在《資本論》原著中難以找到現成的答案。故而，必須從《資本論》中的基礎理論出發，認真審視人工智能新科技革命及其引發的新哲學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等，才能有效廓清上述質疑，捍衛《資本論》的科學性，并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更加完善、更富時代意義。

人的本質：

“機器人”還是“勞動人”

近年來，隨著沙特阿拉伯授予AI機器人Sophia公民身份、日本給AI助手Shibuya Mirai頒發特殊居留證、美國OpenAI公司開發的Sora能根據用戶指令進行精美高效的藝術創作，人工智能在促進人機協作、推進人的數字化生存的同時，也使傳統的人機物種界限愈益模糊。更危險的是，在智能時代，機器越來越像人，人也越來越像機器；人可以支配機器，而機器也愈益宰制人。站在馬克思《資本論》的立場，人工智能以機器對人類智能的模擬為目標，用智能生產力拓寬了人的勞動本質的實現路徑。而且，盡管“機器人”擁有的高超的專業工作能力，但其存在乃是基于人類的設計、制造與控制。

價值的來源：

“知識價值論”還是“剩余價值論”

《資本論》將人的勞動劃分為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兩種呈現形態。據此，人工智能是在19世紀機器替代人的體力勞動的基礎上，對人的智力勞動的進一步替代。不過，在這種情形下，貝爾、德魯克等宣揚知識成了價值創造的核心源泉，“知識價值論”是智能社會財富結構的首要特征。然而，他們忽視了知識只是提升生產力、剩余價值率的手段，它本身并不創造價值。毋庸置疑，即使在當前的智能化生產中，價值的基本來源仍然是勞動者的“活勞動”，勞動力商品化的事實未發生完全轉變。

權力的形態：

“算法權力”還是“資本權力”

就像《資本論》所說的資本擁有工業社會的最高權力一樣，它在人工智能社會中也通過算法控制著絕對權力。就此而言，縱然人工智能及其算法決策通常被設想得會比人類所做的決定更客觀、更公正，但也可能被開發者、所有者植入價值偏見。譬如，算法的信息篩選威脅人的自由權；算法的差別治理破壞人的平等權；算法的監視監聽損害人的隱私權；算法的黑箱功能侵犯人的知情權。其直接結果，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邊界被消弭，算法權力凌駕于公民自然權利之上。

消費的特質：

“符號消費”還是“生產過?！?/strong>

《資本論》曾陳述機器大工業時代“觸覺”對勞動者的重要性，而在人工智能建構的消費世界，“世界圖像化”，人以“視覺”器官集中呈現為欲望主體的存在方式。在那里，人工智能給人類帶來了新的感官能力、新的感官體驗。但它同時又異化了人們的感官文化，打造出符號消費的心理和行為模式。究其根源，這是為了解決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就長期制約、桎梏其發展的生產過剩危機。由此，智能時代的資本主義不只宰制生產領域，還操縱消費領域，使人淪為自己欲望的奴隸。

革命的主體：

“無用階級”還是“無產階級”

赫拉利從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角度出發，得出了21世紀無產階級將蛻變為“無用階級”、資產階級將上升為“超人類階級”的結論。這種論斷固然揭露了兩大階級之間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卻陷入了“技術統治論”的窠臼。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如今人工智能圖景中的政治形態依舊是“階級政治”而非“技術政治”，所謂“無用階級”之“無用”的根由仍在于“無產”。在人工智能時期，無產階級要勇敢地承擔起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歷史使命。如果說智能時代存在“無用階級”，那也不應當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寄予厚望的“掌握著未來”的“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而必然是“使歷史的車輪倒轉”的資產階級。

社會形態變革的依據：

“技術社會形態”還是“經濟社會形態”

斯爾尼塞克、威廉姆斯等思考了智能技術變革與社會形態變革之間的關聯，主張資本主義無法掌控技術引發的革命性力量，因而能通過技術加速達到埋葬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可見，他們真實捕捉到了在資本智能化和智能資本化的驅動下社會從“生產加速”到“政治加速”的運行場景?？墒?，這種觀點又混淆了技術同作為社會基本矛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差異性、低估了資產階級愈加運用技術來為自身“競速政治”服務的隱蔽性、放棄了亟須在革命主體維度鍛造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必要性。特別是，按照《資本論》在社會發展規律上對“技術社會形態”和“經濟社會形態”的區分，前者僅體現了社會發展的產業特征；后者則以生產方式的變化來科學界定社會歷史分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于《資本論》視閾的人工智能哲學問題研究”（23CZX008）研究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2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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