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辦。當時“中央社”駐中國陸軍總部記者彭河清，于9時40分從南京受降儀式現場發出急電：“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業于今日上午九時正在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儀式僅歷三十分鐘。何總司令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命令第一號，面交岡村寧次大將，岡村寧次當謹表接受，儀式完畢，何總司令即席發表廣播演說，宣告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在南京順利完成。

10分鐘之后，彭河清又從南京發第二份急電，其中專門介紹了簽字投降地建筑：“舉世矚目之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業于九日在中國陸軍總部大禮堂完成。舉行簽字儀式之地點，乃我培育革命軍人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之原址。

這里提到的這座大禮堂，開工于民國十七年（1928年）9月，由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軍需署營造司上校技正的張謹農設計，楊仁記營造廠承建，次年（1929年）2月竣工。造價據記載共計“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八圓”。建筑史學界現在一般認為該建筑的風格是受到“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宮殿式建筑”的影響。

1929年剛建成的中央軍校大里曾經是蔣介石向請愿的學生們宣講“不抵抗”理念的地方。

1931年“九一人”事變之后，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趕到南京請愿，要求蔣介石立即出兵抗日。燕介石在這里多次召見學生，用繞來繞去的話語宣講自己為什么還不抵抗。據《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呂奎文等關于上海學生抗日救國請愿團在寧活動情況的調查報告》記載，1931年9月29日，上海請愿學生2000余人到到達南京后、被從國民政府門口帶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蔣介石在大禮堂進行訓話。推告之中寫到“見各校學生態度，似當有認為結果不圓滿者”。蔣介石不抵抗的理念在話語的字里行間透出，當然不能使學生滿意。

當時到南京的學生楊明秀回憶，1931年11月25日晚上，蔣介石也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召見學生，鼓吹“抗日時機尚未成熟”。他回憶這次訓話“使廣大學生進一步認清了他不甘心放棄妥協政策的真面目，因而對他不抱任何幻想”。到1937年“七七”事變時，中國的抗戰局面終于從“九一八”時的不抵抗一步步轉化為全民族的抗日斗爭，這座建筑，才終于有機會見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專門在這座禮堂內攝影以炫耀“戰功”。南京淪陷期間，這座禮堂受到了嚴重破壞。據受降儀式籌備組副組長夏祿敏回憶，受降儀式舉辦時，禮堂“好些地方是用白布擋子臨時遮起來的”。在8月底修復禮堂時，還從建筑中找到了十余具南京遇難同胞的尸骸。

這座永載史冊的建筑，因巨型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而更加出名，油畫作者是陳堅，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史實細節的疑問，坦承進行了若干藝術化加工，例如：畫面里把儀式現場從室內“搬”到了禮堂門前；讓其實坐在位置上的岡村寧次站起來鞠躬。這些藝術上的表現手段，讓這個歷史瞬間與歷史照片對比更富有視覺沖擊力。有一個歷史細節被保留在歷史照片之中。

在南京受降儀式舉辦的當天，大禮堂鐘樓上，時針和分針好像形成了一個慶祝勝利的“V”字形。有人以為這是事先刻意撥動時鐘擺成的。其實，這是把鐘面蒙住，貼上了“V”字形的圖案。時針分針組成的形狀，對應時間即的是1945年9月9日上午的10時10分左右。這時儀式確實剛結束不久，正是大家步出大禮堂的時候，于是這個表示勝利的圖案也湊巧對應了歷史真實的時刻。

這座建筑的設計者張謹農的人生經歷。他畢業于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即今河海大學前身），是南京自己培養的建筑師。張謹農參加過南京多處重要建筑的設計和建設工作，南京本地建筑史的書籍里，南京“總統府”里著名的“子超樓”的建筑師就是張謹農。建于南京北極閣氣象研究所的建筑也是張謹農參加監工的，歷史檔案里氣象研究所首任所長竺可楨1928年給氣象研究所的員工發薪水的記錄，一共有七個人，其中包括有“張謹農”。歷史檔案里另有一處關鍵記錄：1929年張謹農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政部軍需署營造司上校技正。以建筑師的身份獲上校軍銜，可以看出當時張謹農在建筑界的地位。

在離開軍界之后，20世紀30年代初他成為南京市的一名“典賣不動產經紀人”，地址在“南京市金鑾巷十八號”。新中國成立后，張謹農參加了治淮委員會，后隨著治淮委員會到了安徽省合肥市。合肥市第三屆政協委員名單上,可以看到張謹農的名字列入“科學技術界”委員里，這也充分表現出新中國對于一位杰出的老建筑師的認可。

據報載，在新中國的建設熱潮里，張謹農還擔任合肥市建筑局以及重工業局副局長等職，參與了安徽省許多重要建筑物的設計，如合肥市政府大樓、皖南大學主樓、黃山賓館等，在建筑領域繼續做出了貢獻。

南京中山東路上的勵志社當時也和受降有關。勵志社建筑建成于1931年，1937年南京淪陷之后成為日本傀儡政權的綏靖軍官學校。抗戰勝利后，這座建筑才迎來了它的重光

據親歷受降的王楚英回憶，1945年9月8日晚，剛回到了南京的何應欽在勵志社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說明1945年9月2日在泊于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艦上已舉行了盟軍簽字受降儀式，同時宣布中國戰區將于9月9日在南京黃埔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內舉行中國戰區簽字受降儀式。隨后，又發表了簡短講話，說：“8年前11月26日我們離開首都時，都有沉痛的決心和堅強的自信，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后勝利，重回首都。經過8年的艱苦抗戰，終于獲得光榮的勝利，重回首都了。今后的目標，在建設富強康樂國家、營建人民福祉、維護世界和平”。

9月8日的這次招待會宣告了南京受降儀式即將舉辦。次日受降儀式結束后，又在勵志社舉辦了專門的慶祝宴會。

9月9日上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里的南京受降儀式結束后，參加受降和觀禮的人員退出禮堂時，招待人員發出大聲的呼喊：“請觀禮的嘉賓，到勵志社共進勝利午餐”。9日中午在勵志社有受降嘉賓和各國記者參加的宴會，何應欽與出席受降儀式的的美軍駐華作戰司令部司令麥克魯（Meclure）舉杯共慶勝利為當天的受降活動畫了一個句號。

抗戰勝利后著名的南京大審判就在勵志社的禮堂里舉辦的，這鮮為人知的佚事給這座建筑的歷史上又增加光榮。1947年1月17日，軍事法庭發出關于公審戰犯谷壽夫借用禮堂致勵志社箋函：

“本庭受理谷壽夫戰犯一案。業經定期本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入日至八日連續公審三天，屆期擔借用貴社大禮堂布置法庭，相應函請查照，希惠允賜復為荷”。1947年1月28日，軍事法庭又發出關于派人布置法庭致局志社函：“查戰犯谷壽夫案，定期本年二月六日至八日連續公審三天，借用貴社大禮堂布置法庭,業經函請查照在案。茲派本庭副官曹淮泗前來貴社接洽布置法庭，以及預定膳食等事宜。置于禮堂租費，祈予惠負，相應函達，即希查照為荷”。

1947年1月30日勵志社回復了關于同意借用該社大禮堂致軍事法庭函：“頃準貴庭（卅六）國審字第二九號箋函，以公審谷壽夫戰犯，囑自二月六日起至八日止借用本社大禮堂三天，為布置法庭一節，自可照辦，相應復請查照為荷”。1947年1月19日，當時南京出刊的《中央日報》報道了即將在勵志社禮堂公審戰犯的訊息：“（本報訊）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一案，國防部軍事法庭定二月六日至八日在勵志社大禮堂審訊三天，由石美瑜任審判長”。

1947年2月6日《中央日報》關于即將開始公審戰犯谷壽夫的報道里，提到了想去旁聽的市民很多——

“（本報訊）舉世驚駭之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定今（六）日下午二時，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舉行第一次公審。此次審訊，一連三天，今明兩日，傳訊證人，八日開辯論庭……又該法庭為維持法庭秩序計，曾有限制旁聽人數規定，惟因往請領者極眾，現已超過預定數額”。

1947年2月7日《中央日報》關于首次公審戰犯谷壽夫的新聞里，寫到了勵志社禮堂是怎么布置的一—

“（本報訊）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昨（六）日下午二時，在帶有東方情調色彩之勵志社大禮堂首次公審。紅磚綠瓦門前，兩側插旗各一，上寫有“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字樣白布，憲警戒備森嚴.旁聽者需攜有旁聽證方得進庭。樓上樓下，座無虛席，據統計，旁聽人數約二千左右……審判官席設于臺上，覆以藍布，其后為紅色布幕。臺下中央為日、英文譯員座位，證人席在其右，兩側裝有播音器，簡單嚴肅，中外新聞記者席則位于左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