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中國人都曾在歷史教科書上學到過，1840年夏天爆發的鴉片戰爭將中國這個老大帝國拖入了屈辱的近代。戰爭的結果也是人所共知的：清朝戰敗，賠款割地，被迫同意五口通商，香港和上海崛起為中國近現代的國際大都市，也由此起步。但關于這場戰爭的爭論，則一直延續至今。

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何以竟不敵人口僅及自己四十分之一的“島夷”英國，且這樣的屈辱在晚清還一再發生，這是盤桓在中國人心頭一直未去的大疑問。這既刺激了強烈的國族危亡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也強有力地提示了現代化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而這一切的源頭都指向鴉片戰爭。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一書前言中就明白指出：“就一般而言，歷史事件隨著時光流逝而意義日減。鴉片戰爭則不然。它是中國歷史的轉折，提出了中國必須近代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現代化一日未完成，鴉片戰爭的意義就一分不會減。”

在此，“鴉片戰爭的意義”首先就應當是一種對歷史的反思：中國的近代化是從一次失敗開始的，只有認識清楚這是什么樣的失敗、為什么會失敗、失敗在哪里，我們才能總結經驗教訓，從失敗的地方爬起來，進而避免重蹈覆轍。事實上，晚清之所以一再失敗，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們在鴉片戰爭中落敗之后，都遲遲未能意識到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戰敗。

政治意志的碰撞

說來也奇怪，像這樣對中國人而言意義重大的戰爭，在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一書問世之前，國內竟然沒有對戰爭本身進行過全局性的研究。這倒也未必是前人潦草塞責，倒不如說是這樣一些時代性的原因：這場戰爭可說是被政治化最嚴重的事件之一，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義之下，要客觀地評估戰爭進程對中國人而言反倒變得更為困難，而這只有在中國現代化初步完成、與歷史拉開一定差距的時代才成為可能。

意識形態化的框架會阻礙我們理解當事人在面對歷史事件時的選擇，更何況還有后見之明，這樣，在鴉片戰爭的事例上，很多人自然認為：清軍勢必不敵現代化的堅船利炮武裝起來的英軍，然而對方又是侵略者，那么唯一正確的選擇便是英勇抵抗至流盡最后一滴血。

然而，當時即便“開眼開世界”如林則徐，尚且以為這只是與以往無甚大異的“遠夷”，自信憑祖傳的“剿”、“撫”兩手足以降伏，那么其他人等就更不問可知了。這與其說是他們顢頇無知，不如說是人們缺乏經驗所致——在這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式的種種應對失當幾乎可以說是無法避免的。

林則徐（1785-1850）

毫無疑問，英國以及鴉片戰爭本身的意義，超出了當時清廷所有人物的想像。林則徐和琦善，在后世獲得的評價迥異，但就當時清朝政治運作的邏輯而言，他們先后獲罪的原因卻是同一個：都未能“擺平”因鴉片貿易引發的糾紛。

對節儉守成的道光帝來說，委派欽差大臣處理發生在帝國邊緣的“夷務”，已屬破格重視，原指望哪怕不能斬草除根，至少也能得一時安寧。哪料到林則徐虎門銷煙引發英國激烈反彈，道光帝于是將林則徐革職流放，改派琦善實施妥協一策；琦善宗室親貴出身，看到前任的命運，以為只要息事寧人，跟皇帝有所交代，也就是了，甚至與義律私訂《穿鼻條約》，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雖然這個結果相比后來戰敗后簽訂的《南京條約》還好一些，但卻是道光帝無法容忍的，琦善也落得“查抄家產”的下場，還背負“賣國”的罵名。

茅海建首先質疑了琦善“賣國”一說，理由很簡單：“琦善的確主張妥協，但妥協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卻出自道光帝的欽定。”而有關琦善“賄和”的流言，在歷史文獻中也找不到實際的根據。確切地說，雖然后人未免將“主戰”和“主和”看作是大是大非的忠奸之辨，但對統治者來說，這不過是能擺平事態的兩種手段——“白貓”還是“黑貓”對他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抓住老鼠。棘手的是，林則徐和琦善都先后失敗了，因為道光帝希望以最小代價解決此事，這是兩人都未能做到的。

這并不是鴉片戰爭中才出現的問題，不妨對比下萬歷朝鮮戰爭（1592-1598）的和談。在明朝出兵后，戰局陷入相持階段，明朝希望日本重新稱臣順服，而豐臣秀吉會見明朝使團卻提出議和的七大條件，其中好幾條都是明朝不可能答應的（如大明公主遠嫁為日本天皇后；朝鮮一半國土割讓給日本等）。也就是說，雙方的政治意志出現了沖突，此時如欲達成和議，必須妥協。

結果是相當東亞式的場景：雙方負責談判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長都不敢和己方的統治者說明真相，而選擇了私下密謀，唱一出雙簧，以求敷衍過去。在這樣的欺瞞之下，雙方也差點達成協議了，但最后雙簧破裂，沈惟敬和小西行長也都被己方治罪，此時政治意志的沖突就只能憑借戰場上的實力決定了。

鴉片戰爭也可以在這一意義上理解：盡管道光帝試圖盡快弭平紛爭，但且不說當時雙方溝通不暢、諸多誤解，他的這一戰略意圖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因為這遠遠不能滿足英方的要求，何況雙方還都堅信自己在道德上更為優越，這就使得達成妥協更為困難。

無論是林則徐還是琦善，他們接到的都可謂是“不可能的任務”，而他們的不同做法都宣告失敗，也正證明了這一點。和琦善一樣，英國全權大臣義律雖然被稱為“帝國主義分子”，但他也曾說過，自己去國多年，已經變得“非英國化了”，他和琦善的談判完全是在相機行事，偏離了外交大臣帕麥尊勛爵的指示。

就此而言，鴉片戰爭的爆發，其實首先是雙方利益不可調和、妥協失敗的結果，而以一方的政治意志強加于另一方的戰爭形態告終，這完美地印證了克勞塞維茨的那句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戰爭的結果是沒有多少懸念的。面對一支裝備了當時全世界最現代軍事技術的艦隊，清軍仍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兼具國防軍、內衛部隊、警察這三重職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清朝水師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軍，大體上相當于海岸警衛隊”。

不必諱言，這種差距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將士們的英勇也無法彌補，英軍以其強大的機動性、火力和專業技能，基本上決定了戰爭中歷次戰役的時間、地點、規模，沿海各地的清軍都只能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力的優勢：盡管英國遠征軍的兵力僅為7000人（后增至2萬），但總兵力多達80萬人的清軍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沒有一支可機動作戰的部隊，在鴉片戰爭中實際動員的10萬兵力，也不足以確保在任何一場戰役中占據人數優勢。

這樣的現實是無法否認的，正如茅海建發現的，當時身處戰區的沿海四省官員都逐漸被迫面對現實，“這一時期的主‘撫’者與主‘剿’者的區別，僅在于他是否在戰區，是否負有抵御英軍的實際責任”，而一些小人物倒有著令人吃驚的表現，因為他們在實際事務的處理中遇到了難題（例如清軍沒有渡海作戰的船艦），更清楚雙方的實力差距，也更不易受到道德話語和意識形態的束縛。

問題在于：在清帝國的權力結構中，統治者恰恰身處信息反饋機制中最難知道實情的金字塔頂端，因為誰也不敢告訴他真相。道光帝最終以更屈辱、更大代價收尾，也充分表明他對中英實力對比的重大誤判。

數十年后，李鴻章曾感嘆說自己辦了一輩子洋務，只是在做“裱糊匠”的活，這番話常被人譏誚，但這至少也意味著他對清廷的實力有著清醒的認識，知道最好不要輕易去戳破這個架子，而慈禧太后也不像道光帝，同樣深知自己家底的斤兩，可以放手讓李鴻章去做裱糊。

歷史的教訓？

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上的第一課，但從中得到什么教訓，則因人而異。有人認為這表明“落后就要挨打”，有人相信閉關鎖國需要為此負責，還有人歸咎于侵略者的恃強凌弱和清廷的“腐朽沒落”。

英國學者藍詩玲在《鴉片戰爭》一書中避開了那些憤怒的道德譴責，認為清朝衰敗的根本原因和各國沒什么兩樣，“即過度的擴張和財政的困窘”，而戰爭的起因僅僅是“官僚體制下一怒之下草率行事點燃的”。她也順便譏諷了一下將這場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歷史認識，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西方中心主義對其過去歷史的看法，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個‘沉睡中的國家’，在等待著西方把它喚醒”。

這種看法否認了清朝體制有其獨有的痼疾（這本質上其實是一種中國中心主義），也不認為鴉片戰爭的起因不可避免，同時質疑了那種“挑戰-回應”模式下中國只能被動進入現代化的歷史認知。雖然藍詩玲說她寫這本書的起因是意識到中英兩國國民對這場戰爭的認知存在巨大差異，但在某種程度上，她自己本身就表露出這種差異。

顯然，在茅海建看來，戰爭的爆發并非偶然，清朝體制則早已積重難返，出路則是毋庸置疑的：“鴉片戰爭的真實意義，就是用火與劍的形式，告訴中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

在談到廈門之戰時他再次強調：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習、振作綱紀就能解決問題，不是撤換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癥結，在于近代化。世界軍事史表明，在正規作戰中，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來取勝。”

這是一種基于實力政治的現代化史觀，也與他的治學進路有關：和一般書齋學者不同，茅海建早年曾在東海艦隊當兵，1980年投入陳旭麓門下，寫出的第一篇論文就是《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1982年碩士畢業后到軍事科學院，軍銜曾至少校。

有這樣的經歷，當他1992年開始寫作《天朝的崩潰》時，從軍事技術、戰術、軍隊編制、作戰指導等一系列細節切入來分析戰爭進程，也就是事理之常了。也因此，他偏重實力較量（“器物”），而對所謂“人心”的作用不無譏誚——因為當雙方實力懸殊時，“人心”所起的作用有限。不過，從三元里、鎮江之戰中，他又肯定了“人心”的確重要。

《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茅海建著

三聯書店，1997-10

《天朝的崩潰》在問世后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風行一時，正在于鴉片戰爭自近代（尤其是1920年代）以來已被高度政治化，而這種技術分析的視角在很大程度上驅散了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使人得以直面歷史真相。

這在1994年無疑是很好的反思，但與此同時，它又引入了一種濃厚的現代化史觀，似乎清朝當時戰敗的一切根源都可歸結于不夠現代化，而英國在書中的形象也只是單一的現代化象征。在這里，“現代化”既是問題意識的出發點，又是結論本身，構成了一個回環。

更進一步說，全書雖然嘲諷了過往的舊理論，但實際上也落入了相同的窠臼。從實力政治的角度出發，書中對忠奸理論尤為反感，認為“這種為警世而作的歷史著作和文章，已經超出了歷史研究的范圍，而成為一種宣傳”。但在某種程度上說，《天朝的崩潰》其實也是“為警世而作”，因為其分析結論說到底都是“以史為鑒”，注重的是歷史能為現代化認知提供什么樣的教訓。書中說得明白：“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于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獲”，而“一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堅實保證”。

這突出地體現出一種中國學者歷史認知視角：鴉片戰爭被僅僅當作是中國史上的一個事件，觀察者的從中國向外看的，著重的是自己所屬的群體如何應對外部挑戰。

在這里，歷史學并不是一個對過往事件的客體化研究的獨立領域，而是從屬于當下的政治需求（這常與“現實關懷”混同），仿佛一兩百年前的歷史教訓，仍能為社會現實生活提供指導。

更重要的是，這需要特殊的讀者——這些歷史教訓，就其學術意義而言恐怕未必有多大意義（尤其對外國學者來說），而只有對自覺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人，才具有激蕩人心的魅力。也就是說，這部講述現代化歷史教訓的書，其讀者正是現代化本身所塑造的。

在這里，歷史其實是“超歷史”的，它提供了中國現代化失敗根源的一把鑰匙，指向現實政治的癥結。正因此，書中常常可以看到不時流露出來的時代錯置：鴉片戰爭被視為“全國都應奮身投入的民族戰爭”，而林則徐等人對英軍的了解則屬“荒謬的判斷”，這有時無異于是在審判歷史人物，似乎他們“本應做到”卻沒能做到。至于道光帝和官員們計較英方在外交的禮儀卻不注重更實質性的國權，當然更備受譏嘲。但事實上，恐怕歷史不如此發展才倒要令人詫異了，畢竟要人們超出自己時代行事是不可能的。

也許我們憑借著后見之明，難免看到前人的種種“局限”，但歷史變動有著自己的步伐，對中國這樣一個老大帝國而言就更是如此了。實際上，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鴉片戰爭的戰敗還遠遠談不上是“天朝的崩潰”，恐怕要直到半個世紀后的甲午戰爭，才真正引發這樣全國性的危亡意識。雖然甲午戰爭同樣表明清朝的舊體制已不能適應一場近代戰爭的需要，但戰敗引發的震動之大，正表明中國社會在這幾十年里畢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