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 · · · ·

本書是德國史權威杰弗?埃雷從個人治學經驗出發，對四十年來西方史學研究發展歷程進行全方位回顧的一部理論著作。作者提出，二戰后西方史學界經歷了由社會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轉變，但所謂“新文化史”卻專注于文本分析和理論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各種現實問題，難以幫助人們克服差異、真正展開交流與對話，所以，有必要對社會史研究加以重新檢討，發掘其之于當下社會變革的應用價值。為此，本書將史學研究置于西方歷次政治危機的語境之中，通過考察現實政治與歷史書寫之間的互動關系，來揭示當代西方史學的認知譜系和發展方向。相較于“語言文化轉向”和“文化轉向”影響下的諸多流行理論，這一探討在研究理念、視野和方法上均取得了較大突破，具有正本清源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作者簡介 · · · · · ·

杰弗·埃雷（Geoff Eley），1949年出生于英國，先后畢業于牛津大學和薩塞克斯大學，現任密歇根大學當代歷史方向講席教授。他長期關注德國現代史、歐洲左翼思想和史學理論研究，著有《德國史的特性》《歐洲左翼史：1850-2000》等，獲得各方的好評，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在這些卷冊中散亂地講述的故事，最終到了“我所處的時代”，以至于歷史學對我來說顯得更具自傳的屬性了。而如同《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那樣，我的結尾與我的起點聯系起來，因為這部分章節涵蓋了我自己從開始到現在的學習、教學和寫作的時期。根據我年少時留下的記錄，我真正意義上歷史閱讀始于費迪南·謝維爾（Ferdinand Schevill，1868—1954）的《近代歐洲史》（History of Modern Europe），H. G. 威爾斯的《世界史綱》，R. H. 托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縮編本），以及一部《世界史》（作者記不清了）。在從伊利諾伊州的埃爾金（Elgin）出發到哈佛的路上，我想起了在火車上閱讀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1900—1938）的《時間與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中對尤金·甘特（Eugene Gant）去往劍橋的列車之旅，及其隨后在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面對堆積如山的書卷抓狂，漫無目的地瀏覽著萬卷書籍的記述，以及本·瓊森（Ben Jonson，1572—1637）的趣事——“別人讀書，他閱讀圖書館”——盡管這“與學術行為無關，與學術榮譽無關，與正式的學問無關”。閱讀普魯斯特、喬伊斯、曼以及卡夫卡［這是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在幾年前同樣經歷了的過程］或許提升了我的品位，但即便如此，我仍在沃爾夫的“書架間的狂歡”的魔咒籠罩之下，盡管更多地集中于學術。在此過程中，我放棄了跟隨這兩位不顧一切的文學冒險家腳步的雄心。

精讀的事暫且不談，我的歐洲史啟蒙教育是通過大學時20卷的“蘭格叢書”（“Langer Series”）開始的，這套叢書奠定了二戰之前、期間及之后的美國標準。我的哈佛記憶回到了三位身居主導地位的人士同時退休前的最后幾年：弗雷德里克·默克，他是弗里德里克·杰克遜·特納的弟子和著名的“牛仔與印第安人”（“西進運動”）課程的講授者；老阿瑟·施萊辛格，仍繼續著他有創建性的社會史著作；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他仍然穿著制服上課，上課之前，他要把門鎖上，并經過馬薩諸塞大道，去給拉德克里夫的“女孩們”單獨上課。并且，還有小阿瑟·施萊辛格，以及奧斯卡·漢德林，漢德林的女兒后來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在古代史方面，有斯特林·道（Sterling Dow，1903—1995）和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1903—2002）。在俄羅斯史方面，有邁克爾·卡爾波維奇（他曾經以拜占庭式的禮儀風格仿照性地模仿了一場共產國際會議，突出俄國歷史在面對暴力的世俗革命時有哪些連續性因素），以及馬丁·馬利亞（Martin Malia，1924—2004，在斯大林死后的一周，他突然開設了一個關于蘇俄政體研究的小型課程）。在文學方面，有佩里·米勒、霍華德·芒福德·瓊斯、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1896—1983）、哈利·列文（Harry Levin，1912—1994）、瓦爾特·杰克遜·貝特和艾伯特·格拉爾德（Albert Guerard，1914—2000）。然而，我卻被吸引到歐洲史那里，更準確地說是歐洲的“歷史學與文學”的歷史，并很幸運地在眾多的聽課經歷中聽了威廉·蘭格的課，西德尼·費伊關于19世紀的課（當蘭格回到華盛頓時，他從退休狀態重返課堂使這門課程得以完成），H. 斯圖爾特·休斯的課，以及卡爾·休斯克的課。還有海倫·蒙德·凱姆（Helen Maud Cam，1885—1968）和布賴斯·萊昂（Bryce Lyon，1920—2007）關于中世紀的課程（后者提供了對中世紀史學的洞見，特別拓展了皮朗的考察。皮朗是其導師卡爾·斯坦福遜［Carl Stephenson，1886—1954］的導師）。另有克蘭·布林頓關于啟蒙運動（以及其他一些內容）的課程，唐納德·麥凱關于近代法國歷史的課程，大衛·歐文（David Owen，1938—）關于近代英國歷史的課程。特別是，邁龍·吉爾莫（Myron Gilmore，1910—1978），他像眾多其他人那樣，最終吸引我進入了文藝復興的歷史和史學史。

繼而，從歷史學的角度講，我在20世紀50年代步入了成熟階段。那時，兩大主流似乎正在流行，一個是主流的學術性歷史學的實踐，強調政治史、制度史和外交史。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它即便不是集中于革命性的期待，也是專注于社會的物質基礎。大學畢業后，我被派往德國服兵役，跟隨的是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他1953年從哈佛大學教席離職，成了美國高級專員。1955年，我結束憲兵役（也就是保衛歐洲第一個原子能裝置），到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那時我沒有完全投向任何一種實踐路線，盡管我被檔案研究和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與歷史哲學所吸引。我的確遵循著職業信念，以至于我訴諸法律史，將之作為一種結合社會思想和社會事實的方式，盡管我自己的那種語言學轉向使這種結合呈現出一種并不正統的扭曲。這種激進的選擇似乎是對我理解歷史的障礙，而非幫助。我在紐約的和后來在羅切斯特的馬克思主義朋友都沒能祛除我的疑慮。我被隔離在思想堡壘之外，是我軍旅后的抑郁心情使然，還是對文學與批評一直以來的念念不忘？實際上，我沒有完全按照新左翼的步驟來，是由于我受到了“新”經濟社會史，或是心理史冒險（盡管是一種青少年式的、對弗洛伊德和經由朋友的經歷獲得的各種心理分析的癡迷）的吸引，雖然后來我的眼界因我的同事，包括里納特·布里登塔爾（Renate Bridenthal，1935—），特別是我后來的妻子博妮·史密斯，擴展到女性史。

作為20世紀50年代末到巴黎的福布萊特學者，我參加了費爾南·布羅代爾的研討會，不過他那時關注的是經濟和地中海貿易，這并沒有令我覺得他的研究比羅蘭·穆尼埃（我也聽過他的課）的研究和厄爾·漢密爾頓（我后來在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的同事）對西班牙物價的研究更接近“新史學”。那時，我已經下決心從事歷史學研究，我在法國的兩個同事也是如此。他們是奧瑞斯特·蘭姆（Orest Ranum，1933—）和塞繆爾·金瑟（Samuel Kinser，1931—）。前者隨后與穆尼埃一同工作，之后轉向布羅代爾的領域，并在后來還寫了一本關于17世紀法國歷史寫作的誠意之作。尤其要說的是金瑟，他隨后完成了其關于16世紀歷史學家雅克奧古斯圖·德圖（Jacques-Auguste de Thou，1553—1617）的論文，并且他跟我一起幻想一種足以取代富埃特的大型考察那種大范圍的歷史學事業，而富埃特的考察就是我當前計劃的深刻根源之一。對于這種期待，我與其他人也經常交流，包括埃里克·科克倫（Eric Cochrane，1928—1985）和馬克斯·哈羅德·費西（Max Harold Fisch，1911—1991），不過參考書目是個大工程，在那個依靠4×6英寸的卡片整理文獻的前電子時代，這個工程尤為令人望而卻步。

20世紀60年代以來，“新”經濟史、社會史和軍事史問世，并在我的同事和學生中吸引了很多追隨者，意識形態的運動也是如此，特別是到處都有的關于女性、黑人、少數族裔和聯合起來的“倡議性”團體，這些運動用很多方式使歷史學的學術活動擴大化、大眾化、民主化、全球化和極端化，盡管我自己的興趣仍然是評估這些領域對史學（諸）計劃的意義。這些現象在更早時期的各種倡議活動中也有其先例和模式，尤其是那些在種族、宗教和民族問題上形成敵對的時期。“自下而上”的歷史學是那種更為尖銳地揭露權力結構及其通常用意惡劣的代理人的努力的殘影。而微觀史學在我看來不過是激進史學的有意遠離且褪袪鋒芒的殘余物。至于對非歐洲為中心（以及非美洲為中心）世界的了解，與一位中國歷史的研究者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tke，1938—）建立的親密友好關系，以及70年代末與一位在女性史和世界史方面引領潮流的法國史家的婚姻，打開了我對這些領域中某些內容的眼界，但我面向地方性認知的視角，立場和對它的態度始終使它們處于我的智識地圖的邊緣。我有著毋庸諱言的工人階級背景，也長期在工場工作，但我從未被工人階級的歷史吸引。我很早就被送到基要主義的教堂，很早就對教義的理由感到失望，無論是左派、右派、中間派以及無立場者。并且，我對狄更斯式的杰利比主義（Jellybism）——“置身事外的博愛”——持有全面的懷疑，特別是從學術的角度抱有懷疑。我也從不被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的化約主義所吸引，而“新”的文化史使注意力離開了這些過時的計劃，這場自我標榜的運動看起來太過頻繁地運用無中心的方式填補馬克思主義啟示下的空白領域，改變了言辭卻保留了意識形態的韻律和行動主義的意愿，或者說，至少是學術或修辭言語的代替品，它使歷史學家不僅作為權力的批判者，也成了參與者。我認為，即便是在那時，我也傾向于把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第十一條論綱中解釋世界不如改變世界的說法顛倒過來看——第一種權利的擁有甚至就足夠艱難了，我這代人很少有人做到，以20世紀90年代的視角來看，這尤為明顯。

我感興趣的領域開始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Ren.-Ref.”），在就文藝復興的本質（是什么？［quid sit？］）甚或存在（是否存在？［an sit？］）進行經院式的爭論的歲月里，我自己的偏好是考察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連續性。我的出發點通過兩個導師得以明確，他們隨后成為這個領域的主導：保爾·克里斯特勒以嚴謹的學術和價值中立的視角，從文藝的體系（人文學科）中尋找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而漢斯·巴龍關注的是由早期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危機”而產生的“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Bürgerhumanismus），后來由約翰·波考克和其他人跟進溯源。我自己的理念是結合或協調這兩種敵對的觀點（按照梅尼克和吉爾伯特的公式，是蘭克vs. 布克哈特），并追隨他們進入歷史學的學術研究，廣泛地構想。通過強調法制傳統——我稱之為“國民人文主義”（civil humanism）——的重要性，我與巴龍意見相左，同時我通過將公民法作為一種人文主義原則考察，并考察其相關的語法、修辭，特別是歷史，也通過嘗試揭示這些自由藝術遮蔽下的思想豐富性，離開了克里斯特勒的道路。在哥倫比亞大學，我也從約翰·赫爾曼·蘭德爾（John Herman Randall，1899—1980）、沃爾特·多恩、謝潑德·克拉夫（Shepard Clough，1901—1990）、阿蘭·內文斯、瑪喬麗·尼科爾森（Marjorie Nicolson，1894—1981）、約翰·門迪（John Mundy，1917—2004）、諾曼·康特（Norman Cantor，1929—2004）和赫伯特·迪恩那里學了很多。此后我加入了杰克·赫克斯特和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1923—2005）關于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的項目。

20世紀70年代，我轉向了“真正的歷史”（“real history”，這是我的導師，出類拔萃的檔案史家加勒特·馬丁利的諷刺性措辭），而實際上，我為法學家、胡戈諾教理論家與推行者弗朗索瓦·奧特芒（Fran?ois Hotman，1524—1590）所作的傳記，在馬丁利為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所作的傳記那里獲得了靈感。馬丁利所作的傳記以他對亨利八世的書信和文字的增補為基礎。然而，他對歷史堅實性的態度被他的文學性處理軟化了，他與伯納德·德沃托的長期合作加強了這種態度。我自己所做的是與其他三位學者拉爾夫·吉西（Ralph Giesey，1923—2011）、朱利安·福蘭克林（Julian Franklin，1915—2009）和已故的約翰·薩蒙（John Salmon，1925—2005）的類似合作。我將他們幻想成伴隨我16世紀冒險之旅的三個（另外的）火槍手。這段冒險旅程在我關于法國宗教改革的多方面探索——社會的、制度的和心智的——研究中繼續著。我跟蹤現代后期的意識形態問題，尤其是通過財產法進行追問，財產法是法國大革命及其余波的核心，且尤其是薩維尼、馬克思以及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寫作的核心。然而，在此關聯中，我的主要計劃是考察作為思考和判斷社會結構、價值和變化方面一貫方式的西方法制傳統。于此，我得益于高等研究院幾個階段的學術庇佑，尤其是，得到了費利克斯·吉爾伯特、約翰·埃利奧特（John Elliott，1930—2022）和彼得·帕雷特的支持，并漸漸與馬歇爾·克拉格特（Marshall Claggett，1916—2005）、托馬斯·庫恩、克利福德·格爾茨、莫頓·懷特、歐文·拉文（Irving Lavin，1927—2019）、喬納森·伊斯雷爾（Jonathan Israel，1946—）、塞巴斯蒂安·德·葛拉奇亞（Sebastian de Grazia，1917—2000）、羅伯特·帕爾默（Robert Palmer，1909—2002）、勞倫斯·斯通、杰洛德·塞吉爾（Jerrold Seigel，1936—）、西奧多·瑞伯（Theodore Rabb，1937—）、羅伯特·達恩頓、昆廷·斯金納建立了聯系。

我的教學實習期主要是在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SUNY Binghamton）供職。在那里，諾曼·康特在他另有所謀之前一直是歷史系主任。隨后我也在羅切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教書。在那里，歷史系是在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1930—2012）頗具爭議的領導之下。他有著更為豐富多彩的人生履歷。在這兩個單位，我都結識了親密的朋友，尤其是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deman， 1947—）和桑福德·埃爾維特（Sanford Elwitt， 1936—1988），不過，我真正的知識分子交際圈遍布世界，除了研究，還有另一個動機，即游歷歐洲。

20世紀80年代，在我被選為《觀念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我也是在這里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編輯時，我回到了心智史（此外我還遠足到維希研究的那片荒蕪之地），而此后我很快就轉到了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從阿瑟·洛夫喬伊的時代開始，《觀念史雜志》已成了一個跨學科的領域，而這個領域也越來越多地被更為專題化的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音樂史、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史，以及史學史的期刊補充。我在其他方面繼續對我的跨學科興趣有所追求，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我在福爾杰圖書館（Folger Library）開辦了一個很多年前保爾·克里斯特勒介紹給我的舊主題的研討班，即關于知識分類的主題——除了出版了一本文集，研討班的成果之一是康斯坦斯·布萊克韋爾（Constance Blackwell，1892—1985）牽頭的國際心智史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近些年，心智史通過文學理論、語言學理論和建構主義得到了再度調整，參涉其中的還有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特別是詮釋學。作為編輯，我對一再聲稱新穎的說法表示懷疑，而實際上我在近來對“觀念的傳襲”（descent of ideas）的研究中試圖喚起歷史思想及其情境更深層的根源。洛夫喬伊大概不會在意這種（某人或許會稱之為反哲學式的探究）再度評估，盡管我認為拓展他的領域并使之實現國際性的殖民化是他樂于見到的。

至少從職業的要求上講，我試圖與時俱進，但在第三個千年之初［仍是遵循著被編入世界各地電腦的“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672/3—735）的基督教編年］，我繼續對新事物的宣傳持懷疑態度，盡管跨學科交流空前頻繁，且技術革新的應用已經改變了探詢的程序。宏觀歷史和微觀歷史的反差并非原則性的內容，而實際上，也僅僅是對由來已久的普遍史和專門史或說是地方史，給予了明確的認定。從原則上講，文化研究或是“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hichte, histoire quotidienne）的擴展也根本沒有拓展上層和底層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的范疇。“全球史”使得世界史更為豐富，但是它所稱頌的東西總是忽視在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可追溯至“舊制度”乃至基督教和古代異教的宏大傳統。此外，對于全球視角的選擇仍大體相同：對假定的人類統一進行更新的和世俗化的宏大敘事；生物學意義上或是進化論式的框架，其中，諸如出生、死亡、疾病以及食物生產這些經歷被作為框架維系最基層的公約分母；還有人為性的框架，尤其是以經濟為基礎的框架（馬克思主義、現代化或世界體系理論）。世界史同樣與微觀史計劃相適應，如近來針對鱈魚、咖啡、茶葉、鹽、啤酒、煤炭、肉豆蔻和香料的全球范圍的研究。不過，這些也不過是在人為地服務于歷史敘事，而不是來自那種老式的百寶箱中的偶然所得。無論如何，這種全球視角雖然（像普遍“觀念”的歷史那樣）會接納推斷式和比較式的研究，但都超越了地方性認知，并在此意義上突破了嚴謹的歷史學探詢的學科范疇。

選自《從文化史到社會史：戰后歷史學家的思想軌跡》（杰弗·埃雷 著，劉超、劉星妙、王霞 譯，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感謝出版社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