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楞個想”公眾號，選自《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現代中國學術史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成為“顯學”，不過，回顧學術史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面對不如人意的當下學界，發一些思古之幽情，也不僅僅在于見賢思齊，表彰幾個學界前輩的高風亮節，甚至不僅僅是建立學統，描述或總結某些學人的學術成就。我總覺得，在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史領域中，學術史需要討論的，一是傳統學術在西潮與東風的鼓蕩下，是如何轉型成為所謂現代學術的，二是這種來自西方的所謂現代學術，在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和知識語境中，是如何形塑出中國的學術觀念與方法的，三是現代學術在資料、方法、工具和觀念上，如何重新詮釋了古代中國，并影響到對于現代中國的想象和設計。從學術史角度說，這三個問題至為關鍵，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對于既往學術史的回顧，是否能夠讓我們了解學術發展脈絡如何延伸，使我們對于未來學術的潮流和取向有所自覺。

很多人都注意到，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個重要時期。我曾經在很長時間里，特別關注這一時期中兩個辦得最成功的研究機構，一個是1925年成立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就是僅僅辦了四年卻影響深遠的所謂“清華國學院”；一個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傅斯年所開創，后來遷到臺北的所謂“史語所”。這兩個研究機構之所以能夠成為典范，我想，除了當時中國學術正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化的關鍵時期、外在相對平穩的社會環境恰好給了學術界一個契機，以及各自擁有一批兼通中西的學者外，從學術的角度看，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他們始終站在現代國際學術前沿，不僅在研究領域上把握了國際學界的關注點，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終與國際學界同步。像王國維對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的關注和以兩重證據法研究上古史，像李濟推動科學的考古包括他的山西考古和后來的安陽殷墟發掘，像陳寅恪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教授西人之東方學目錄，以及作敦煌文書的多語文考證，像趙元任的語音學和方言調查，還有傅斯年所念念不忘的“虜學”，這些選題、材料和方法都是當時的前沿，就連梁啟超對于歷史研究法的闡釋和對于佛教史的研究，也吸收了國際學術界的很多新思路和新成就，這就是陳寅恪講的，進入了“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即國際學術研究問題、材料和方法的主流。

第二，不僅僅是“預流”，中國學者的中國研究必然不能簡單等同于國外學者的“漢學”，它必須逐漸建立中國的立場、問題和方法。在經歷了晚清民初整體向西轉的大潮之后，在西方的學科制度和研究意識全面侵入中國現代學術界的時候，他們始終堅持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立場，他們不是在稗販西方知識，而是在試圖重新詮釋中國，甚至提出，要使對于中國的解釋權重新回歸中國，像梁啟超的近三百年學術史研究、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李濟的中國考古，都在試圖拿回對于古代中國的解釋權。當時史語所提倡的歷史研究，有相當清楚的大理想和大方向。據說，主其事的傅斯年的目的，就是“以歷史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他（傅）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很多年以后，李濟《感舊錄》里還說到這一點，“當時學術界(對外人文化侵略）普遍存在著‘不滿’和‘不服氣’的情緒，要反對這種文化侵略，只有自己去搜集去研究，直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站在國家學院的地位，把學術界這種情緒導入了正軌”，所以，傅斯年在宣言式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最后，要大聲疾呼“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也許這種說法有一些學術民族主義，但是它卻促進了現代中國學術之獨立，這可能恰恰是這兩個研究機構成功的基礎。

第三，僅僅有充分國際化的預流和相對自覺的中國立場，可能還不夠，清華學校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所以能夠成為影響現代中國學術研究的重鎮，還得益于“地利”。我所謂的地利，是說那個時代恰恰在中國不斷出現了新資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書、居延漢簡和大內檔案等所謂四大發現，都在那個時代的新思路和新眼光下被使用起來，并且給重新理解歷史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許有人會指出，甲骨和敦煌都是20世紀初的發現，并不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但是，新史料需要有新眼光才能在研究領域中發酵，而甲骨卜辭和敦煌文書要到20世紀第二個和第三個十年，才超越和結合傳世的歷史文獻，真正使用在歷史的重新理解上，因而它不是史料的量的増加，而是歷史的質的變化。

總之，當年清華學校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以殷商甲骨研究上古史、以漢簡和敦煌文獻研究中古史、以大內檔案研究近世史，追蹤新史料開拓新領域，在文史研究的工具和資料上，特別重視考古發現的證據、多種語言的對比、邊緣資料的使用，在文史研究的視野上，關注四裔歷史并試圖與國際學術界討論同樣的話題，在文史研究的方法上，重視社會科學的方法、極力將語言學與歷史學聯結。這些“新”風氣、“新”方法，挾“科學”之名義，借“西學”之影響，又隱含著爭東方學“正統”的立場，所以一下子就站在了國際的前沿，使得這兩個研究機構成為中國學界乃至國際學界引人矚目的中心。

這些年，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我常常在圖書館翻閱當年國外的中國學期刊，深深感到那個時代中國文史研究的國際影響力，那個時代的國外中國學家，不像現在某些人那樣，覺得中國的論著不足以觀，不得不常常翻譯和介紹中國學者的著作。舉一個例子，像日本京都大學至今仍然出版的著名學術刊物《東洋史研究》，從1935年創刊的第一卷起就頻繁地關注中國學術的新進展，像聞一多的高唐神女說研究、《禹貢》派的歷史地理學、柯劭忞的《新元史》、孟森的“七大恨”研究、陳寅恪的各種論著、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觀研究以及陶希圣、朱希祖、傅斯年、顧頡剛、全漢昇、陳夢家等等的動態。就是在七七事變以后的交戰狀態下，日本學者也仍然介紹了羅根澤和顧頡剛的《古史辨》、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等。這個時候，中國的文史研究絕不亞于任何地區的中國學，傅斯年念念不忘的爭回中國學正統，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而陳寅恪痛心疾首的“群向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經過那個時代人的努力，狀況也許并沒有那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