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4日，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公開拒絕特朗普以凍結聯邦資金為威脅的整改命令，被視為美國高校對抗聯邦打壓的第一聲槍響。就在前一天，哈佛政治學教授丹尼爾·艾倫（Danielle Allen）在《大西洋月刊》發表評論“美國及其大學需要一份新的社會契約”，指出美國社會對精英大學的不滿由來已久，而自二戰以來美國高校與聯邦政府之間的親密合作也早已岌岌可危。

艾倫的這篇文章寫得可謂是九轉十八彎。文章一開始，艾倫溫情脈脈地敘述了自己如何一路走來，在象牙塔里享受“思想生活”（life of mind）的樂趣的同時，仍舊不忘對社會的責任。在短暫地哀嘆了特朗普對美國高校的思想生活的沖擊之后，艾倫突然指出美國學人之所以能夠過上這種超然世外的生活，實際上是仰賴于聯邦和大學在80多年前所達成的一份“社會契約”。在禮貌性地對這份老契約的逝去表示哀悼之后，艾倫又突然筆鋒一轉，祭出大棒，批評這份契約從簽訂之日起就蘊含了毀滅的種子。

艾倫所說的“契約”，其實指的是范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二戰結束前后向杜魯門總統提交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這份報告總結了戰時“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的運作經驗，主張永久性地將“政府資助科學、大學服務國家”這一機制制度化。艾倫認為，這份報告奠定了美國大學的一個信仰：聯邦政府應當撥款讓科學家們專心進行基礎研究和成果發表，而政府部門和工業界則承擔將科學成果轉化為社會應用的責任。換句話說，二戰期間科學研究所展現出的巨大軍事與經濟效益，使政府與產業界心甘情愿地為科學家背書，將他們從必須向公眾解釋研究社會意義的責任中解放出來。這一分工機制此后不斷制度化，并逐漸演化為一套默契的信條：無論多抽象或前沿的基礎研究，其價值終將以“提升國家安全”或“驅動經濟增長”的形式兌現。

然而，戰后持續八十年的和平時期讓這份契約暴露出新的裂痕：社會大眾已不再直觀感受到科學研究的公共價值，而科學家們也早已習慣以“學術自由”為名，回避對社會責任的回應。一方面，美國大學日益精英化，使普通民眾難以相信大學的存在可以促進自己的福祉；另一方面，大學又高度依賴政府撥款，使得“學術自由”事實上受制于政治博弈。所以，當憤怒的民眾與對學界左翼極端反感的聯邦總統結成同盟時，美國大學便注定難逃此劫。

當地時間2025年4月15日，人們聚集在位于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哈佛大學約翰·哈佛雕像前。

所以，這份曾經被奉為美國學術神話的契約到底問題出在哪里？在這里，身兼古典學家和政治理論學家的艾倫顯出了真身：

“過去80年，美國教育政策的歷史可以用三個詞概括：STEM，STEM，還是STEM！到2022年，由于長期的政策導向，美國每年在人均STEM教育上的聯邦投入大約為50美元，而在公民教育上的投入僅為每人每年5美分。那求仁得仁（you get what you pay for），你得到的就是一個既不了解、也不尊重自治與自由所需制度的社會。”

所謂的STEM，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的首字母縮寫，用我們更熟悉的話說，就是所謂“理工科”。到這里，我們才看出來，艾倫所不滿的并非時下特朗普對哈佛的打壓，而是80年來美國大學和理工科的蜜月以及對文科的冷落！

艾倫認為，這份契約只是狹窄地把國家安全和經濟增長作為社會意義的目標，完全忽略了美國的立根之本：公民力量（civic strength）。如果美國大學從來沒有把培養出具有憲政精神、多元開放態度的公民作為自己的責任，只是一味遵守“科學家無需承擔社會責任”的信仰，那么遭到一個不具備公民精神的社會的反噬，只能說是自食苦果。

文章的最后，艾倫給出了一些關于大學和社會公眾簽訂新契約的建議，比如:

在理工科或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加入社會責任的要求和導向

增加大學招生，縮短本科學制，擴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圍

大學錄取時將K–12階段（即從幼兒園到高中）是否獲得“公民教育印章”納入錄取標準，將美國的憲制民主的歷史以及多元主義的訓練開成大學必修課

創立新的商業模式來削減對聯邦資金的依賴

艾倫這一番抽絲剝繭后最終把特朗普打壓大學的時事和文科在大學的式微聯系在一起的筆力，讓我感到欽佩。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文科生，她的這些論點，以及那些對文科功用的鼓與呼，讓我感到困惑。一方面，艾倫所指出的社會與大學（尤其是文科知識分子）彼此之間失去信任，絕對也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艾倫所提出的那些建議，似乎在中國已經部分地實現了。那么艾倫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夠適用于中國呢？中國的文科知識分子是否也需要和社會重新簽訂一份契約，來挽回彼此之間的關系呢？

首先，按照艾倫的說法，范內瓦·布什的老契約最終造成了象牙塔內居民社會責任感的解除，但是為什么這個現象專屬于理工科？難道人文知識分子因為所處學科的關系，就會永恒地自帶社會屬性，和象牙塔外的社會保持溝通？

很顯然，這不是事實。在今天這個重視AI、大數據、醫學的時代，社會和理工科所簽署的互信條約依然有效。在中國，政府與理工科達成了“科技興邦”的契約，社會與理工科達成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契約，以及工業界和理工科達成的“研發費用不能省”的契約，仍舊十分穩固。相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和社會的契約變得十分模糊——社會大眾越來越難以理解日益專門的人文學術對社會有什么責任？當代大量的中國人文工作者既沒有封建帝國知識分子與政府簽訂的“學而優則仕”的契約，也沒有啟蒙知識分子與社會簽訂的“引領思想”的契約。

大量無約傍身的人文學術青年，只能蜂擁后退，在象牙塔內互相擁擠踩踏，在面臨生活的物質窘迫和社會意義感缺失的雙重功能打擊下，沖著塔外高喊：文人不談契約！在今天，人文工作者似乎都更依賴舊的社會契約所確立的那個以“無用之用”為標榜的大學體制來為自己代勞，向社會證明自身存在的意義。

其次，即便我們認可艾倫的批評，人文學科的價值并不應該用“增強國家安全”和“促進經濟增長”來衡量，那么她所提到的第三標準“公民教育”，是否能夠重建文科和大眾的關系？

這點在中國的情況更加有趣。首先，我們在這里并不是要討論美國“公民教育”的確切內容是否要移植到中國。我們要討論的是，就算一個國家的人文學術承擔了這個國家的公民教育，那么它是否就能贏得社會的信任？艾倫建議，各種研究申請應當有社會責任的導向。這在中國不是問題。各種項目基金和研究課題的申請要求中，社會責任都是首要關切。艾倫建議，國家歷史和公民教育要納入必修課。近代史、公民教育在中國早就是必修課。但很顯然，這些都沒有改善日益惡化的文科與社會的關系。這里的癥結在于，艾倫似乎簡單地把人文工作者的社會責任等同于“公民教育”，但是大部分人文工作者并不認為人文學術的主要意義是公民教育，而社會大眾也不會因為人文學科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就以身入局。

從張雪峰用最直白的方式道出社會大眾對選文科專業的態度，到《南風窗》刊出的那篇出圈文章《全球文科倒閉潮，來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人文學術和社會大眾的老契約（政治資格、經典傳承、文人風骨等價值標準）已經岌岌可危，象牙塔只會給人文學術留下越來越小的生存空間。有越來越多抱有舊時人文理想的青年，將會不得不走出象牙塔，面臨為自己謀生和正名的任務。人文知識分子如何能在象牙塔之外，不放棄人文理想，重新續約社會，這是一個真問題。

需要明確的是，我所謂的這個人文學科和大眾的契約到底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點？

首先，這份契約必須要以那些從事“狹義的人文工作”的勞動者為簽約主體。這就是說，一些傳統的證明方式并不在我們的考慮范圍之內。比如，人們可以論證：人文博雅教育可以培養一些基礎能力，這些能力可以用于進行其他更社會化的工作。學文科可以考公、從事法律或者咨詢等工作，在業界生存。但是，這些論證都是間接的。也就是說，在這些論證里，人文學科只是一種手段，需要類似公務員、律師或者咨詢行業這樣被大眾接受的有價值的行業來背書。這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人們仍舊會好奇，為什么不直接去讀法學院，而要走人文學科這樣一條彎路？

因此，若要實現社會與人文學科之間的真正互信，我們必須要求契約的簽訂方繼續從事較為狹義的人文實踐：以人文知識為生產資料，以文字、思想、評論等為產出成果，并以反思能力、知識整理能力及文化審美能力為其核心競爭力。

其次，這份契約必須是雙向的。也就是說，“自得其樂”“經典傳承”“無用之用”“永恒智慧”這樣的論點，并不再天然地適用于所有人文知識分子。人文學科的高等教育應重新開放其價值體系，使諸如社會介入、現實回應、知識轉化等取向，成為學科傳統內部同樣受尊敬的方向。這是人文學科提供給社會的offer。反過來，社會則應當提供一個體面的薪水和工作聲望，以確認人文學術的社會貢獻得到認可。唯有在雙方的共同調整與互相成全之下，一種不同于傳統的新社會契約才有可能達成：社會大眾得以分享人文學科的成果，并由此激發參與這一事業的動機與熱情；而人文學者也能在自身的工作中獲得價值感、社會認同以及相對體面的收入與生活保障。

仿照艾倫的做法，我們或許也可以據此列出這份“新契約”的兩條核心條款：

甲方：人文工作者

乙方：社會大眾

一、甲方應當將乙方所關心的有關個人精神生活的問題，納入自身的考量，并針對這些具體問題，進行產出。甲方內部應當形成對這種工作方式的正當性認同，甲方部分人員應當甚至應當將這種工作方式作為其首要工作方式。

條款解釋：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啟蒙知識分子，以及本世紀頭十幾年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曾經是社會和人文知識界的連接者。然而，從某種程度上，他們與社會簽訂的契約仍舊是某種政治契約。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緊密綁定，使得人文學界和大眾的關系變得非常不穩固。在政治性（資政輔政）和非政治性（純粹學術）之間，或許仍存在一種社會公共性的可能。人文工作者應該將當代人的具體的精神困境（諸如孤獨、抑郁、內卷、過勞、原生家庭、低能量、社交媒體成癮、大齡焦慮、親密關系危機等）納入自己的考量，避免過快地將這些問題變成理論興趣，而是要用文學、歷史和哲學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人文描述和指引。

二、甲方和乙方應當共同合作，培育出一個象牙塔之外的擁有公共聲望、具備可持續盈利能力的“人文工業界”。

條款解釋：當代人文工作者談到去“業界”（industry）的時候，往往說的是所謂“轉碼”（學編程進入大廠當碼農）、“轉法”（重新讀法學院）和“轉咨”（咨詢行業），然而這些“轉”從某中程度上都是對狹義的人文勞動生產方式的脫離。雖然人們通常不把教育界稱之為“業界”，但是事實上，非研究機構的教育界（比如高中和文理學院）往往也是人文工作者的備選項。不過在中國，除了少數超級中學可以提供“狹義人文工作”的機會之外，大部分中學教育活動都意味著新的工作方式。至于中國的所謂“文理學院”幾乎全部依附于綜合大學，故而并非象牙塔之外的“業界”。不過，有趣的是，當代中國一些玩出花樣的“留學輔導”機構承擔了“教育業界”的功能：為了提升藤校錄取率，精英家庭逐漸摒棄競賽、體育等傳統賽道，轉而通過早期人文教育（尤其是古典學）構建子女的文化資本，以此制造差異化競爭優勢。總體來說，人文工作者的各種“轉”都是因為缺乏一個成熟的、具備社會聲望和盈利能力的人文工業界。我們看到了一些人文工業界的苗頭：轉型后的傳統文化媒體（比如《三聯生活周刊》《人物》《新周刊》以及澎湃思想新聞中心等）、知識付費平臺（得到app、三聯中讀、看理想、豆瓣付費課等）以及自媒體平臺（喜馬拉雅、微信公眾號、小宇宙等）都在嘗試構建一個“狹義人文工作”可在象牙塔之外持續發展的平臺。

讀者至此或許已經看到，我與艾倫的契約論有根本的不同：艾倫以“公民教育”為核心重建的所謂社會契約，本質上仍舊是象牙塔內部的人文工作者和社會的政治契約，在這份契約里，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其對大眾民主意識形態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我非常懷疑這種政治契約是否真的能夠重燃社會大眾對人文學科的信心，從而讓時下日益艱難的人文工作者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間。而我所謂的這份“新契約”，本質上是一份象牙塔外部的人文工作者和社會簽訂的商業契約，在這份契約里，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其對當下公眾精神生活議題的闡釋與引導能力。

毋庸諱言，這份新契約將人文學術的工作方式定位為緊密圍繞大眾需求的商業生產與流通，至少從思路上，已經不同于人文工作者對人文理想的初心追求。而且，這份新契約中真正的乙方，或許目前也并非“社會大眾”，而是廣義的城市新中產。對這些擔憂，我們可以或許考慮這么幾點：

第一，新契約并非對象牙塔的取代。相反，它允許象牙塔內外的人文工作者都成為甲方； 如果象牙塔許諾擴大容積率，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文工作者都愿意進入，但我們面臨的事實是：它正在縮小容積率。一個日益擁擠的象牙塔只會讓社會大眾望而卻步，而塔內居民也只能被迫繼續創造遠離大眾的“象牙塔特供產品”；

第二，即便我們假定這份新契約目前所能尋找到的，具有消費需求和能力的乙方只是城市新中產，也沒有問題。甲方需要一個過程去建立商業模式、培養消費習慣并擴大消費市場。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商業比喻的本體，那么似乎這個人文商業化的思路也沒有那么可怖——“擴大消費市場和群體”恰恰意味著，大眾對于人文學術的興趣、理解、尊重甚至依賴正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