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濤

宋代人愛玩，以前我只是從書中了解，現在可是親眼見識到了。從2024年7月開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費縣費城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我和考古隊員們親手挖出了大量宋金時期的圍棋子、象棋子、骰子、骨牌等，還有當時非常流行的玩具“磨合樂”。當地群眾對這些出土的小玩意兒非常感興趣，經常過來參觀。他們問最多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在宋代會出現這些東西，而不是漢代、唐代？這可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了。

市民階層在宋代興起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這是宋代孟元老筆下的東京汴梁城的繁華景象。費縣在宋金時期并不是名都大邑，但其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通過費城遺址的發掘，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

由于費城遺址的發掘是配合費縣東周街改造項目，關乎許多費縣老居民的住房問題，當地縣領導也非常重視，經常蒞臨工地調研。他們來了，給他們講解出土遺物時，對于沒有一點考古學常識的人，讓他們看些殘破磚瓦標本，他們僅僅是覺得年代久遠而已。后來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出土遺物越來越多，我發現單單出土的宋金時期娛樂器具和玩具就種類豐富，數量可觀。娛樂器具主要有圍棋子、象棋子，骰子、骨牌，玩具是各種瓷質小動物和磨合樂。我把較有代表性的裝盛在一個展示盒中，他們再來時，我配合著時代背景給他們講解這些“小玩意”的背后故事，果然效果良好。

為什么在宋代會出現這些東西，而不是漢代、唐代？因為宋代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峰，經濟繁榮程度超過了以往各代。這里面有隋唐時期鋪墊，也有宋代自己政策改革所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屬性顯著增強。城市人口的激增帶來了群體影響力，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在種種因素影響下，市民階層登上了歷史舞臺。

宋金時期棋牌流行

市民階層的興起必然引發新需求的出現，進而對社會習俗與風氣產生影響。其實圍棋、象棋都不是到宋代才出現的，但都在宋代得到了發展。比如象棋，在《楚辭·招魂》中就有記載，不過與宋代象棋以及后來的象棋制式不同。但是到了宋代，隨著市民階層的興起，象棋愛好者對棋子內容和規則進行改進，使其更有游戲性、趣味性、娛樂性，最終產生了與現代象棋相似的制式。1983年在四川江油出土過兩副宋徽宗時期銅制象棋。其中完整的那副有32枚棋子，每一方各有卒5枚，象、馬、炮、車、士各2枚，將1枚，與現代象棋的棋子內容完全相同。1997年在河南洛陽市西工區北宋代墓中，也發現一副同樣內容完整的瓷質象棋。而費城遺址這次發掘出土的象棋則是用瓷土燒制。圍棋子也多用瓷土燒制，黑的圍棋子用染色瓷土燒制，有的棋面印有精致花紋。這些不太顯眼的小遺物，卻反映出當時費縣城內民眾豐富的文娛生活，也反映出當時娛樂流行之風已經刮到了遠離政治中心的沂蒙山腹地。

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風俗發展，賭博作為社會風俗的一員，自然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其市民化色彩愈發濃厚。作為賭博擲具的骰子到宋代時已成為一種獨立的博戲。李清照《打馬圖經序》中載：“打揭、大小豬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豬窩”便是當時骰子戲的俗稱，李清照稱其“鄙俚”，可見當時“豬窩”主要流行于平民階層。再到南宋遺老周密在《癸辛雜識》中提及宋理宗喜歡觀看他人賭博之事:“聞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皆小瑺互為之，至御前，則于第二、三撲內供純鏝骰錢，以供一笑。”關撲就是當時對賭博的稱謂，可見當時連帝王對此活動都喜愛有加，更何況費縣城中的官員市民了。費城遺址出土的骰子有瓷土質和骨質兩種，雖然大小不一，但形制、內容與現代骰子無異，有些點中涂抹的紅色尚存。

“磨合樂”是什么

費城遺址出土的各類玩具中，以“磨合樂”最有代表性。

“磨合樂”是音譯印度梵語，本是佛教神名。宋金時期它原有的宗教氣息已被淡釋，演變為一種兒童玩具。《東京夢華錄》中記載：“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外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合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座或用紅紗碧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值數千者。”這段文字的最后還有一行小字注曰：“‘磨合樂’本佛經‘摩堠羅’今通俗而書之。”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磨合樂為土木制造,大抵偶人以土塑之、底座用木頭雕花紋，因為當時的磨合樂越做越高級，妝飾越來越繁復，所以價格高到有“數千”金買一對。

費城遺址出土的磨合樂雖局部有殘，但冠帶眉眼、衣褶物件都刻畫得栩栩如生，精致異常。話再說回來，在宋金時期，許多與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相關的文藝形式和文藝作品成為商品，在盈利的同時，也擴大了傳播與發展。當時包括各種宗教，為了自身發展考慮，它們借助商品經濟的發展傳播其教義。磨喝樂的發展應該就是走的這套路數，從市民文化的大眾市場考慮，使其生產方式上的標準化和使用方式上的大眾化，以便更適應平民百姓精神與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當然從今天的考古學角度來分析，小小玩具中蘊含的各類信息就更豐富了，如這些玩具人偶的衣著對研究當時的服飾就是參考資料，人偶表演的腰鼓、拍板對于樂器史研究也提供難得的資料，費城遺址還出土了制作“磨合樂”的陶模，又為其制作工藝研究提供了信息。

費城遺址發掘成果豐富

前面說了這么多，你可不要以為這里只出好玩的東西，其實這次費縣費城遺址發掘工作成果還是相當豐富的。我們發現發掘了漢代的水井、陶水管，還在有限的范圍內基本揭露出了較為完整的唐代冶鑄遺跡，在山東唐代冶金考古中，這是第一次。要論漂亮器物，我們挖到了一件宋代梅瓶

我們還在一座房基中出土的瓷碗殘片上發現了“破案”線索。這片瓷器上殘存“公用”二字，反映出這處房基應該是公用場所。具體是什么公用場所呢？一時還沒找到確切證據。后來我查閱清代《費縣志》，書上縣治景物地圖中標注這個房基位置在清代是城內的捕廳（捕署）位置，捕廳是維持城內治安的機構，有意思的是，這處房基南側8米處還是現在費縣公安局的辦公樓。這處金代房基是不是也是維持城內治安的機構所在地，因為沒有確切證據，我不敢妄下論斷。但這么大的聯排房基和房基內出土豐富遺物，已經大大豐富了費縣宋金時期的考古學研究，也許在將來，通過其他考古發掘和文獻考證，會弄清楚這座聯排房基的本來用途。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