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訪美學家王岳川教授接受了專訪，以下是專訪的詳細內容——

采訪者：當前，隨著《哪吒2》在海外熱映，“中國文化出海”再次引起大家關注。您曾出版過一部《文化輸出》的書，請您談談我們為什么要堅持“把中國文化送出去”，以及《哪吒2》在文化輸出方面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

王岳川：“中國文化送出去”是季羨林先生提出的，意義重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學系做青年教師訪學時，多次拜訪請教宗白華先生。宗先生長久不說話，最后說了兩句警徹的話：“1930年代，我們是開窗，讓歐風美雨吹進來。現在到了1980年代，我們應該開門，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季羨林先生用了一個詞叫“送出去”——把中國文化“送出去”。季老說：“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國文化，我們就送，白送還要送，還要堅持送，讓世界了解中國，非送不可。”受宗先生、季先生啟發，我出版了一本書《文化輸出》，認為在大國崛起時，國家應可持續不斷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堅持“文化輸出”。我們有責任把正面中國形象展示出去，把綜合儒家思想、道教思想、禪宗思想所呈現的新國學經典思想展現出去，讓世界看看中華民族是個愛和平、愛人類的優秀民族。在我看來，十四億人的大國形象如果不立，大國不產生世紀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當何以堪？！東方大國長期沒有聲音，誰來為東方大國說話？只能我們自己申說！《哪吒2》就是一個發出中國聲音的好例子。

哪吒本身是中國文化形象的一個標識，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與融合性。哪吒的形象從印度佛教中的“那羅鳩婆”等發展而來，在中國經歷了本土化過程，融合了道教、民間信仰等元素，是多元文化匯聚、演變的成果。

《哪吒2》在海外的成功放映，是中國文化送出去的一次成功嘗試。電影通過文化重構與技術創新開辟了中國動畫國際化新路徑?。影片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現代抗爭敘事重構傳統神話?，深入挖掘“蓮花化身”“混天綾”等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元素與賽博朋克美學融合，形成全新的東方視覺體系，讓海外觀眾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運用侗族大歌、嗩吶等民族樂器，將中國傳統藝術形式與現代藝術手段相結合，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視聽盛宴。傳播層面采取“院線+流媒”同步發行策略，借助Netflix實現全球覆蓋，擴大了傳播范圍；TikTok平臺話題挑戰產生的大量用戶生成內容，帶動電影走入千家萬戶。該片通過傳統符號的現代化轉譯與產業標準的國際化輸出，為構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IP提供了實踐范本，是近年來我國文化輸出的典范之一。同時，《哪吒2》的票房奇跡，源于其構建的跨代際情感共鳴空間。影片通過親情、友情等普世主題，讓不同年齡段觀眾找到情感投射：青少年為哪吒的叛逆與成長共情，成年人則在“善意謊言”“家族羈絆”中反思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正如有學者指出，這種“情緒連接點”的設計，正是文化自信從“他者凝視”轉向“自我定義”的關鍵。

王岳川著《發現東方》，2003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一版，200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二版

采訪者：談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您如何理解中國文化自信？

王岳川：人類需要不斷認識自己反省自我。《論語》說：“吾日三省吾身”。老子《道德經》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面對歷史捫心自問，我們對于自己處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面對世界捫心自問，世界對于中國又了解多少？這就需要從世界視域下理解中國文化與文化自信。

歷史上，中華文明的影響源遠流長，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曾經滋養了西方文化，如“四大發明”對西方影響殊深。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美國的霸權主義急速升級，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奉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在國際上封堵中國，中國文化崛起受到挑戰。在全球化持續加深的當下，中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中國文化國際話語權也需要相應提升，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東方的，而正在成為國際的、世界的。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經濟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越是現代化，越需要多樣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為當代文化創新打下了五千年的堅實地基；中國有古代驕人的創造和奔月的動力，在近代疲弱落后之后當代中國高新科技正在進入世界前列；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展示的中國文化精華，讓世界充分感受到中華文明希冀更好地融入世界并推動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互了解與交流的善良愿望。這一切讓我們在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進程中，充滿文化自信。如果說，20世紀初中國的任務是如何“開窗”而讓“西風東漸”，那么，新時代中國的任務是如何開門，讓中國文化精神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作為東方大國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西對抗輪”的噪音中，應該有魄力和眼光來調整并左右世界文明新進程。在西方將中國作為對手的關鍵時候，我們強調和平共處，但不能無所作為！這一關鍵作為表征為：重建全民文化身份認同，在“再中國化”中建立中國文化可持續輸出的大國文化戰略！

采訪者：剛才您談到了全球化，您認為如何在世界視域下建設中國文化自信，從而消減文化自卑主義、民族虛無主義，使中國文化創新成果世界化，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王岳川：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民族個性的表征。一個人沒有文化會輕飄飄，一個國家沒有文化則會危機四伏，一個民族如果文化沉淪、喪失靈魂深度，其處境將極其危險。在世界視域下建設中國文化自信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興起，西方的文化語言、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及文學藝術等滲透到勢力所到之地。二戰后，美國文化借助全球化契機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西方文明“一家獨大”。西亞中亞的伊斯蘭文明與南亞的印度文明逐步并入西方文明；非洲的原生態文化漸趨消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類多元文化豐富性凋敝的開始。誠然，欣賞西方的差異性文化是一種文化包容，然而，珍惜本土文化則是一種根本的文化自信。不會欣賞差異性文化的民族是短視的民族，而漠視自己文化的民族則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回顧世界大國興衰更迭史，一方面需要尊敬他者，欣賞差異，文化才有開放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始終不能失去本土文化的主體性，這樣文化才不至于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其次，要通過對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確認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文化身份”這種與他種文化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權主義的前提條件。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強大的話語壓力下、在對傳統的虛無的批判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文化整體上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失語了，淪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或附庸，中國自身的文化身份出現了辨識危機。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沒有自己的身份標記，就會讓其他國家辨識起來比較困難。“他者”進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場，就容易被“他者”所虛無化，從而失去中國立場。中國文化自信的重建，當務之急在于中國文化身份更高層面的重新確立。當前中國經濟日益發達，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展，重視呈現中國文化身份，增強文化自信心，展現中國文化特色與風范。

第三，要辯證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五四運動后的一百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遭遇了諸多挑戰，如詩歌大國地位名存實亡，學生更喜歡看美國大片；音樂大國地位漸行漸遠，西方音樂傳播更廣；書畫大國地位岌岌可危，小孩子畫動漫、油畫比例上升。重建中國文化自信，應防止自卑主義、奴性主義，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國一切都不行；也要防止國粹主義、地方主義，認為中國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對待傳統文化，我們要看看哪些已經變成死的、僵化的文化，就堅決拋棄之，諸如裹腳束胸等；要看看哪些文化變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們的硬盤需要整理一樣整合起來，變成一個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要看看哪些是可以弘揚光大的還有生命力的文化；要看看哪些文化經過與西方思想碰撞以后變成了新的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不僅滋養中國，有可能變成世界的共識框架。

采訪者：書法是在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位置處于核心層面。您提出了“文化書法”的概念，您認為在當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進行海外傳播的過程中，中國書法應有何作為？

王岳川：書法是中國獨有的藝術，世界上能夠以文字書寫成藝術的唯獨中國的漢字。漢字是中華文明的基因，漢字書法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世界化的當代，中國書法向整個世界呈現出鮮明的中國身份，在東西方藝術對話中堅持了中國立場，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代表了中國指紋，在中國文化創新譜系中展示出中國的文化細胞和基本內核。書寫傳承漢字的中國書法是最獨特、最簡潔、最重要、最具有連續性的，是中國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境界。

中國書法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連：

首先，書法承載著漢字的演變，從甲金篆書到行草楷書，漢字的歷史反映了中國文化的演進，成為一個民族文化記憶。從國際上看，四大文明所有的文字都失效了，唯獨中華民族的漢字成為恒久生命的漢字魔方。漢字歷史悠久數量龐大，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是恢復漢字文化圈的重要方式。

其次，書法與國學經典緊密相關，歷代書法家通過書寫經文，保存和傳播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經典思想。書法與文學、音樂、美術、建筑等多個領域相聯系，豐富了其人文內涵傳承鮮活的中國思想。第三，書法具有廣闊的人類文化空間——書法與亭臺樓閣，書法與園林，書法與文廟、書法與孔廟、書法與佛廟等。書法的廣闊空間還表征在在千家萬戶寫書法，書法代表著文化傳承不絕的精神和實踐，書法是生命的凈化器，書法是人生的心電圖，書法是引領人們提升前行之道。

最后，書法是文化外交和輸出的重要途徑。如今已經一億多外國人在海外學習漢語，將漢字用毛筆書寫出來就有可能成為書法。

我在40多個國家講學，傳播中國文化和書法美學，在美國20幾所大學巡回講學一個多月，并舉辦書法文化講座和展出。我發現美國大學生對中國書法非常感興趣。我盡力給學生講解中國漢字發展與書法的關系，講解中國書法書寫的基本技法和不同境界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大學生乃至博士生加入書法練習。美國丹佛大學舉辦的美國學生們的書法展，其不差的水平，讓我非常欣慰。同時在同美國書法家交流中，我感到中國書法文化海外輸出的優勢所在。書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孔子學院遍及全球，全世界學習漢語人數已經達到一億之多的情況下，書法國際傳播對中國文化外交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文化崛起的關鍵時刻，我們要重視發揮中國漢字書法的重要作用，使書法和書法研究不再局限于昔日的輝煌，而是積極參與到今日國際性的新話語體系構建之中。我們的書法發展觀思考應給予文化的總體發展性和變革性，站在超越書法技法的高度，看到書法調適文化差異、彌合文化對抗的文化力量，推進中國書法文化的可持續輸出。

采訪者：說到中國文化，近年來，“國學熱”持續升溫，您認為在文化輸出中國學有何重要作用？

王岳川：一國有一國之學問。國學在文化復興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在東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今天全世界不僅僅是全盤西化或者是現代化，全世界尊重每個國家的精神財富和它的文化建設，中國文化的哲學、文學、藝術等等……包含著“經、史、子、集”的國學經典，應該為人們所欣賞。我們可以充滿文化自信地說：國學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份瑰寶，和西學一樣值得全世界的人們尊重、學習和踐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學是大國之學，是本民族精華之學，是不可丟棄，但也是不可迷信的。在全球化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政治、經濟、軍事要崛起，文化也同樣要崛起，東方和西方要進行平等對話。當今全世界西風甚烈，東方失語，這時候談國學不僅有了一種傳承的意義，而且還有一種保持中華文化的命脈，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新的世紀重新發揚光大的意義。讓天下每個人都能接觸東方大國的國學，國學不是教授們的專利，國學不是那些皓首窮經們們研究的結果，國學是千千萬萬老百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一份瑰寶，是中國形象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在文化輸出中，國學的根本要義在于：讓堅持叢林法則的霸權西方明白：“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仁本》）讓國人體認“武平天下，文亦安邦”的祖訓。對學者而言，需記住孟子真言：“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是人的心靈，義是人走的路。放棄正道不走，喪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尋覓，可悲！學問之道沒有別的，是找回來那喪失了的善心罷了。這在當今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設意義。

王岳川著《文化輸出》，200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采訪者：最后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學術心得？

王岳川：讓生命充實而有光輝的學術，需要追求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讀書思考和寫作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同時也是一件相當興奮的事。痛苦于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說的有限性，而興奮于寫下之后的銘刻性和喪我性。經年累月的深夜讀與思、思與言，使我領悟到“生有涯而知無涯”的意味，或許，讀書使我與歷代大哲面對同一精神層面的根本問題，而寫作可以使那稍縱即逝的思緒得以留存。

做學問堅守中國立場和文化自信很重要。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即認為民國學者——1911到1949這三十多年的學者，比新中國七十多年的學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國學者為大師。其實，錢鐘書先生、季羨林先生的學術就打破了這類迷思。“文化昆侖”錢鐘書先生除了《圍城》和《談藝錄》為民國時期所寫，他的諸多重要著作《管錐編》四卷、《宋詩選注》等都是在新中國寫作出版的。季羨林先生所有著作包括譯著，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后寫成并出版，只有他的博士論文在1940年代寫成。我的看法是：新中國學者一點不比民國學者差，甚至超過了民國學者。如美學大師宗白華、朱光潛的美學著作遠遠超過了民國美學；馮友蘭、張岱年的哲學和哲學史著作，同樣超越了民國那些半部哲學家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做學問首先應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實上，在學術文化領域中國際慣例不是西方慣例，游戲規則不應該由西方單邊建立；國際慣例是東西方世界共同創造的，游戲規則是東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國學術應該參與到建立國際游戲規則的過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規則，東方大國僅僅去遵守。當代理論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趨，而是擺脫了模仿西方的興趣，打破西方藝術的慣例，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態中尋找中國式的文化光輝和美學神采。

在漫長的學問之途，我堅持十六字心經:“國學根基、西學方法、當代問題、未來視野”。在我看來，沒有這四條法則，學問可能只是知識性的積累，而不會產生思想性的飛躍。正是依據這古、今、中、西的問題意識，使得我在大學時代注重對中國古典經典的研讀，研究生時代則轉向現代西學的研習，在北大執教多年后，則轉向中國立場的國學研究，這是一個在轉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為的過程。

這表明我的知識結構、心理結構和心性視野的內在調整，也是我對自我思想的清場。不斷揚棄舊的知識結構，尋訪歷史的思想殘片并進行自我揪心問題和歷史靈魂的對話，是個人學術調整的真實意圖之所在。

學問漫長，人生短暫。正是在這種學術理念的介入中，我沒日沒夜地苦讀、苦思、苦寫，并盡可能地正視自己的弱點、盲點和誤區，從而與時俱進地得以真正面對真實的學術和真實的自我。

（來源：王岳川工作室）

藝術家簡介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博士后合作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華美學學會原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協會原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協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中南大學等大學雙聘教授。擔任學術泰斗季羨林先生八年助手。出版學術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500余篇。

國學研究著作主要有：《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 < 大學 > < 中庸 > 講演錄》《王岳川解讀 < 大學 > 》《王岳川解讀 < 中庸 > 》《王岳川品大學中庸》《君子之道》《目擊道存》《文藝美學與當代中國思想》《全球化與中國》《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大國文化復興》《詩·言·道》《季羨林評傳》《本體反思與文化批評》《飲之太和》《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書法文化精神》《書法身份》《文化書法》《簡明中國書法史》《簡明中國書法美學史》《詩詞與書法》《文化與書法》《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文化書法的發展歷程》《飲之太和：書法審美境界》《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里的中國》等。

西學研究著作主要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藝術本體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當代西方美學主潮》《20世紀西方文論》等。

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中國身份”，提出文化書法應“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堅持“漢字書法是‘漢字文化圈’文化重建的重中之重”，致力于中國文化和美學的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