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能不憶江南

文 | 鄒逸麟

本書所論的江南地區，自唐代后期以來，在中國人心目中已成為備受關注的地區，其地位不亞于漢唐盛世的關中。

就政治形勢而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

就經濟而言，自唐宋以來一直是全國的財賦重地。

明人李樂《見聞雜記》：

“天下財賦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

丘濬《大學衍義補》：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又云：

“揚州富庶，常甲天下，自唐朝及五季，稱為‘揚一益二’，今魚鹽谷粟布帛絲絮之饒，商賈百工技藝之眾，及陂塘堤堰耕屯種植之宜，于古未有改也。”

就文化而言，南宋以后，“衣冠人物，萃于東南”。

據何炳棣研究，明清兩代五個半世紀中，浙江、江蘇兩省所產之進士，居全國首二，清一代一甲進士共336人，江蘇一省占113人，蘇州一府占42人，令人驚嘆！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在經濟文化諸方面居于全國的領先地位，已為不爭之事實。

眾所周知，影響一個地區的興盛和衰落，不外乎自然和人為兩大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指各種自然災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環境惡化。

人為因素，主要指戰爭、社會動亂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引起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的破壞。

江南地區雖然自然條件與其他地區相比相對優越，在社會動蕩方面也是較中原地區相對要輕。

但其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一千多年來同樣經歷了戰爭、災害和改朝換代以及大大小小的社會動亂，人地矛盾、階級矛盾也是十分尖銳的。

例如，這里也曾發生過重大的災害（太湖流域水災、海災）和嚴重的社會動蕩（如明清鼎革、民眾反抗、倭亂、太平天國戰爭）。

但事過之后，總能有自身恢復的能力，最終在經濟文化方面保持平衡的發展，并在全國占據領先的地位。時至今日，仍然是全國最發達最繁榮的地區之一。

江南地區的這種繁榮大致上維持有一千年了。

這不禁令人產生疑問，究竟什么機制，能使江南地區有此持續發展的潛力？

由于江南地區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近代以來對明清江南地區的研究，已成為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學科中的熱門。

綜觀近幾十年來對于江南地區的研究成果，其量之豐，其質之高，非其他地區所能企及。

大量成果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方面，如江南農業、水利、手工業、商品經濟、市鎮、近代化、城市化，以及江南社會的影響力量——士紳階層的研究，等等，為我們呈現了明清時期江南社會各層次的方方面面。

但是江南地區為什么能夠長期保持持續發展繁榮？

明清以來不少明智之士指出，江南地區賦稅最重，為什么這未使其成為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區？

這是以往學者未能揭示的問題，也正是本書所要解決的課題。

本書是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比較新的角度對江南地區社會的長期穩定的內在因素所進行的全面考察。

主要從行政管理、地方防護、水利調控、災害應變機制、宗教和民間信仰意識形態等方面，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間三大層面，對自然和社會兩種環境變化的應對能力，即所謂社會控制，使社會保持長期穩定的秩序和發展勢態。

明清江南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

首先是自然條件復雜。

山地丘陵鑲嵌，河湖水網交錯，溇港塘浦密布，海陸沙洲相匯。

其次產業豐富多樣，糧、棉、絲、漁、茶、瓷、紙、竹、木等百業林立，支撐著江南的經濟。

最后是階級階層復雜：

官吏、地主、雇農、貧農自不必說，此外，商人地主、士紳、行商坐賈、手工業者、農業兼手工業者、各種出賣勞力的雇工、游民等等，我國封建社會晚期所有的階級和階層，可以說在江南地區應有盡有。

他們都有自身階層的利益需要維護。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內，維持長期平穩的發展，必然需要社會各種力量的共同配合。

本書首先從政區的設置角度，探索中央政府對江南地區控制的思路。

中央政府對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地方分層管理制度，也就是政區的調整。

例如明清兩代江南地區府州縣設置繁多，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反映了江南地區賦稅繁重、人口眾多、地方事務煩冗，中央政府必須強化對江南地區控制，體現了中央政府對穩定地方局勢的積極措施。

作者又通過對江南地區縣級以下鄉—都—區—圖—圩的地方管理系統的實施和復雜變化的細致研究。

表明了在江南地區人多地狹的特定地域，土地的重要性遠過于人口，因此有效地保證江南地區田畝和賦稅的穩定成為政府控制的重要舉措。

但是這種中央政府對地方統治的強化，必然出現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的矛盾。

例如嘉興分出秀水、嘉善二縣，出現了縣以下鄉、都、圖、圩嵌錯的局面，引起地方上賦稅不均的混亂，出現了政府會勘與民間爭田問題，暴露了當時地方士紳與中央政府的尖銳矛盾，最后政府采用法制手段控制了社會的動亂。

當然這種控制只是暫時的，封建社會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難以根本解決。

江南地區的自然災害并不少于其他地區。

但是江南地區的災前防災和災后補救工作比較成功，地方政府和民間尤其是代表地方精英的士紳階層的力量和宗族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地方密切配合。

這當然是因為江南地區對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同時也是反映江南地方紳士階層希望地方安寧以免過分侵犯他們的利益。

與此同時，明清時期太湖水利也由宋代以來單治下游三江轉化為上下游區域的綜合治理，主要表現在太湖水系中溇港的疏浚和管理過程中，地方士紳階層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時期對江南地區社會影響最大的動亂，一是倭寇，以明嘉靖年間為最甚。

倭寇對東南地區城市居民的騷擾，促使江南地區各級城市大規模修建起城墻，形成以蘇州為中心的城市防護體系，對保證江南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這種城市防護體系的建立過程中，表現了中央、地方和民間三方面力量的聯合，而其中民間的社會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盜匪問題，當然盜匪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有發生，但在江南地區有其特定的意義。

江南地區土地兼并嚴重，財富集中，貧富懸殊，農業以外的各種產業眾多而又不穩定，自然災害的頻發，都是盜匪產生的根源，再則江南水鄉河湖港汊密布的地理條件，為盜匪出沒活動提供了便利。

盜匪的騷擾對富民階層無疑是很大的威脅，由此影響到中央政府對江南地區賦稅的征收。

于是有保甲、鄉兵、巡檢、水柵等措施以防盜匪。其中中央、地方和民間勢力三者如何各自發揮作用，以求暫時穩定，這在封建社會說來是一個永恒的問題。

明清江南地區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已眾所周知。

在江南社會中兼營部分行業并占有地產的城鄉地主是社會力量的中堅。

由這批力量組織建立起來的各種行業在穩定江南社會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清政府施行許多保護行業的法規以維護其正當利益，如果行業有不正當行為，政府也會出面加以禁止。

同時行業也需要政府的支持，當然行業與政府間在某些方面會有矛盾，但總的來說是相互依存。

地方政府對行業的保障體現了地方行業在發展地方經濟、穩定社會方面起的重要作用。

本書研究證明，保護行業經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為維護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為此，禁止任何侵擾行業生產的行為是政府全力支持的。

對江南地區長期盛行的民間信仰，政府也是盡量控制在國家允許的規范之中。

民間信仰是廣大人民在不能主動掌握自己命運情況下的一種精神寄托，這種信仰的無序發展也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源頭。

明清政府對地方淫祠的控制和對正統信仰秩序的營造，無疑對江南社會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從以上種種的研究，本書向我們揭示了明清時期江南地區長期穩定的內在機制是如何運轉的。

表明了穩定社會諸要素中，中央、地方和民間的力量三者聯手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民間社會力量（包括士紳、家族、民間自治力量等）在其中具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地位。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之所以能夠長期處于穩定發展的狀態，正是因為這些力量在社會政治、經濟出現不穩定情況時，在妥善處理各階層利益前提下，相互協調、平衡，不使矛盾激化，保證了社會繼續正常運行。

正如本書最后結論中所說：

“可以將一個區域從變動到穩定的期間定為一個周期，除政治、經濟方面的變動外，水利失控、災害發生、戰爭波及、民眾抗爭等方面問題的產生，可以為政府組織（或是以士紳為主導）的再次重新調整和聚合社會各階層力量提供機會。

所以新的協調之后，會出現又一個平靜繁榮期，這時的控制也最有效，整個社會經濟仍能得以持續發展。”

近年來歷史學界對歷史時期區域社會的綜合研究十分感興趣，我想本書的出版，將有助于推進這方面研究。

唐宋以來，江南為人們向往的地方。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今天，我們環顧960多萬平方公里范圍內，何處有似江南？

當然，社會制度不同了，經濟體制不同了，明清時期社會的各種弊端沒有了，但是保護好江南地區，進一步發揮其在全國經濟文化發展中的作用，當同此理。

研究歷史，多少有些借鑒的作用。

本書是作者馮賢亮的博士論文。他近幾年來一直在進行對江南地區社會變動的研究，其用力極深，成果也是很顯著的。希望同行們對本書的不足之處有認真的批評，我想這是作者最希望的。是為序。

鄒逸麟

于復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