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黃秋蘭，今年64歲，來自一個偏遠的小縣城，年輕的時候是中師畢業，在當地一所小學教書，教了一輩子的語文，五年前正式退休。

因為工齡夠長，加上我們那個時候國家編制鐵飯碗，我的退休金每月有6100元，在我們這個地方算是中上水平。

我老伴在我55歲那年查出肺癌，走得很快，沒拖多少時間，也算沒有太多痛苦。從那以后，我一個人守著兩間老房，生活簡單清苦，但也自得其樂。

我有一個女兒，名叫許琳，38歲，大學畢業，在市里一家私企做行政，嫁得不算太好，老公劉剛沒什么本事，跑運輸的，一年到頭不著家，掙得也不多。

他們結婚頭兩年住在單位分的宿舍里，后來買房貸款，壓力大得很。

外孫出生那年，許琳哭著打電話給我，說沒人帶娃，公司又催著復工，我聽著她在電話里抽噎，心就軟了。

沒多想，我就收拾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從小縣城坐了三個多小時的長途車，一路輾轉到了他們市里那個七十平的小兩居。從那天起，我成了外孫的專職“保姆”，一待就是十年。

02

頭幾年還算輕松，外孫還小，吃奶、睡覺、玩玩具，每天圍著他轉，雖然辛苦，但我覺得值。當媽的不就是這樣嘛，我吃點苦，她就輕松點。

但慢慢地，我開始感覺自己像是被他們“安排”住進了這個家。

劉剛從來不正眼看我一眼，不管我做飯做得多細致，洗衣洗得多勤快，他永遠是那副“理所當然”的表情。

有一次他下夜班回來，看到我正在給外孫擦身子，臉一沉，抱怨道：“你這水怎么這么涼？都幾點了？小孩萬一感冒了誰負責？”我解釋說水溫我試過的，不涼，他卻甩門就進屋了。

我低頭看著外孫的笑臉，心一陣發酸。這孩子是無辜的，可我怎么就像個外人一樣，連句謝謝都換不來？

后來，他們的生活越來越離不開我。許琳早出晚歸，劉剛整天跑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買菜做飯、接送孩子、輔導作業、洗衣收拾，全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

剛開始我還安慰自己，這是親情，是家人之間的互助。但有一回我感冒發燒，整個人癱在床上，躺了兩天兩夜，他們竟然沒一個人問我一句。

那晚我燒得迷迷糊糊，聽見外孫在門口喊：“外婆餓了，我想吃雞蛋羹。”我掙扎著爬起來，燒得手腳發軟，還是給他做了。端到桌上的時候，劉剛斜了我一眼：“感冒了也別當回事，小孩不能餓。”我沒說話，心里像是被人用針扎了一下。

這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我每個月的退休金從沒花過他們一分錢，反而常常貼補他們買菜買奶粉。有時許琳月底實在周轉不過來，還會找我借幾百塊“周轉一下”，我也不說什么，能幫就幫。

我從來沒指望他們孝順我，也沒想過養老靠他們，我就想孩子們過得好，孫子健康快樂，我心里就滿足了。

直到那一天，我在親家母的手機里看到了讓我徹底清醒的一句話。

那天是中秋節，我們兩家一起吃飯，飯后小孩吵著要玩手機，親家母的手機落在沙發上，我正好坐在她旁邊。她手機亮了一下，屏幕上彈出一條微信消息：“你那‘保姆’今晚還走不走？再不走，我就要發火了。”

那一瞬間，我心跳像是停了一拍。我瞄了一眼，備注是“琳媽（住家保姆）”。

我呆坐在那里，耳朵里只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住家保姆？我帶了十年的外孫，貼錢貼力貼感情，在她眼里，我竟然只是一個“保姆”？

晚上回家后，我坐在床邊，腦子里一片混亂。我想起這十年里，他們對我所有的態度：不尊重、不感激、不在意。有一次我問親家母：“你也沒帶過孩子？”她笑笑：“我身體不好，沒辦法。”可她出門跳廣場舞、旅游、聚會，從不見她累。

那晚我沒哭，也沒吵。我只是收拾了衣服，收拾了身份證和存折，在第二天一早，悄悄坐上了回縣城的長途車。

許琳早上打來電話，聲音慌張：“媽，你去哪了？你怎么走了？”我只說了一句：“我累了，想回家歇歇。”她還想再說，我掛了電話。

我不怨她，我真的不怨她。她也是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母親，是丈夫不作為、孩子不停鬧騰的女人，她不是有意傷害我。但我必須承認，我累了，心更累。

回到縣城的那天，天很藍，我坐在院子里曬太陽。隔壁老李頭問我：“黃老師，怎么提前回來了？”我笑笑說：“放假了，回來看看老房子。”

其實，我知道，這次回來，我不會再走了。

03

現在，我每天早上在菜市場買點新鮮蔬菜，中午做自己喜歡吃的飯，下午看看電視，晚上出去跳跳廣場舞，或者和鄰居聊聊天。我的身體還不錯，精神也慢慢好了起來。

許琳偶爾會打電話過來，語氣里帶著抱歉，也有些焦急。我只是淡淡地說：“你們好好的，我挺好。”她幾次試探說讓我再去帶帶孩子，我都婉拒了。

那條微信像一把鋒利的刀，把我心里多年的幻想割得干干凈凈。或許她們不是壞人，但她們真的不懂我，也從沒真正在乎我。

我花了十年時間，才明白一個道理：親情不是單方面的付出，尊重也不是從天而降的恩賜。

現在的我，只想好好為自己活一次。

有時候鄰居孩子經過門口，喊我“奶奶”，我也會笑著摸摸他們的頭。這種不帶負擔的親情，反倒更真實。

我不知道未來還有多少年，但我知道，我會把接下來的日子，留給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