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寫校史，這幾年成了一個新現(xiàn)象。校慶年節(jié)，學校官方都會編撰校史作品，如《復旦大學志》（1985）、《復旦大學百年志》（2005）、《上海交通大學史》（2016）。最近二三十年來，在眾多網(wǎng)絡論壇、校友會網(wǎng)站上，很多校友都用文字描述自己的大學生涯，同時也追溯校史，了解本校的校訓、校風，記錄校長、教師和同學間的事跡等。問了豆包：“由校友撰寫的大學歷史著作有哪些？”給出的目錄有四川大學中文系78級30位校友撰寫的《我的大學》、南京理工大學1988級張新科的《流年卷帙》、未名氏的《廈門大學的先生們》等等。翻檢書柜中校友編撰的復旦校史，手邊就有吳中杰（復旦中文系教授）的《復旦往事》（2005）、陳雁（復旦歷史系副教授）的《師道》（2012）、張安慶（復旦中文系80級）等《我們這一屆》（2014）、張國偉（復旦歷史系78級）的《相輝》（2020）和《卿云》（2022）……王啟元（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副研究員）新書《巍巍學府：復旦、上醫(yī)與近代中國》（簡稱《巍巍學府》）也是一部復旦人撰寫的民間校史，生動活潑有類，完整全面則加之。

《巍巍學府》，王啟元 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校長們嘔心瀝血，創(chuàng)辦兩所大學

《巍巍學府》獻給母校建立120周年，“我們該怎么紀念呢？”王啟元用李登輝校長在1935年復旦大學30周年校慶時的講話做序言的卷首語來設問。他的回答，應該就在全書的章節(jié)結構中。第一、二章著重寫“復旦之父”，創(chuàng)始校長馬相伯；第三、四章寫“復旦保姆”，長期擔任校長的李登輝；第五、六章寫上醫(yī)奠基人，華人自辦現(xiàn)代醫(yī)院的鼻祖顏福慶。穿插在各章校長敘述中的是復旦校區(qū)變遷歷史，從誕生地徐家匯，到第一校園吳淞鎮(zhèn)、第二校園李公祠，再到永久校園江灣。湊巧的是，顏福慶創(chuàng)辦上海醫(yī)學院，第一校園也是在吳淞炮臺灣下，后來才移到肇嘉浜楓林橋南，成為永久校園。于是，校長加校園兩條線索，是《巍巍學府》的主線。早期復旦的歷史，就被編織在這經(jīng)緯關系中，交互興替，層層推進，相當合理。

顏福慶

辦大學，最要緊的角色是校長，在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早期歷史尤其如此。復旦、上醫(yī)，都不是奉命而建，而是艱難眾籌。在清末民初自主辦學高潮中涌現(xiàn)的公、私立大學，創(chuàng)始校長的功勞當屬第一。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馬相伯、顏福慶，就沒有復旦和上醫(yī)。今天邯鄲校區(qū)有“相輝堂”，楓林校區(qū)立顏福慶像，是為了紀念他們的首創(chuàng)之功。“從震旦到復旦”，我們對馬相伯的情況了解得更清楚。1903年，馬相伯幾乎是獨力創(chuàng)辦震旦學院，自捐松江、青浦3000畝地收益做基金，親自教授拉丁文、法文、哲學和數(shù)學課程。1905年，震旦因耶穌會介入辦學，亟須調整課程，不意引發(fā)學潮，又是馬相伯出面挽救。另立復旦公學的時候，馬相伯之外，周馥、張謇、袁希濤等亦有貢獻，有錢出錢，有地出地，終于在吳淞建校。復旦早期是“公學”，是眾籌，即江蘇各機構中的新老士紳都有出力。但是，復旦校史最認可馬相伯校長，那是因為他在關鍵場合都與復旦同呼吸、共命運，成為復旦精神的象征。

1930年代的復旦校園

辦大學，顯性的物質條件是校舍，這方面復旦先天不足，后來惡補。初期的復旦，借地辦學，吳淞炮臺灣、徐匯李公祠都沒有置下產權。逢到政局變異，竟至顛沛流離，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去過無錫；1937年“八·一三”抗戰(zhàn)前又曾應榮氏邀請，謀遷無錫大雷嘴山底。1922年，李登輝從南洋募捐錢款，在江灣買地70余畝，聘請著名建筑師墨菲設計、建造校園。江灣校區(qū)在“一·二八”“八·一三”中都受到嚴重破壞。復旦早期如此不順，創(chuàng)建時期的上醫(yī)也遭厄運。復旦、上醫(yī)之外，同濟大學、中國公學（后合并）、中國政大（后解散）、商船學校（今海事）、水產學校（今海洋）都創(chuàng)建在吳淞鎮(zhèn)；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和后期復旦，都集中在江灣鎮(zhèn)。吳淞、江灣兩鎮(zhèn)是華人舉辦新式大學最早和最成功的地區(qū)，受到日軍侵華戰(zhàn)爭最嚴重的破壞，幾至難以恢復。校園不定，給初期復旦帶來困境，上海坊間竟有被列在“野雞”之列。顏福慶辦上海醫(yī)學院也是辛苦，雖然是領了國立中山大學的臺頭，但大量經(jīng)費都是他在籌集，上醫(yī)的吳淞校區(qū)也是毀于一旦。順便一說，顏福慶為上醫(yī)擇定的第一個校舍，就是復旦公學在1911年丟失的那個吳淞校園。2017年我們因寫作《顏福慶在武康路》去考察，確定復旦和上醫(yī)共同使用的校舍，就在今天的吳淞中學內。這個有些必然的巧合，對于今天已經(jīng)合體的兩校，倒是值得一提的佳話。

李登輝

師生們前赴后繼，鑄就百年名校

大學有了校園，師生得以聚合，教授的作用更重要。特殊情況下，校園、校舍條件非常差的學校，有出色的教授和學生，也能有好的辦學成就，如創(chuàng)建期的復旦，亦如南遷中的西南聯(lián)大。今天大學里流行一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話是針對國內大學大師缺乏的現(xiàn)狀而言，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就職典禮上說的，時在1931年12月3日。然而，我們在做《馬相伯年譜長編》時發(fā)現(xiàn)，此話的原意和句法，是馬相伯提出和使用。1912年10月，馬相伯就任北京大學校長。22日，他發(fā)表演講：“大學者，非一校校舍大，學生年紀大（當時京師大學堂留下的學生都是高齡生）及教習修金（當時北大經(jīng)常欠薪）大，乃以學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馬校長比梅校長早說了近20年。大學首先是增進知識、培養(yǎng)人才的地方，有“大師”級的教授引領至關重要，從復旦到北大的馬校長最早說出了這個道理。

震旦雜志1939年第40期—馬相伯（MR. JOSEPH MA SIANG PEI）

頂級的校長、教授，穩(wěn)定的校園、校舍，校園里、課堂中能有一批好的學生是又加一等的重要。成功的高等教育都是師生合作，即所謂知識間的激勵、教學間的相長促成的。早期復旦的校園校舍不穩(wěn)定，但校長、教師、學生都是最出色的。馬相伯是“新學”泰斗，李登輝是管理天才，嚴復（第二任校長）等教授也是一時之選。蔡元培托付給馬相伯的南洋公學“二十四個拉丁文學生”，后來大部分都轉入了震旦、復旦肄業(yè)。這一批學生是江南和中國的精英，他們在清朝從科舉制轉到大學制的時期最為出色，如項驤、黃炎培、胡敦復、胡仁源、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都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從陜西遠方投奔徐家匯的于右任，加入了震旦和復旦，忠誠于母校，在關鍵時刻協(xié)助馬相伯，多次讓復旦轉危為安。這位大校友在1905年從震旦到復旦，1911年從吳淞到李公祠，1943年從私立到國立轉變中的作用和貢獻，超過一般教授，僅次于馬、李校長，可以列在第三位。歷史的原因，于右任校友的事跡在大陸談得不多，雖然他的書法造詣已經(jīng)為人所知。《巍巍學府》對于右任的貢獻，是近年來校史敘述中寫得最清楚的。

1880年建成的徐家匯天文臺，后震旦初期校舍

在校學生和畢業(yè)校友，是一個大學最重要的資源和財富。校長終會離去，教授可以替換，今天的學生、日后的校友才是一個大學的未來。1911年，吳淞光復軍政府認定復旦“暫借”的原提督行轅120間老房子產權屬于清朝，既然革命，應歸還軍政府，用作司令部。復旦喪失了辦學六年的校園，面臨解散。然而，于右任、邵力子等校友已經(jīng)擔任吳淞中國公學教授，兼復旦授課，堅決不同意停課。1913年3月，馬相伯、胡敦復、于右任、邵聞泰、錢智修、葉永鎏、鄭允等校長、校友聯(lián)名寫信，邀請孫文擔任復旦校董，隨后就讓他批準撥給徐家匯李公祠，給復旦公學用作新校舍。這個關鍵批文的復制件，今于復旦大學檔案館與松江泗涇馬相伯紀念館中展陳，可作信史之證。究其事件關節(jié)，校友于右任的作用比校長馬相伯更重要。因為作為同盟會上海地區(qū)領袖、辛亥革命宣傳的主要喉舌，于右任和孫文個人關系更密切，而馬相伯雖然也在南京，身處辛亥革命漩渦中心，但和臨時大總統(tǒng)關系一般。

上醫(yī)主建筑

“三復”生文理兼修，終成獨特校史

在資料、文獻和檔案如此豐富的時代，加上人類使用AI技術處理大數(shù)據(jù)的能力突飛猛進，寫作變得更加容易。ChatGPT、DeepSeek已經(jīng)不只是收集、檢索資料，還可以幫助作者進行考證、整理，并作出基本準確的判斷。這是一個人人可以參與寫作的時代，以前必得專家才能做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寫作，現(xiàn)在的讀者和愛好者也能從事。從目前階段的人工智能程度看，專業(yè)寫作還能延續(xù)，“專家”和“民科”“民哲”之間的界限暫時還不會消失，但卻越來越模糊。專業(yè)和業(yè)余，統(tǒng)一的身份都是寫作者，對學者的要求更高了。在基本文獻、檔案知識容易獲取、專業(yè)信息方便普及的情況下，學者如何提升專業(yè)水平、發(fā)展業(yè)務能力，至少要達到人工智能的水平，這些都是近幾年在大學里教書、寫書的老師們經(jīng)常談論的問題。簡而言之，這些就是AI時代文科學者如何生存的問題。

戰(zhàn)火中的復旦

我們在一起談論的憂慮，王啟元在《巍巍學府》里率先做出了反應。走出書齋，在實實在在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氛圍中了解寫作中遇到的問題，切身感受書中涉及的環(huán)境，檢驗自己的知識和結論的可靠性，讀書與行路配合，這是寫作者可以做到的。我們注意到，《巍巍學府》中對一些地方有歷史空間的現(xiàn)場描寫。如寫到復旦江灣校區(qū)開辟時的江灣鎮(zhèn)地理狀況，既有對上海老地圖的考證，又結合了最近City Walk新探勘的驗證。近幾年來復旦通識課開辦的上海社會研究，顯然也幫助了本書的寫作。這幾年，我們一起參加了上海和江南田野調查活動，把學生帶到現(xiàn)場，在City Walk中了解上海、江南和中華。王啟元負責了五角場、江灣鎮(zhèn)的行走，他把“山陰道上”的復旦風景，一一寫進了《巍巍學府》，讀來引人入勝。

校友寫校史，一個特點是歷有經(jīng)驗，還免不了地懷著感情。王啟元寫復旦校史，第一次把復旦和上醫(yī)合并了寫，馬相伯、李登輝和顏福慶，三位重要校長占據(jù)了同等章節(jié)的篇幅，很有意義。復旦和上醫(yī)本是兩所學校，2000年合并為新的復旦大學，歷史上第一次有了醫(yī)學院。1900年代在中國大學的初創(chuàng)階段，文、商、法、政學院容易辦，醫(yī)、工、農、理科花錢多，學費貴、訓練期長，除了交大、同濟、大同、雷士德等有特殊實力的學校外，早期在上海辦起來的大學，如圣約翰、滬江、震旦、復旦、中公、法政、持志、大夏、光華、暨大、勞大、上大……都以文、商、法科為主，逐步引入工科、醫(yī)科。王啟元本科在復旦上醫(yī)畢業(yè)，碩士、博士研究生在中文系古籍所完成。在北大和清華，本、碩、博在校完成的被稱為“三北”“三清”，那作者應是“三復”。了解復旦，認同母校，“校友寫校史”，做一部合并楓林和邯鄲兩個校區(qū)的校史，王啟元是合適的。《巍巍學府》有醫(yī)學訓練的細密，也有中文專業(yè)注重的文筆，不容易。“巍巍學府文章煥……”（復旦校歌詞），《巍巍學府》，值得一看。

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