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之間，我在復旦求學、工作已四十三載，在皖南從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亦將近三十年。在長年的奔波中，時常感嘆：上好的民間文獻稿本、抄本總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往往轉瞬即逝，從此不見天日！不久前，我在歙縣某處冷攤覓得一冊頗為珍稀的徽州文書，并順手拍了一張八十多年前的《復旦校刊》。今值一百二十周年校慶，特將此刊介紹出來作為一種紀念，或亦不失為未來校史編修之一助。

安徽黟縣

（一）

此份《復旦校刊》由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校刊社編印，刊縫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校訓，注明為第五期（半月刊），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三”，即抗戰期間的1944年。

1944年的《復旦校刊》

抗戰爆發以后，日寇鐵蹄肆虐，神州大地硝煙彌漫，半壁江山相繼陷落。1937年，蘇州東吳大學部分教師來到徽州黟縣，在碧陽書院的原址上，開辦了東吳大學附中黟校。碧陽為黟縣之別稱，根據文獻記載，碧陽書院始建于明嘉靖年間，因其地處碧山之陽而得名。晚清教育改革以后，碧陽書院改作碧陽高等小學堂（即后來的縣立碧陽小學）。此處坐落于城區外約兩里，院落開闊，景致幽靜，既遠離市井喧鬧，又罕有空襲驚擾，是頗為理想的辦學場所。不過，東吳大學附中黟校只辦了一個學期就匆促收場。1938年8月，原在黟縣開設暑期補習學校的復旦校友謝小魯等，征得復旦大學校方及國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就東吳附中原址，籌辦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其時設了高中一個班，初中四個班，招收學生156人，其中女生4人，于當年9月正式開學上課。此后，學校招生人數逐年攀升。為踐行教育救國之志，書院特別增設免費學額，重點招收來自淪陷區的流亡青年及家境貧寒之失學學子。因其卓越的辦學成效，不僅獲得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正式嘉獎，更得到復旦大學本部之專函表彰，對其在戰亂時期堅守教育使命、培育英才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

1940年復旦大學附中皖校全體師生合照

此份《復旦校刊》刊頭邊上有一段“編者的話”：

時光如白駒過隙，寒假很快的逝去，卅三年的春季始業又開始了！這小小的產物——校刊隨同春季始業間復活，還是我們校師生及各地校友該慶祝的一件事吧！復旦，以他在皖南的數年悠久歷史，畢業校友何止千百，或則為深造而仍在繼續學業，或則廁身社會為民族自由而奮斗，天涯海角，各居一方，為著聯系在校師生、各地校友感情并切磋學術起見，于是復旦校刊產生了！

從1944年起，《復旦校刊》每月出版兩次，每期刊印四開紙一張，篇幅較此前增加了一倍。而在內容方面，也有局部改觀，當時的主要欄目包括“半月漫談”、“學校新聞”、“校聞點滴”、“校友通訊”、“時事述評”和“文藝短論”等。這些欄目名稱涵蓋了校園生活的諸多側面，既有官方權威信息的動態發布，又有校園溫情瑣事之輕松記錄。其中，“文藝短論”刊登學生原創及譯作，展示了各類文化創意，生動地反映了青年人對文藝現象的探討與思考；“校友通訊”成了聯結畢業生與母校的紐帶，承載著諸多校友對青春歲月的珍貴回憶，讓遠離附中的學子們依然能觸摸到校園的脈搏；而增辟的“時事述評”欄目，則重在培養在校學生的社會視野及對國際形勢的關注與思考。

（二）

關于復旦大學附中皖校，二十多年前筆者另收集有一份相關文獻——1940年“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皖校三周年紀念會”編輯的《三年來的復旦》。該書計70余頁，其封面設計極具時代隱喻：天藍底色象征著廣大師生對于和平的渴望，而硝煙中盤旋的戰機與傾頹的樓宇剪影，則定格了抗戰時期的城鎮瘡痍。左側那行用朱砂紅揮就的“三年來的復旦”書名，猶如一記鮮紅的時代鈐印，將這冊特殊出版物的歷史坐標，定格在1941年前后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

《三年來的復旦》

刊載于《三年來的復旦》上的校歌

《復旦三周年紀念歌》

2005年2月27日，筆者曾在《文匯報·筆會》上撰文介紹此刊，其中提及復旦附中皖校之創設，對于古老徽州現代教育的巨大貢獻。據不完全統計，復旦附中皖校在黟縣辦學七年中，前后共培養了高中畢業生271名，這些人有不少后來都成了學界的棟梁之材。例如，《三年來的復旦》中有一欄目為“學生園地”，其中收錄了一位叫寧樹藩的年輕人創作的幾首詩，如第二首《春日雜感》寫道：“烽火江南夜，凄涼憶二京，江流咽國恨，春草沒閨情，夢落胡天月，心隨漢將營，壯懷還自詡，鐵馬叩金城。”該詩以沉郁頓挫的筆觸，在四十字的方寸間濃縮了一個時代的血淚與吶喊，勾勒出戰亂時局下的家國情懷與個人悲慨。從書后的師生通訊錄得知，寧樹藩為安徽青陽南陽灣人，后來長期任教于復旦大學新聞系，是中國新聞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由《三年來的復旦》可見，他當年就讀于黟縣的復旦附中皖校高中三年級，在“學生園地”中屬于相當活躍的人物。《三年來的復旦》出版后不久，寧先生就進入浙江大學深造，1946年夏畢業于中山大學外文系，曾任《徽州日報》副刊“文藝之家”主編。整整二十年前，筆者在《文匯報》上的文章發表，寧樹藩先生獲讀拙文后非常高興，他曾托歷史系的陳匡時先生（筆者本科階段通史課程“中國近代史”的任課老師）與我聯系。據稱，當年他發表在《三年來的復旦》中的舊作，連他自己都沒有保存。為此，我很快將相關部分的復印件奉上，作為答謝，寧先生亦以其《寧樹藩自選集》惠賜……

復旦附中皖校的杰出校友、著名學者寧樹藩先生

上引的《復旦校刊》“校友通訊”中，見有一些畢業生的來信，其中的一封為“寧樹功同學自中山大學來函”：

小魯主任我師：

有一個長的時間沒有執筆問候了，也有很久的時間沒有接到諸師長及其他在校同學的來信，我們與母校的關系是這樣疏遠，離開了母校兩年半，想起來卻如昨日，而事實上卻被摒棄在母校的后面，我們是感到怎樣的難過啊！

今天《復旦校刊》從北國寄遞到南方，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消息，他告訴我們母校是在一天天地長大，屹立在皖南的前哨，異鄉的人兒該是如何地感到欣慰？！

聞說上期母校曾發生不幸的風潮，我們所得到的是些片斷的消息，無從知道事情經過的詳情，校刊上告訴我們，母校是向前邁進中，那末風潮不過是靜水中的一個波紋，雖然輿論界有所評論，然而“真”是客觀的，以主觀上發出的輿論，并不影響“真”的本身，我們是我們，人家的話仍是人家而已。

曹思義自敝校進修班結業后，保送西南聯大，伊已于十月中旬到昆明，在中山的校友走了曹思義，卻來了寧樹蕃，所以在這兒，我們復旦有校友計有謝觀祺，史囗一，孫汝濟，三人在工學院，寧樹藩在文學院，生在法學院，合共五人，雖然我們是分院而住，但一星期總見面一次，一群孩子，倒聚得很快樂，這里我們安徽中間，小同鄉是以青陽人為多（四人），若以中學校友而論，是我們復旦校友占著第二位（國立八中第一位）。

本年母校畢業的同學，升學者有二十余人，這真值得慶幸的，囗囗囗大學錄取的比率上，我囗囗囗母校的教學囗囗是比皖南其他的中學囗得高了！

在中山我們是很希望母校同學的來到，是十二分盼望同學來這紀念國父實行主義的最高學府。中山現有文、法、國、工、農、醫、師七院，歷史、教育、土壤、病理四研究所，在國內是院系第二多的大學，有志深造的同學，我們是會告訴他們一切有關中大各方面的情形的。

上年有同學主張設立校友會，以資聯絡，此事生曾函告佘主任，伊亦深表贊同，并囑生致陳主任及李家珍老師，征求同意并請指示，而囗發起，當時生曾有函上達，未卜收到否？關于此項組織是否需要，或為一迫切的建議，祈求賜示。

可能是因經費及技術所限，《復旦校刊》的印刷質量不精，故多有難辨之字，上引文章凡缺字或無法識別者皆以“囗”替代。從其下的落款來看，該信寫于1933年12月26日，距離本期《復旦校刊》之刊出已過了兩個多月。信的開頭提及的“小魯主任我師”，應當指的就是復旦大學附中皖校的創辦人謝小魯。從姓名和經歷來看，寫信的寧樹功應當是寧樹藩先生的兄弟，他敏銳地指出：復旦附中皖校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曾發生“不幸的風潮”，但學校的發展不應完全受外來輿情的左右，母校在其發展歷程中，應堅持正確的方向。的確，無論是附中皖校還是復旦大學本部，其辦學歷程皆如激流中的航船，難免會遇到如此這般的險灘暗礁，但始終都應把穩教育之舵勇往直前。歷史表明，一所真正致力于追求卓越的學府，其發展軌跡不應全然跟隨外界輿論風潮而起伏不定。在風雨如晦的歲月里，只有始終堅守“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的精神底色，方能在“政羅教網”的羈絆與時代動蕩中保持自身的辦學定力。

寧氏是青陽著姓，在清代，青陽縣屬皖南的池州府，與徽州府毗鄰。早在明代，商編路程中就有“徽州由青陽縣至池州府路”，此條路線由徽州府城經歙縣萬年橋，經北鄉富堨、許村等地，出箬嶺，經青陽縣至池州府，再一百多里更可前往省城安慶。由此可見，徽、池兩地的交通頗為便利，而青陽縣則地處交通要沖。晚清時期，在皖南的商業中心——屯溪，有不少來自鄰近各地的商人，其中，江西幫操縱著瓷器和木、漆業經營，黟縣人控制著綢布、百貨和紙業貿易，休寧商人則左右錢莊、典當和房產，歙縣人掌握南北貨、建筑業，績溪以制墨和菜館為主。此外，還有婺源人制茶，青陽幫制醬，安慶幫理發等。迄今仍開設于屯溪中街著名的“陳漱芳醬園”，其主人也就來自青陽。此外，油坊等業也有不少為青陽人所開辦。當時，在上黎陽西頭河邊有青陽同鄉會，并建有殯所，處理青陽人的善后事宜。也正因為如此，青陽子弟中有不少也在徽州各地讀書。在傳統時代，徽州“商成幫，學成派”，血緣、地緣始終是形成各類業緣的基礎。受此影響，一些青陽人在復旦附中皖校讀書，畢業之后的進一步深造，也呼朋引類地前往各地的一些大學。上揭寧樹功的信函，顯然也有為中山大學拓展生源之意。

抗戰時期，復旦附中皖校之辦學卓有成效。當時曾舉辦過唯一的一次高中畢業會考，復旦附中皖校學生的成績名列前茅，引人矚目。因此，在徽州綿延數百年的文脈長卷中，復旦曾留下過濃墨重彩。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稱的黟縣古城，因復旦之駐足而煥發出新的教育光芒。抗戰烽火中，復旦皖校在黟縣扎根，不僅延續了弦歌不輟的教育火種，更將現代教育精神播撒在了黃山白岳之間，從而在徽州教育史上鐫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祁門學生家長寄往黟縣復旦附中皖校的信封

1941年復旦附中皖校的開學通知書

1941年復旦附中皖校學生成績單

學生家信中的復旦附中皖校風潮

（三）

另外，這份《復旦校刊》對于時下方興未艾的“徽學”研究亦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校刊第一面右側中下，刊有王叔平的《復旦校舍談往（續）》，文曰：

歙縣汪仲伊先生，清末邑人聘主碧陽書院，時已廢八股為策論，予以諸生住院，嘗從問學，廣涉眾流，先生頗激賞之。嘗出一宋版《內經》見示，當時不知版本為何事，僅賞其佳而已。又出鄧石如隸書冊，大歙研，謂為棠樾鮑氏分家時所贈。一日以《說文》相謁，見先生正著一小說，曰《后紅樓夢》。（是否此名，以【已】記憶不清）予大不然，曰：凡前人成者，襲其科臼，曰續，曰后云者，續貂也，有志者不為。先生亦不以為忤。囗此案上不見此稿矣。有一日，雨中無事，先生至余房間內小坐，見日課卷數本，無一被錄，蓋余貪得膏火，每課必多作，后先生對人言曰：王生實佳士，課卷被斥，對我談學問業如故。待予前室許孺人病逝，先生擬以女孫妻之，使黟人汪步云作伐。其哲嗣數友，時在南京兩江師范任事，來函令予出外求學，再談婚姻。旋改書院為學堂，先生離黟，余亦別娶。先生離黟時，其家眷住三都。民國十四年，予聞友人登其樓，見圖書滿囗，曾有詩記其事，敘云：仲伊先生，囗講碧陽書院時，挾眷住三都深柳園。頃過游，見遺書滿地，大半經先生點讀，有《易經》三本，囗囗囗四冊，則《周易學統》初稿。偶憶阮文達詩：“子孫重田園，棄此等涂炭。朋友諾千金，文字任失竄。”予荒陋不學，憶二十年前，頗受先生所激賞，見遺書而不能收，感嘆不已，系之以詩：“江戴囗囗囗百年，先生后起殿鄉賢，學兼唐宋京房易，氣挾風霜劍囗囗。（兵學三種，刻在“漸西村舍叢書”中。時佩古劍，時出舞之，并為余講其法。）寂寞碧山空閑字，飄零草隸嘆遺囗。（先生著有《草隸譜》，吾鄉李氏為刻之，其稿書一見能囗，蓋與他人囗囗。）漸西刊本傳千囗，愧甚文囗一諾緣。今年書賈所賫之《老子》，即園之后人以廢紙賣出者。嗟嗟！予年行六十矣，老大無成，回首前塵，實慚愧先生也！《周易學統》，其版亦刻成于碧陽書院，曾見貽一部，又與友人合印數部，就學安慶時，吾家移囗，盡失之矣。頃許際唐先生書來，以收韜師校本《老子》原稿見囗，予前此固不知為先生也。爰摘述日記及小詩綴于此篇，用寄許先生，知神交友人中，于師門亦有此一段雅故也。

王立中：《復旦校舍談往（續）》

黟縣縣城南街

該文作者王叔平，亦即黟縣版本目錄學家王立中（1882—1951）。此人出生于徽商之家，其父曾在江西樂平開設雜貨店。1934年前后，因國共雙方在皖、贛一帶激烈對決，王家祖業、田產在當時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中遭受破壞。此后，王立中以附股于屯溪商店收取每年分紅的方式，作為全家的生計來源。從學問上看，王立中為黟縣的飽學之士，他最早師從著名學者程朝儀，學有淵源，功力深厚。王立中長年經眼過無數舊書珍籍，故曾不止一次流露出纂輯《徽州經籍志》之志向。此書最后雖然并未成書，但他所撰著的《城南草堂曝書記》，在當時卻亦頗有影響。除了《城南草堂曝書記》之外，王立中還著有《俞正燮年譜》、《鮑廷博年譜》、《程抑齋年譜》和《文中子真偽匯考》等。就其學問而言，相較于《販書偶記》的作者，王立中顯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從其個人際遇來看，他又與葉德輝頗相仿佛，學問頂尖，卻因其頑固的政治立場而未得善終。從《三年來的復旦》卷末之“員生通訊錄”中所列的教職員名單來看，王立中居住于黟縣南門，抗戰期間，曾擔任復旦附中皖校的教師。上引《復旦校舍談往（續）》的文字之前有一段說明：“校刊督稿，因事雜不克執筆，輒取舊稿賡續前篇，內小有重復，亦不及刪除也。”由此可見，此文系《復旦校刊》之約稿，該刊上曾連載他的作品，故《復旦校舍談往》應不止一篇。

由于王立中在此文中談及的諸多掌故，并不見于其他記載，故彌足珍貴。尤其是文中談及王氏與汪仲伊和許承堯的過從，后二者皆是清末民國時期徽州文化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黟縣版本目錄學家、書商王立中寄許承堯函

關于許承堯，前引《復旦校舍談往（續）》曰：“頃許際唐先生書來，以收韜師校本《老子》原稿見囗，予前此固不知為先生也。”文中的許際唐即許承堯，是清末民國徽州著名的史學家、詩人。將近十年前，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了《許承堯未刊稿整理研究》一書，其中就收錄有《王立中寄許承堯函稿》，該信稿是歷史文獻學、收藏史研究方面的珍貴史料。我曾據此撰文，較為細致地考述王立中之生平細節與許承堯等人的交往，進而分析了1930—1940年代徽州文獻之流散狀況與皖南舊書市場流通的實態。從中可見，黟縣之刻書、藏書與清代以來商業的盛衰遞嬗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晚清時期，隨著黟縣徽商之崛起，當地的刻書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王立中在《城南草堂曝書記》十一“蕭敬孚校《徐騎省集》三十卷”條下寫道：“此為光緒辛卯吾鄉李爰得氏借南陵徐氏抄本屬蕭敬孚校刻。……按：李氏名宗煝，字輝亭，晚號爰得。黟縣南屏村人，三十后以鹽運起家素封，為人慷慨好施，喜賓接文士，事跡見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四卷六頁李君墓表。”這里提到的李宗煝為黟縣南屏村人，其人以鹽運起家，席豐履厚，豪侈風雅。與不少“賈而好儒，富而好禮”的傳統徽商類似，李宗煝也曾捐資修復黟縣的碧陽書院，資助刊刻《淳熙新安志》、《鄂州小集》、《癸巳存稿》和《紫石泉山房文集》等二十余種地方文獻。這位李宗煝，也就是《復旦校舍談往（續）》中提及的為汪宗沂刊刻《草隸譜》之“吾鄉李氏”。在刻書興盛的同時，黟縣的藏書之風亦愈煽愈熾，縣境內也出現了一些藏書家。而在此后，隨著徽商的衰落，黟縣當地的一些舊藏（比較著名的如西遞胡氏、杏墩胡氏和黟縣鄭氏藏書）也紛紛流散出來。在此背景下，書籍的買賣與流通變得極為常見。

在當時，上海、杭州和北平的書商，有不少都前往徽州山區收購古籍。民國時期，近水樓臺的王立中在黟縣和屯溪等地收購古籍，為北京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和安徽省圖書館等提供了相當數量的文獻。此次披露的《王立中寄許承堯函稿》為謄清留底本，多數信函是寄給許承堯的。從中可見，王立中寄與許承堯的函札始于1940年，信函內容主要便是洽購古籍，兼及版本目錄學之探討。在《王立中寄許承堯函稿》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為復旦大學附中皖校學生授課的情形：

久欲撰一跋，而人事卒卒，竟不及動筆，必俟將復旦課擺脫，所葺城中舊居竣工……（《寄許際老（十一月廿五日）》）

復旦薪水得敷酬應零用而已。（《復許際老（一月九日即初九日）》）

前寄上《復旦校刊》一冊，韜師《緹縈曲》一冊，想詧收。（《寄許際老》）

本學期又為復旦拉去教圖書，清稿不知何時可繕寫，亦姑徐徐焉（名者實之賓也）。（《寄許際唐（十六日）》）

據此可知，許承堯可能也曾收到過《復旦校刊》，至于他是否有興趣隨手一翻，那只有天知道了！不過，王立中在《復旦校舍談往（續）》中專門提到的一些徽州舊籍傳承與流散之掌故，則完全可能是許氏所喜聞樂見的。信中提到的“韜師《緹縈曲》”，亦即汪宗沂（1837—1906）的一部戲劇作品《后緹縈南曲》。此一戲曲演繹自清康熙年間泰州孝女蔡蕙為其父鳴冤得雪的故事，而“韜師”也就是汪宗沂（亦寫作汪仲伊）。這是因汪宗沂自號“韜廬”，曾受聘主持黟縣碧陽書院，王立中“以諸生住院，嘗從問學”，故尊稱其為“韜師”。

汪宗沂書信

《復旦校舍談往（續）》中談及汪宗沂的掌故，似未見其他的記錄，頗具史料價值。汪宗沂出自徽州府歙縣西溪望族，其人祖上在浙江蘭溪經商，家族經濟實力漸趨雄厚。與不少“賈而好儒”的徽商類似，他們于席豐履厚之余，逐漸將商業資本轉化而為文化資本，使得西溪汪氏成為著名的文化世家。汪宗沂家有不疏園，累世藏書稱富。清末，汪宗沂被黟縣人聘請前往，主持當地的碧陽書院。王立中作為在院學生，曾跟隨汪宗沂求學，因其廣泛涉獵各類學問，故深受汪氏欣賞。在汪宗沂那里，王立中第一次看到印制精美的宋版《黃帝內經》，又見識了鄧石如的隸書字冊，以及歙縣棠樾鹽商巨擘鮑氏家族祖傳的大歙硯。某天，他帶著《說文解字》去請教汪宗沂，正撞見后者在寫一部小說，名叫《后紅樓夢》。王立中當即不以為然地說：“凡是前人已成經典的作品，若沿襲其套路，叫什么‘續’啊‘后’啊的，都是狗尾續貂。有志向的人不該干這種事！”汪宗沂聽了也并沒有生氣。從此一故事可見，汪氏與王立中關系莫逆，他十分贊賞后者的才學，師生之間的交流也能平等相待。也正因為二者關系密切，汪宗沂甚至想將自己的孫女嫁給王立中續弦。另外，關于《后紅樓夢》一書，早在1926年，黃賓虹在《汪仲伊先生小傳》中也曾提及：“又以小說《紅樓夢》于吾國人心有大影響，乃撰《紅樓夢》全八十回，托言林黛玉化為男子，明習高強之武藝，締造國家。此遺稿尚未刊行。”

提到汪宗沂，不少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說到他的岳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王茂蔭。但在當年，至少在知識界，汪宗沂的知名度可能要遠遠超過王茂蔭。其人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先后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一生著述頗多，許承堯和國畫大師黃賓虹皆是他的學生，著名畫家汪采白則是其人的孫子。汪宗沂博學多才，一生著述不輟，成就卓著。除經學之外，對于兵家、道家、陰陽家、醫術、堪輿、書法、音律、詞曲、傳奇小說等皆有撰述，是位百科全書式的著名學者。《汪仲伊先生小傳》說他“尤好劍，于唐人遺留之《舞劍賦》中求得劍法。得一古劍，長三尺有咫，終身自隨不暫離”。這一點，也得到前引《復旦校刊》的印證。《復旦校舍談往（續）》中提到：汪宗沂“時佩古劍，時出舞之，并為余講其法。”但從后來的情況來看，王立中顯然沒有習得其師真傳。此外，汪宗沂曾用心鉆研醫術，尤尚醫理，多有著述，其中以《傷寒雜病論合編》最為著名。《復旦校刊》談及他給王立中展示印制精美的宋版《黃帝內經》，顯然不止是一種珍籍鑒藏，而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人對于“新安醫學”的認識。汪宗沂最早受曾國藩賞識，后來與俞樾、袁世凱、陳獨秀和李盛鐸等人皆有交往。在清末，汪宗沂的名聲很大，有著“江南大儒”之美譽。他的部分書信，經皖南收藏家的提供，此前收入筆者主編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也就在這一年，筆者開始兼任安徽大學講席教授，期間在安大指導的第一位碩士生，其學位論文就聚焦于前揭資料中的汪宗沂信札展開綜合性的探討，從而開始邁出了學術研究的最初一步……

這些不期而遇的緣分，或許就是冥冥之間埋下的伏筆吧——徽州的粉墻黛瓦與復旦之磚樓飛檐，在時光長河里遙相呼應。那類看似偶然的巧合，恍若泛黃故紙上浮動的墨痕，一字一句都刻畫著跨越時空的傳承與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