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一位老演員從北京來到我們小城的圖書館作講座，海報提前打了出去，上面寫的頭銜是“著名表演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我好心提醒了一句：據我知道沒有“國家一級演員”這個職稱。誰知人家理都不理我。

于是就上網查了一下，就查到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關于深化藝術專業人員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0〕68號）和《藝術專業人員職稱評價基本標準》，演員職稱分為四級，其中“一級演員”為正高級職稱。

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此前公示的高級職稱評審結果顯示，藝術系列的正高職稱有“一級演員”“一級編劇”“一級指揮”“一級導演（編導）”“一級文學創作”“一級美術師”“一級演奏員”“一級錄音師”等，均未冠以“國家”。

那么為什么還有人喜歡用“國家一級演員”這樣的稱謂或者叫并不存在的職稱呢？

集體記憶的符號化表達。“國家級”這一提法的生命力，源于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集體記憶。在那個一切都需要“國家認證”的年代，這個前綴代表著最高級別的官方背書。即便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語言化石依然承載著幾代人對于權威認證的特殊情感依賴。

體制話語的人格化投射。在體制內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常說“我的工資是國家給的”，這種表述將抽象的財政制度具象為一個擬人化的“國家”主體。類似的思維模式也體現在社會對運動員的評判上：勝利則“為國爭光”，失利則“給國家抹黑”。這種話語體系折射出一種將國家人格化的認知局限。

語言變遷的滯后性特征。市場化改革已逾四十多年，但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稱謂仍在部分人群中使用，如有些人仍習慣將鄉鎮稱為“公社”，將村稱為“大隊”，將郵政局甚至是郵政儲蓄銀行稱為“郵電局”等，這種語言更新的滯后現象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社會學規律：話語體系的變革總是慢于制度轉型。

當老一輩仍習慣用“國家干部”指稱公務員時，Z世代早已創造出“國家一級熬夜運動員”“國家級宅男”等解構性話語。這種語言景觀恰如地質沉積層，清晰標記著社會轉型的不同階段。

當下，年輕一代對“國家單位”概念的陌生感與對“國家級”頭銜的戲仿，或許正在醞釀一場溫和的語言革新。那些承載著特殊歷史記憶的“國家”前綴，終將成為觀測中國社會變遷的獨特文化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