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末，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章家敦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崩潰論”，聲稱中國將在21世紀初因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矛盾而崩潰。

這一論調迅速席卷西方媒體圈，成為諸多對華政策鷹派的理論支柱。

2020年代以后，章家敦雖被不斷“打臉”，卻依然在各類智庫、電視節目中頻頻現身，變本加厲地鼓吹中國“行將就木”。

但事實是殘酷的。

今天的中國不僅未崩潰，反而在多重內外壓力中穩中有進。從脫貧攻堅的歷史性勝利，到高鐵、5G、綠色能源等新基建的全球領先。

從在國際多邊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到成功承辦多項全球性會議和賽事；從經濟規模穩居世界第二，到與全球近15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

中國已不僅是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更是在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所謂“貿易不平衡”、“知識產權盜竊”等理由發起對華貿易戰，動輒提高關稅稅率，試圖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中國讓步。

彼時，美國鷹派學者和輿論喉舌歡呼雀躍，認為“這將成為壓垮中國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

彼時，美國先后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懲罰性關稅，中國也采取“對等反制”措施，覆蓋大豆、汽車、化工等美國產品。

特朗普自詡“關稅人”（Tariff Man），堅信關稅戰將迫使中國屈服、資本外逃、制造業崩潰。

然而，六年過去了，形勢卻遠未如“崩潰論者”所預期的那樣發展。

美國經濟深受高通脹、企業成本上升、供應鏈緊張之苦，反倒是中國在逆境中調整結構、加速科技自主突破，展現出強大的韌性與應變能力。

2024年底，美國財政部與經濟學家普遍承認：加征關稅并未有效減少美對華貿易逆差，反而加重了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尤其在通脹高企時期，額外關稅如同“自戕之刃”。

一項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對華關稅大部分成本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

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世界工廠”的中低端代工模式，向技術密集型、品牌導向型方向升級。

以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光伏面板為代表的“新三樣”在2023年首次成為出口主力，占中國出口總值的比重不斷上升。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在面對美國市場封鎖與打壓的同時，加快了向東盟、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的“去美元化”與市場多元化戰略布局。

中歐班列頻次創新高、人民幣國際結算規模提升、中東央行增持人民幣資產……

這一切意味著：美國發動關稅戰，本意是壓制中國，卻在全球范圍內削弱了自身經濟信用，動搖了美元霸權根基。

“崩潰論”反噬了誰？

關稅戰的實質是一場“國家資本主義”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碰撞。

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政策調動能力和戰略定力，可以通過財政補貼、貨幣工具、產業導向等手段穩定預期、保障就業、推動創新。

而美國的自由市場機制，在面臨系統性沖擊時缺乏協調機制，導致內部撕裂愈發嚴重。

今天再看章家敦、班農、納瓦羅等人“崩潰論”的話語結構，已淪為意識形態工具，而非有實證依據的分析框架。

他們曾信誓旦旦地預言：中國將在2006年、2012年、2019年接連崩潰，如今卻只能在網絡論壇中訴諸情緒宣泄。

諷刺的是，真正在“崩潰邊緣”的，是那個將貿易戰當作政治投機工具、幻想以孤立主義遏制他國發展的美國建制派。

國內民粹高漲、種族撕裂、債務危機、政治極化、槍支暴力頻發。

這些才是實實在在的“系統性風險”。相比之下，中國的發展路徑雖然并非沒有挑戰，但治理效能、社會動員、戰略遠見，構成了堅實的制度優勢。

中國靠的是制度韌性，不是“運氣”。

“中國崩潰論”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方法論的失真：它假定西方經驗是唯一正確的路徑，否認制度多樣性；它依賴短期經濟數據而忽視長期戰略變革；它將意識形態凌駕于事實之上，失去了基本的邏輯一致性與批判理性。

中國沒有因為關稅戰“崩潰”，反而在自立自強中愈挫愈勇；美國沒有通過貿易戰“贏得勝利”，反而在制造混亂中失去了全球信用。

歷史將證明，真正的勝利不在于一次關稅談判的得失，而在于誰能夠保持制度的持續進化與戰略的歷史定力。

而當年鼓吹“中國崩潰論”的那些人，如今或在社交媒體上默然無語，或繼續用陳詞濫調為失敗政策洗地。

他們并未看到：在世界秩序加速重構的今天，中國的崛起不是西方模式的翻版，而是自身文明邏輯與現代化路徑融合的結果。

他們真正“崩潰”的，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