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一

第一次見到胡風，是在1982年的5月。

這年春天，我從復旦大學畢業來到了北京，對于我來講，這意味著人生一個新階段開始了。周圍一切陌生將逐漸變得熟悉，過去無法理解的，也將逐漸被理解。我有一種預感，這個在20世紀曾經出現過數不清的政治、文化、人生戲劇的地方，會給我提供不少機會去追尋歷史，去感受歷史。

況且，這里還有許多我過去僅僅從教科書和作品中知道名字的文化老人。

與文化老人面對，與各種不同性格不同命運遭際的文人面對，實際上也就是面對著歷史的一尊尊風雨中的雕像。

胡風便是我初到北京后最早見到的一位文化老人。

在即將畢業離開復旦時，恩師賈植芳先生擔心我初到北京，生活和工作都會遇到不方便，便在我離開上海時，特地為我寫了一摞信，介紹我和他的親戚、朋友聯系，以便他們能夠給予幫助。

這些人中，就有胡風。

對于一個畢業于中文系的學生來說，胡風當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上海四年，從賈先生夫婦和他們的一些朋友身上，我已經漸漸感受到，這些所謂的“胡風分子”，在當年鋪天蓋地、猛烈無情的批判中，被勾畫得猙獰可怕，被視為洪水猛獸，可是，一旦走近他們，熟悉他們，卻無論如何也產生不出絲毫類似的印象。他們不過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單純、天真、率直，乃至偏頗得可愛。

現在想來自己也覺得奇怪，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對胡風集團冤案的平反還沒有明朗，我怎么就會毫無顧慮地成了仍在中文系資料室做一般管理工作的賈先生家中的常客，并從他那里，開始了我學業上最初的起步？

更為重要的是，從他和他的朋友身上，我對歷史的認識和感受，從此便從教科書本走進了生活，從抽象走進了具體。教科書中雷同、單調乃至武斷的歷史敘述和結論，漸漸地在我眼中失去了價值。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感受。

歷史原本由人的活動構成。我相信，了解人，體味人的性格，對歷史的把握才會準確，認識才會深切許多，豐富許多。這樣，才不至于在空洞或者虛妄的概念迷里轉向，失去應有的理性判斷。

于是，在1982年的那個春天，我便是帶著這樣一種尚未完全清晰和明確的想法，走向胡風——一個當時在不少人眼中仍然顯得神秘的人物。

二

不過，坦率地說，當我第一次去見胡風時，并沒有帶著歷史賦予的好奇心和沉重感。我是以很平常的心情去看這位不平常的老人的。

一年前，胡風還處在嚴重的精神分裂狀態。在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樹則的安排下，他被送到上海治療，病情大為好轉。當時，因為他正處于恢復之中，我未能前去拜望。不過，有一次曾在賈先生家見到了陪同胡風來上海治療的他的夫人梅志和女兒曉風。

那天，她們和賈先生賈師母談得很多。遠遠近近，悲悲喜喜，環繞著他們。我在一旁靜聽，我在一旁凝望。歲月流逝和生活磨難，似乎沒有在年近古稀的梅志身上留下太多痕跡，她顯得平靜，清秀的臉龐充滿微笑。她給人一種親切、熱情、優雅的印象。

那次，從她那里，我知道了胡風病中的一些聽來令人心酸的情形。有了這樣一次和梅志的接觸，加上賈先生的關系，我的初次拜訪，也就少了一些生疏和拘謹。

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大病初愈的老人。這一年他好80歲。他顯得十分疲憊，身子直靠在沙發上，胳膊無力地平放在扶手上，大部分時間在閉目養神。

“他呀，一工作起來就不休息，從早干到晚……你瞧，這兩天他就太累了。”曉風一見到我就這樣數落著父親。

疲倦的胡風，沒有過多講話，只是簡單問了幾句有關賈先生的情況。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中有幾絲疑惑，沒有我在他過去的照片中所見到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孤傲銳氣。朦朧中我感覺到，他對初次見面的人，肯定抱有戒心。挫折與磨難，讓他不愿意輕易相信人，也無意表現出熱情。

或者說，大病期間所發生的恐懼癥，多多少少依然困擾著他。僅僅兩年前，他還不得不住在精神病院里，受著臆想的折磨。家人的記憶里，他時常在發病的時候，從病房跑到走廊上，像一個被捕獵的動物，來來回回急促地走，臉上充滿著恐怖的表情，拼命想逃出醫院。

十多年后，兒子曉谷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有一次他曾對曉谷說：“×××叛變了，正帶著兵往這邊打過來。他們要抓我。我是逃不掉了。你趕快走，還來得及逃出去。”

曉谷安慰他，給他解釋沒有這回事，他怎么也聽不進去，并對孩子不聽他的話顯得非常著急，一再讓曉谷走。到后來，只好絕望地說：“完了，來不及了。你也走不掉了。”這樣的情形，有時一個晚上要發作好幾次，一直到他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現在想來，初見胡風留給我的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嘴。我覺得，他的嘴抿得緊緊的，顯得很有力。他安靜地坐在那里，即便閉目養神，但緊抿的嘴，仍然透出一股傲然。

這個春天的胡風，身體和心情都開始好轉。在剛結束的中國文聯四屆二次會議上，他被增補為中國文聯委員。我和他談到了這件事。他對我說，他長期與社會隔絕，這幾年身體又不好，對文藝界的情況不了解，只希望文藝界真正能達到這次會議所要求的團結，使創作繁榮起來。

他最為關心的是正在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胡風評論選》三冊。這是與讀者告別將近30年后，他第一次集中出版自己的全部理論著作。梅志告訴我，過去的八種單行本全部收入，沒有作大的修改。當梅志談到這里，胡風突然插話：“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出版？”

他是在停歇了好久之后才突然講出這句話的。他的急切，他的憂慮，他的疑惑，都在這樣一句簡短的問話中流露出來。我清晰地記得，當時他的眼睛突然發亮了。直到十幾年后的今天，我仿佛依然能夠感受到那種目光對我的刺激。也是因為這樣一種轉瞬即逝的、令人難忘的目光，才使我更深地理解胡風。

對于胡風，難道還有什么別的東西比他所擁抱的文藝思想更重要？它們就是他的生命。它們日日夜夜縈繞于心。無論順境還是逆境，無論受人擁戴還是被冷落，都無法讓他拋棄自己視為生命的思想。

他看重它們，我想大概不在于它們惟一正確，也不在于它們多么偉大，而在于它們融進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生命，它們是它生存的基礎，甚至也是生存的目的。它們讓他著迷，讓他陶醉。從他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之日起，他就注定不會拋棄他們，冷落它們。

即使它們攪得靈魂無法安寧，即使它們把他絆倒，讓他在地獄門坎前打了一個滾，他爬起來后，還是將之緊緊抱在了懷里。

這便是獨特的胡風。

文壇上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這樣如此執著如此頑固如此執迷不悟地充滿著自信，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這樣顯得天真而單純，對思想之外的世界懵懂不知，徑自按照自己的方式面對整個世界。他的人格，他的悲劇，他在當代史上所具備的意義，都在他對自己的思想的擁抱中完成。

從第一次見到胡風后，我便開始了對他的觀察、理解、認識。不能說我有能力準確地把握他，我只能說，隨著自己學識和人生體驗的逐日增加，我愿意一天天更為深入地走進他的內心，走進他所處的時代和世界。

李輝與胡風先生對談

三

第一次見胡風后，我寫了一篇特寫，介紹與人們久違的胡風的近況。我沒有想到，在北京，發表這樣一篇文章，竟然有那么多有形無形的障礙。后來，文章還是在廣州的《羊城晚報》上刊登出來，這也許是胡風平反后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關于他的特寫。

那只是一篇千字文，寫它時我并沒有想得很多。但當我收到《羊城晚報》轉來的一封讀者來信時，我才意識到它所具有的實際分量。

寫信的是一位山東讀者，當年因為曾給胡風寫過一封信請教詩的寫作而蒙受不白之冤。現在，他無意間看到了我的這篇文章，才第一次知道胡風獲得了自由，而且可以公開見報了。看來，他并不是很注意新聞的人，對幾年前胡風已經得到平反的事情居然茫然不知。

根據我的文章，他在信中不無驚奇地說：“胡風從前寫的文章可以結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瘋狂地反馬克思主義了。出版單位敢于出版他寫的東西，可見對他就不用全民性的大批判了。多少年來，無論什么運動，無論在運動中，還是運動以后，批判胡風是不間斷的，看來，這種批判以后不一定會再發生了。”

我把這封長達數頁的信轉給了梅志。讀這樣一封信，想必他們感慨甚多。他們本來有許多困惑。想當年批判胡風其聲勢何等壯觀，全民參與，轟轟烈烈，席卷全國，胡風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可是，如今平反卻一直遮遮掩掩。

胡風與梅志

無論從個人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這封讀者來信，我都應該保留下來。它印證著一段變化著的現實，也印證著胡風與中國30年來的歷史風雨時而密切時而若即若離的關系。

胡風是一個歷史存在。因他而發生的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是當代史誰也無法繞過去的巨大存在。

他已經成為一個參照。

在他之前，業已發生過的“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等等，僅僅限于思想文化界，雖然嚴厲卻還沒有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遠不像他所面臨的是全民性隨心所欲的批判。從思想到肉體，從人格到外貌。這是一個開端，這是一個轉折。

這時，人們才發現，原來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無須溫良恭儉讓，無須婆婆媽媽沒完沒了的討論、爭辯，無須考慮批判對象的人格、精神的尊嚴，乃至歷史行為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用一種全民參與的方式，用思想文化之外的手段予以解決。果斷，干脆，痛快。

在他之后，即將陸續發生的“反右”和“文革”，則是將他已經經歷過的故事，擴展到更大的天地里，他所面對過的種種困惑，會有更多領域里由更多的人來感受。許許多多讓參與者興奮不已的方式，譬如檢舉揭發，譬如全民聲討，譬如抄家，以信件日記定罪，等等，早已在批判胡風時預演過，如今，人們見多不怪，只不過更加輕車熟路得心應手而已。

胡風，當代歷史之鏈上無法摘去的一環。

四

“文革”中的胡風，處在一個極為特殊的位置。

他早已被打入另冊，也就沒有資格成為“走資派”或者“黑幫分子”；他早已沒有了家，也就無從遭受抄家的蹂躪；他早已是“死老虎”，也就沒有必要被各種力量視為值得攻擊的對象；他早已淪為階下囚，也就沒有可能被押上批斗會場嘗一下“坐飛機”的味道……

“文革”中許多令人發指令人難以承受的東西，他其實早已在20年前一一經歷過。20年前一場風暴的主角，如今，退到了時代后臺，遠離政治中心，在四川監獄里感受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

可是，似乎還沒有其他人能夠像他那樣，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折射出只有“文革”才會具有的歷史嘲弄意味。也似乎有他這樣一個映襯，一些新的悲劇，才多了許多歷史的無情。

他不是主角，他卻無處不在。他幽禁于后臺，但前臺上又分明一直閃動著他的影子。假如人們有心翻閱一下從1966年到1977年的報刊，便不難發現，從周揚到姚文元，彼此位置不斷變換，惟一不變的只有陪綁者胡風。

1967年，姚文元在那篇著名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中將周揚與胡風相提并論。本來是勢不兩立的兩個人，卻被姚文元劃歸到一起：“周揚的思想同胡風的思想本質上是一樣的”；“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周揚都有，只是偽裝得更巧妙些”；“完全暴露了周揚一伙同胡風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諸如此類的批判，將20年前命運截然不同的周揚胡風，一并推上了審判席。

不僅僅周揚一人，當時許多被批判的“走資派”，不管其是否與文藝有關，也不管他們是否了解胡風，也同樣被劃歸胡風一類。

我收藏有一份“文革”時期批判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的專號。對這樣一個與文藝界并無關聯的政治家的批判，胡風也成為一個陪襯。“葉飛鼓吹‘形象’地與貧農‘忘本’的‘內心斗爭’，不過是反革命分子胡風所謂寫農民幾千年來‘精神奴役創傷’謬論的翻版而已，直接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邵荃麟之流的黑話遙相呼應……”，“葉飛還荒謬地提出：‘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沒有什么不可以寫的，都可以寫，應該寫。’‘無論哪個角落，都充滿了最有生命的東西。’等等。這時明目張膽地販賣陸定一、周揚之流所喋喋不休的極其反動的反‘題材決定’論和胡風的‘到處有生活’論。”

僅僅十年之后，又一個歷史場景的轉換，姚文元和“四人幫”則成了胡風的同類。在當時的批判聲討聲中，姚文元被回應了一篇《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胡風無一例外地與姚文元等緊緊綁在一起。他不僅被批判為“包庇胡風反革命分子”，也成了周揚的“同黨”。胡風、周揚、姚文元，原本并非一體的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則奇妙地被劃歸到一起。

不過，在我看來，這些文字的批判，遠沒有監獄這樣一個地方更能強烈地呈現歷史無情的變幻，更能反映出在政治漩渦中人的命運的不可捉摸，不可預測。

胡風是在1965年年底離開秦城監獄的，僅僅一年之后，那些當年與他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人，也一個個遭遇到胡風當年同樣的結局。

周揚關了進去。我不知道，他所關押八年的囚室，是否就是胡風度過十年時光的那一間；我也不知道，當他囚禁在里面的時候，是否會想到胡風。不過，我相信，他的思想沒有停止流動。后來證明，正是這意想不到的遭際，促使他開始進行歷史的反思。

“文革”，真是一個巨大漩渦，將胡風、將一切人都揉為一體，成為高山一般沉重的存在，聳立在中國當代歷史上。

五

曉風曾為胡風編選的一部書稿《墻內集》，書中收錄著胡風“文革”前后在獄中所寫的信、交代等等。翻閱這些書稿，我感覺好像在與胡風面對面，他那發亮有神的目光，傲然緊抿的嘴，又一一浮現在我眼前。

說是書稿，實在是一種過于輕飄的表述。這些信件，這些交代，實際上是胡風在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中人格的本色呈現。細細讀來，我想像著，身處逆境的他，如何在歷史變幻的關鍵時候，憑做人的原則，憑一如既往的倔強，牢牢把握著自己的人生走向。

除了陪綁，“文革”并非與胡風沒有關聯，監獄當然更不是他的世外桃源。他沒有被批斗，但無休止的外調，作為“反革命分子”的壓力，一日也沒有減輕過。更為重要的，他面臨著人格的考驗。

就他的遭遇而言，將更多人卷入逆境的“文革”，應該說他不會有切膚之痛。相反，那些昔日導致自己遭受厄運的人，和自己當年一樣受到批判受到磨難，對于他來說，完全有理由產生某種幸災樂禍的滿足。這樣，當一撥又一撥外調人員前來從他這里搜尋周揚等人的“黑材料”時，他原本可以毫不遲疑地予以揭發、批判。即使他這樣做，人們仍然會理解他，諒解他。

可是，如果這樣做，那就不是胡風。

胡風就是胡風。

也許他有太多受人非議的性格特點，譬如偏激，譬如不寬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則是正直、真誠。他從來不愿意掩飾自己，他把虛偽視為人格的天敵。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運，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個真正的人。

這樣的人，即使遇到“文革”這樣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動，也不會違背自己人格理想，去做落井下石或者隨意栽贓的事情，這原本是那個時代非常容易做出的事。

他沒有誣陷周揚，沒有滿足外調者試圖獲取意外材料的愿望。后來，“文革”結束后答復關于喬冠華的外調時，他仍然一如既往，只是如實地回憶自己與喬冠華的交往，如實地談對喬冠華的印象和看法。

談這樣一些文字，我非常感動，比讀胡風的一些詩歌還要感動。這些交代，用一個文人真實的人格書寫，這是他人生最好的詩。

因為在上世紀80年代我曾經和黃樹則有過接觸，便很注意胡風關于黃樹則的交代。

胡風抗戰期間編輯《七月》雜志時，發表過一兩篇黃樹則的小說，并有過短暫的交往。但后來黃樹則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本職工作上，成為著名的醫務工作者。“文革”中，擔任衛生部領導職務的黃樹則，毫不例外地也受到沖擊，而他和胡風的這段幾十年前的往來，也就成了一樁罪行。

在1967年最為混亂的日子里，外調者找到了獄中的胡風，命令他交代所了解的黃樹則的情況。從今天保留下來的十幾個問題的回答看，胡風對這位當年的作者充滿善意。

他肯定清楚自己的每句話可能具有的分量，他也清楚，在這樣一種特殊情形下，真實地講述一切，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曾經信賴過自己的那個年輕作者，當然，這也就是對得起歷史。他自然知道自己沒有任何能力保護誰，但在有限的范圍內，惟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實事求是肯定黃樹則的價值，實事求是地將黃樹則與已經成為罪人的他的關系敘述清楚，而不是違心地按照外調都的要求，往他人身上潑污水。在那樣一個年代，這原本是不少人都無法避免的一種行為。

于是，讀這樣一篇交代，我仿佛在讀友人之間充滿感情的回憶，仿佛在讀一位評論家對一位作家的論述。

“他態度沉著，言語樸實。”胡風如實寫出第一次見面時，黃樹則留給他的良好印象。胡風還寫著：

“他進延安后還寄來過稿子（應該還有信），那當是我到重慶以后了。其中有一篇記事散文寫幾個農民革命者的傷病員，一直到現在我還留有模糊的記憶。和他的小說內容相反，這寫的是他所贊揚的革命的農民首領，而且是真人真事，但風格極樸素，幾乎沒有用什么表示‘贊美’的形容詞，每個人只寫了寥寥幾筆，使我讀起來，覺得這些人都是極可信賴的至親好友。對這一種風格，我曾用炭畫比方它：它沒有色彩，也沒有吸引力目力的光，但卻使讀者默默地感受到人物們的最本質的精神內容。在生活實踐中發展下去，這種風格是能夠寫出我們的和土地一樣樸實的某一典型的農民革命英雄人物來的。”

讀這樣的文字，難以置信這是一份“文革”中一個“罪犯”奉命而作的交代。胡風坐在狹窄的空間，思緒卻如以往一樣，充滿詩意地飛翔在文學天地里。他仿佛找到了一種特殊方式，繼續履行著一個評論家的職責。窗外發生的一切，似乎干擾不了他，他依然用獨到眼光，按照自己的文藝觀，來向人們描述作為作家的黃樹則曾經擁有過的風采。

從交代中可以看出，外調者非常想了解的，還是上世紀50年代胡風上書時黃樹則是否與之有關的敏感問題。對此，胡風完全清楚其中自己每一句敘述的利害程度。于是，他用非常明確、肯定的語氣，證明黃樹則與自己的“罪行”毫無關連：

“領導上問他看過我寫給中央的《報告》沒有。49年以后再沒有見過面，他當然絕沒有可能看到過我的報告。而且，即使那時我們還見面，以我對他的處境的考慮說，不但不會把《報告》給他看，還決不會和他談到這件事以及我對文藝領導的看法的。”

這種交代，雖然不會改變黃樹則“文革”中受迫害的命運，但無疑會減輕一些他的壓力。重要的是，它又一次提供機會，考驗人性的善惡美丑，從而讓胡風體現出處逆境而不移性情的精神價值。

六

上世紀80年代，黃樹則住在中國美術館旁邊的一個小院里，我不時前去看望他，與他談起一些往事。

我們當然談到“文革” ，談到胡風。他說當時他很快就知道了胡風的交代，他非常感激胡風對他的保護。作為一個經歷過“文革”風雨的高級干部，對發生的歷史悲劇，有著自己深刻的反思。

“做人應該像胡風這樣。”一次他說。

關于這個話題，他說了很多。他說，我們總是被要求不斷地改變自己，我們也真誠地相信，革命的利益、集體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做好準備隨時為之獻身而在所不辭。作為一個革命者，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在不正常的情形下，講假話、講違心的話，卻被視為正確，而實事求是反倒被視為落后甚至反動。特別是在人們被號召互相檢舉揭發，互相批判，將人之間最為寶貴的信任感和真誠感打得粉碎。

他當年講的這番話，至今仍讓我感到沉甸甸的。

做人——多么簡單卻又多么重要，多么具體卻又多么恢宏！它無處不在，它貫穿每個人的一生。利益可以暫且放棄，榮耀可以棄之一旁，壓力可以承受，但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實實做，則是每個人應該遵循的原則，如山川河流一般亙古不變。有時我在想，生活在現實社會，我們強調了很多很多，可是“做人”這個最基本的東西，似乎漸漸被人淡忘，被人忽略，被放在了一個毫不起眼的位置。

然而，時間可以流逝，世事可以變遷，但做人的原則、標準，不應該改變。

人不是風標，一陣微風，便會改變方向。做人的原則不是超級市場里的商品，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

還有什么比真誠更有價值？還有什么比人的信任更能體現人性的美麗？

我們常常感嘆道德的喪失。可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又難以彌補的不就是對做人準則的破壞嗎？當大聲疾呼道德重建時，將做人——做一個真正的人——放在首位絕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的反思，更應是對現實人格的重構。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種特別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個真正的人一樣生活，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做人尚且殘缺，匡論他哉？

在胡風逝世之后，我曾經又去看望過黃樹則。那天談得非常投機。他以書法著答，談話間，特地為我寫了一個條幅。他抄錄的是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句：最愛東山晴后雪，軟紅光里涌銀山。

他告訴我，他很喜歡雪。純凈潔白的雪，總是帶給他溫馨與寧靜。

七

胡風念念不忘的是魯迅。

在1965年9月，他從秦城監獄里給梅志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又一次酣暢地抒發出對魯迅的深厚情感。他借一長串排比句，仿佛將心中所有的熱情、苦悶、壓抑、感傷一并宣泄出來。

魯迅在胡風心目中是一個神圣的存在。但是，這種種對并非虛無縹緲，并非高度抽象化了的偶像。他在感覺著魯迅的呼吸，感覺著魯迅曾經注視過自己的親切目光。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對于他，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化身，是一個偉大人格的昭示。

胡風當然非常清楚，無人能夠達到魯迅那種境界，但是，精神的感染，卻時時存在，永遠不會淡漠。我們不難發現，與魯迅關系密切，受到魯迅關心和愛護的一些人，在后來的日子里，總是無形之中將魯迅作為自己人生的向導，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魯迅的不同側面。

蕭軍嫉惡如仇，剛直不阿；馮雪峰忠厚樸實，正直善良；胡風獨立、執著……更重要的是，即便在極為復雜和艱難的情形下，他們也從來沒有失去做人的原則，沒有讓種種惡習蠶食靈魂。風雨中，挺立起來的，還是大寫的人。在這一點上說，他們可以告慰魯迅。

給梅志寫關于魯迅感想這封信的時候，胡風沒有想到，僅僅不到一年時間，他心目中那個偉大而親切、神圣而樸實的魯迅，被一股強力，納入到極為奇特的境地。

一個失去本來模樣連魯迅自己也未必能夠辨認的魯迅。一個如同道具一般在紛亂舞臺上搬來挪去的魯迅。一個被抽去靈魂被閹割生命僅僅是木偶一般的魯迅。

偉大的魯迅，尷尬地聳立于人們面前。

他被套上一個個耀眼的光環。他似乎得到了應該得到的所有贊美。可是，他的精神實質，他的思想最為深刻最富生命力的內容，卻變得支離破碎，甚至化為一陣云煙飄散。

他的生命本是一個巨大豐富恢宏的存在，卻偏偏根據需要被任意簡化乃至歪曲。魯迅不再是魯迅，研究魯迅也僅僅限于資料的收集，有時自然無法避免違背歷史真實的取舍。在這種狀況下，學習魯迅，無疑已經成為一句空話。可以有成千上萬人讀魯迅，研究魯迅，可是，魯迅精神哪里去了？它找不到可以寄寓的軀體。

他頓時被奉命為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的所有思想所有言論，仿佛早就為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革命作好了準備。不同派別，不同利益集團，不同目的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是魯迅的知音，可以根據各自的需要，從他那里隨手拈來能夠作為護身法寶的東西。

于是，《魯迅全集》成為一個軍火庫，儲藏著每一時刻急需的物資。批判周揚也好，批判“劉鄧路線”也好，批林批孔也好，都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這座倉庫，毫不費力氣地搬起一批槍炮彈藥，然后投入此起彼伏沒完沒了自以為偉大神圣的戰斗。

他似乎達到輝煌的頂鋒。然而，與他同時代并且有關的所有人，幾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胡風、馮雪峰、蕭軍等人姑且不論，因為他們早已被打入另冊。

他晚年的知己瞿秋白，一篇《多余的話》導致厄運，在遇難30年后重又被押上審判臺，陵墓被毀，靈魂被蹂躪。他曾經關心過的方志敏，不再被視為英雄，清貧人生戰斗人生，同樣被潑上污水。

毫不奇怪，那些與他相左的左翼陣營的同志，如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條漢子”等人，無一例外地或者走進監獄，或者被批斗被流放，而他當年對他們的批評，理所當然成為他們的歷史罪證之一。

作為一面旗幟，魯迅仍然被高高地舉起。可是，他所代表的上世紀30年代左翼隊伍，卻偏偏全軍覆沒。歷史被閹割，偉人被架空，一面旗幟插在一片荒漠上。荒漠里沒有點染生機的草木，沒有流淌激情的河流，沒有對手，也沒有知音。在這樣一種情形下，魯迅焉能不成為一個真正寂寞的孤獨者？

誰能想像魯迅面對此情此景的心情？

無法想像。

八

1955年的突然變故，對于胡風實際上意味著思想的停滯。在一生的最后30年，除了晚年平反后為數寥寥的幾年之外，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和醫院里度過。換一句話說，他的軀體被禁錮，而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思想，也無形之中被突兀而至的巨大慣性帶到一個靜止的、狹小的空間。

他的性格，決定了他仍將不懈地執著于往日的追求，他不因外在的變故而減少藝術和思想的熱情。同時，他當然也不會淡忘本來就糾纏于心的那些紛繁人事。過去，他反復辯解反復論證，試圖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支持。現在，在獄中，他仍然抱著同樣的愿望，而且因這突然的變故顯得更加強烈。

不變的是胡風。

從被捕入獄的那天起，一直到“文革”結束，胡風從未停止過對自己思想的解釋和對文壇糾紛的描述。他是可貴的，他沒有輕易地放棄自己的文藝觀，更不能承認自己是反革命。1965年在度過十年鐵窗生涯后，他和兒子有過一番對話。

“你是不是連文藝理論都不承認有錯誤？”曉谷問。

“至少到現在還看不出錯來。”胡風說。

胡風還對曉谷這樣說：“要我承認是反革命，這還不容易。但我不能這么做。×××在延安整風時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受到表揚，到處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報告，說得有聲有色。到后來證明完全沒有這回事。我不能這樣做。”

當然不能。30年間，像蛇一樣纏繞于心的就是希望還原一個真正的胡風。這一點上，獄中的他，和1954年急切對寄出“三十萬言”時候的他沒有太大區別。他不能接受那些對手們施加于身上的罪名，不能容忍將自己劃歸為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的異類。多少年的左翼工作，與魯迅的親密關系，都讓他足以有資格認為，與批判他的周揚一些人相比，在對領袖和革命的忠誠方面他同樣毫不遜色。他的文藝思想中關于作家的“主觀戰斗精神”和“處處有生活”，是符合文藝規律的，并非是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挑戰。

委屈、冤枉、痛切，諸如此類的情緒，始終在折磨胡風。于是，循環反復的申辯，沒日沒夜的苦思冥想，消耗著他的大部分生命。他的眼睛始終關注在一個既定點上。他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他無法輕松。他的性格使他注定做不到聶紺弩的那種坦然、豁達，乃至玩世不恭。他實在太嚴肅、太鄭重、太無法調和，他也就只能讓自己如此沉重地在時間里走過。

他也不像有些“胡風分子”。

綠原同樣關進了秦城監獄，但他很快調整了自己的狀態。這位精通英語的詩人，開始在獄中自學德語，甚至僅僅根據一本詞典來自編一冊德文文法。當他走出監獄，當他平反之后，一個功力深厚成就卓著的德文翻譯家由此而出現在人們面前。

賈植芳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度過十年時間，“文革”中又遭受種種磨難，但他的達觀一天也沒失去過。做人的原則沒有改變，對胡風的敬重和信賴沒有改變，并堅信歷史會證明自己的清白。但這并不影響他微笑著面對一切艱難。無論在何種場合和環境下，他都能保持平靜。他的快樂笑聲，永遠感染著人們。這樣，當平反之后，他便得以有可能精力充沛地繼續對歷史對文學的思考和研究，用學識和人格影響又一代新的學生。

和他相似的是路翎。這位被認為最有才華的“胡風分子”，陷于了與胡風一樣的狀態。他不能明白突然降臨的一切，不能接受施加于身的罪名。他焦慮不安，他不得不寫那些沒完沒了的交代，讓流行的語言侵蝕他的藝術思維。瀟灑的、才華橫溢的路翎，變得沉默，讓內心的痛苦折磨自己。他和胡風一樣，一度精神失常，創作《財主底兒女們》和《洼地上的“戰役”》的那個路翎消失了。“文革”后，朋友們震驚地看到，路翎已經不會興奮，不會微笑，眼睛呆滯無神，而過去，它曾被朋友們認為最有魅力的一雙眼睛。

我沒有去了解胡風與路翎重逢的情景。不難想像，那一定是令人揪心的瞬間。他們面對著，卻不能流暢地交談。他們握著對方的手，卻很難感覺到各自思想的流動。

我甚至有些冷酷無情地這樣想過，假如胡風不是那樣過于沉溺于自我辯白和申辯，假如他不是僅僅著眼于一個既定的內容局限自己的思維，寂寞歲月中的他，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種方式走到恢復名譽的那一天。

他可以如同一個思想家一樣，在抽象世界里找到寄寓生命的所在。他可以擺脫文壇人事糾紛的困擾，平靜地思索，深入地研究業已形成的文藝觀，使之更加系統化、理論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如果可能的話，他還可以真正進入到歷史思考的領域，從魯迅那里獲取思想的力量，把魯迅關注過的種種人生的、文化的、歷史的問題，根據自己命運感觸，根據自己獨特的經歷，進行新的透析。這樣的胡風，將是一個發展中的胡風，一個走出昔日陰影的胡風。

可惜，這只能是一種假設。

這是一個遺憾。

胡風把遺憾留給了自己。

九

我很喜歡讀綠原在80年代翻譯的德語詩人里爾克的詩。里爾克的詩精粹凝練，他用自己的創作證明，詩中的理性，有時往往比濃烈的情感更具感染力，更能刺激人的思維。

談到里爾克，人們一般常常以《豹》作為他的代表作。但下面這首《孤獨者》，更讓我感受到一種與宇宙一樣廣袤無際的悲哀。它容易讓我想到胡風。

不：我的心將變成一座高塔，

我自己將在它的邊緣上：

那里別無它物，只有痛苦

與無言，只有大千世界。

只有一件在巨大中顯得孤單的東西，

它時而變暗，時而又亮起來，

只有一張最后的渴望的臉，

被擯棄為永遠無可安慰者，

只有一張最遠的石頭臉，

甘于承受其內部的重量，

而悄然使之毀滅的廣漠空間

卻強迫它日益趨于神圣。

曾卓、綠原、冀汸、李輝 、牛漢、黎丁的合影

在我看來，詩里的那張“最遠的石頭臉”，就仿佛我所面對過的那個蒼老的胡風。他以自己微弱的身軀，在那么長的時間里，承受著精神的折磨，最終也沒有改變自己，像一個真正的人挺立在風雨之中。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理解他，甚至因他而株連的一些友人，是否就真正理解了他呢？他的文藝觀和性格，曾使他對不少人作過嚴厲甚至苛刻的批評和指責，由此而招致的非議，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他的認同？他的思想中最有價值的東西，他的人生交響中最具華采的樂章，人們到底認識多少，理解多少？今天或者明天的年輕人，還會理解他嗎？

每當想到這些，我不由得感到某種悲涼滲進心底。

交鋒的不是思想，更不是文學和藝術。如果是思想，是文學和藝術，那么，沖突和矛盾，便會成為巨大動力，促使各自思想的深化和發展，促使各自藝術的提高和創新。此種狀況下，雙方都會無須借助思想和文藝之外的力量來解決矛盾，而是樂意伸出手將權力的影子揮走。真正思想意義藝術意義上的派別之爭，會帶給人們挑戰和競爭快感。

可惜，并不久遠的歷史，沒有提供這樣的景象。

塵埃落定，留下來的，還有什么呢？

這是我寫作“滄桑看云”時不斷浮現于眼前的景象。不能不面對它們，不能不描述它們，同時，又不能不為之惋惜為之感嘆。人們是否還需要思想之外、文學之外的東西來獲得刺激和亢奮，新的對象是否又會被選定，然后以此為焦點不同人重又匯聚一起，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消耗生命？

但愿往日景象不再。

十

最后一次見到胡風，是在1985年他去世前10天的時候。

去醫院之前，我順道先去看望路翎。他剛剛去醫院看過胡風，告訴我他發現胡風的身體狀況很不好。聽說我馬上要去，他特地拿出一個沙丁魚罐頭，一定要我帶去，還特地叮囑我，千萬別對胡風說這是他讓送的，要說是我在街上買的。我有些納悶。原來，這正是他剛剛探望胡風時，胡風硬要他帶回來的。他知道胡風最愛吃沙丁魚，他愿意這個罐頭重新回到他所崇敬和感激的胡風身邊。

我很感動。從其他胡風的朋友身上，我也見到過他們對胡風同樣的情誼。我為他們之間這種深厚情誼而感動。

在朋友心目中，胡風的重要位置永遠是他人無法取代，那些朋友，盡管因他而受難，盡管因他而消磨青春，可是，一旦獲得自由，一旦可以重新沐浴陽光，他們對他敬重依舊，情誼依舊。他們不在乎別人如何議論，也不在乎仍將遇到什么。既然歷史已經將他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既然胡風仍然健在，那么，就不會有什么東西能夠將他們分開。哪怕他們彼此之間，各自有著不同的性情、意趣和志向，但他們在對待胡風的態度上是一致的。僅此足矣。

這便是胡風與眾不同的魅力所在。他的吸引力，不是能夠帶來飛黃騰達的權力，也不是可以賜予人的恩惠。作為一個詩人一個文藝理論家，他擁有激情和人格。而正是這樣一些最為珍貴的東西，像一個巨大的磁鐵一般，將許多敬重他愛戴他的文學青年吸引，并樂意在他的影響下培養下成為一位詩人一位作家。

當我最后一次坐在胡風面前時，我想到了這些。

83歲的胡風，4月份時突然被發現患了癌癥，而且已經到了晚期，醫生估計，很難活過這一年的10月。

和不久前相比，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身材魁梧的他一下子變得瘦削，臉色發青，精神顯得十分萎頓，幾乎說不出什么話來。他的生命之火即將熄滅。

在這之前的兩三年里，可以說是胡風晚年精力最為旺盛的時期。在這段時間里，他為《評論集》寫下數萬字的長篇后記，系統闡述自己的文藝觀，并對一些理論分歧再將進行梳理。

他又在親人的幫助下開始撰寫回憶錄。大家吃驚地發現，他的思維活躍如年輕時候，每天工作近10個小時，也不肯停下休息。幾十萬字的寫作數量，對于像他這樣一個備受病魔折磨的老人來說，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難道他預感到生命即將結束？難道命運早已安排好，要他在生命即將終結時，再次享受一下創作的快樂？

1984年的6月，胡風在梅志的陪同下參加了區級人民代表的選舉。這是他自1954年以來第一次行使公民權，對此他比任何人都要看重。那一次，他曾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憲法未能使自己免遭磨難。也許他預感到，這將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機會，他顯得格外興奮和鄭重。

他走到選舉站，將自己的一票投給了兩位教師。回到家里，他寫下《喜投神圣的一票》：

六月十八日，力疾赴中國藝術研究院投票選區人民代表。我選了候選人中的一位幼兒園老師和一位音樂教授。我第一次知道她們的名字，但我信任侯選制和她們的職務。

在舊中國，我沒有行使公民權選舉過代表，我連是否有這種權都不知道。開國后，我才憑公民權選舉過人民代表，也被選過。現在是和社會隔絕了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親自投這神圣的一票。占一絕志感。

學園藝苑喜逢春，敢捧師心合眾心。立本開源興四化，情投國是理求真。

當時，梅志將胡風的這首詩寄給我，很快發表在《北京晚報》上。見報當天，梅志就給我來信，其興奮之情躍然紙上：“今天見到胡先生的《喜投神圣的一票》刊出，很是高興，這一票真是來得不易！”

此刻，坐在白色世界里，看著眼前精神萎頓的胡風，我感慨良多。沉默中我凝望著，仿佛看到一段漫長的歷史在他身上流過。他經歷的實在太多，他帶給人們的話題也實在太多。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上，還有誰能比他更能引發出關于人生悲劇和文化命運的思考？

我想了想，似乎沒有。

就是在那一時刻，我醞釀已久的想法最后確定下來：寫一本書，記錄胡風和他所遭遇的一切。多年之后，我完成了《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可惜，此時他早已離開人間，沒有可能讀到它，我無法知道他是否贊同我對他和他所經歷的歷史的描述。

又是一些日子走過。雖然完成了《文壇悲歌》，但我從沒有覺得對胡風的認識和思考可以結束。歷史不會窮盡，對歷史人物的認識和思考同樣不會窮盡。

既然歷史選定了他，一陣風暴將他吹起，他也就成了悠悠歲月里一座再也不會消失的雕像。那么，凝望之中，人們的歷史沉思再也不會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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