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的女幼師周易，夜晚下班回家途中，遭陌生男子刺殺13刀不幸身亡。5月22日晚，周易的母親告訴極目新聞記者，兇手條理清晰不像是精神病人，目前他們正在申請對兇手進行第二次精神鑒定。

據周母介紹，女兒周易今年24歲，大學畢業(yè)后在廊坊市廣陽區(qū)一家幼兒園做老師。今年2月26日晚8時許，女兒下了班約同事去學游泳，步行回宿舍的路上時，她和母親一直在視頻通話。

“女兒還說過幾天就是婦女節(jié)了，正好趕上周末，可以陪我一起過節(jié)。”周母回憶起當天的情形泣不成聲。她說，聊著聊著，女兒走到了薛家營新村小區(qū)對面，她突然聽到女兒說“我給你”“我給你”，然后大喊救命。周母說，她當時以為女兒遇到搶劫了，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就聽到一陣慘叫，緊接著又是一陣慘叫。“當時我都瘋了！”她趕緊給同在廊坊的大女兒打電話，讓她先過去看看。等她趕到廊坊時，孩子已經在太平間了。

案發(fā)時，她正與母親視頻通話，那句“可以陪我一起過節(jié)”的承諾，最終成為母親余生難以愈合的傷口。當兇手以“精神疾病”為由試圖逃避法律制裁時，這一惡性事件再次將“精神病是否為犯罪擋箭牌”的爭議推向輿論中心。

根據周母的陳述，兇手作案時表現出極強的目的性：提前攜帶長刺刀、挑選獨行瘦弱女性作為目標、作案后冷靜清洗兇器并更換衣物。這些細節(jié)均指向其行為具備清晰的預謀與邏輯，與“無法辨認或控制行為”的精神病人特征存在顯著矛盾。

然而，此前的精神鑒定結果卻為兇手貼上“精神疾病”標簽，引發(fā)家屬強烈質疑。類似案件并非孤例，在山東青島兩名女幼師遇害案中，兇手同樣以“精神異常”為由申請鑒定，但法院最終以“無證據證明其作案時喪失行為能力”為由駁回訴求。

精神疾病鑒定的復雜性在于其主觀性與技術門檻。我國《刑法》第十八條規(guī)定，精神病人需同時滿足“不能辨認或控制行為”“經法定程序鑒定”兩重要件方可免責。然而，實踐中鑒定機構水平參差、程序透明度不足，導致部分案件成為“鑒定的戰(zhàn)爭”。例如，云南某幼兒園教師針刺63名幼兒案中，盡管兇手被認定患有人格障礙，但因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仍被追責。這表明，司法體系對精神病的認定并非“一刀切”，關鍵在于行為時的實際狀態(tài)。

法律對精神病人的“寬容”本質是對人權的保障，但這一制度設計正被某些犯罪者異化為“免死金牌”。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刑事案件中，約12%的嫌疑人申請精神鑒定，其中僅3.6%最終被認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這一比例折射出司法實踐對“精神病辯護”的審慎態(tài)度，但也暴露出鑒定機制亟待規(guī)范的問題。

本案的核心矛盾在于，若兇手確為精神病人，其監(jiān)護人的責任何在？若鑒定存在瑕疵，如何保障受害者家屬的救濟權利？根據《刑事訴訟法》，被害人家屬有權申請重新鑒定，但需滿足“原鑒定程序違法”或“存在合理質疑依據”等條件。周母的訴求不僅是個人對正義的追尋，更是對社會公平的叩問，當一條鮮活的生命因暴力消逝，司法必須給出經得起推敲的答案。

破解“精神病擋箭牌”困局，需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司法鑒定透明化：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精神病司法鑒定標準，引入專家聽證與公眾監(jiān)督機制，避免“密室鑒定”。例如，可參考德國“雙重鑒定”制度，要求至少兩家權威機構獨立出具意見。

二是對于被認定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其監(jiān)護人若未盡到看管義務，應承擔連帶民事賠償甚至刑事責任。云南針刺幼兒案中，幼兒園與房東因管理失職被追責，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

三是加強精神衛(wèi)生公共服務，建立高危人群動態(tài)監(jiān)測網絡，要求潛在危險患者定期接受治療。

周易的悲劇撕開了社會的一道傷口，當暴力披上“精神病”外衣，個體的傷痛可能演化為公眾對司法信任的瓦解。此案二審在即，公眾期待的不僅是對兇手的公正審判，更是對制度漏洞的修補。

法律學者羅翔曾說：“仁慈必須以正義為前提，否則便是對惡的縱容。”精神病患者的權利需要保護，但絕不能以犧牲無辜者的生命為代價。唯有讓每一起案件的鑒定經得起陽光審視，讓每一項判決傳遞出法律的理性與溫度，才能避免“精神病”成為撕裂社會共識的利刃。畢竟，真正的文明社會，從不會讓受害者的血白流。